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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和“后经学”时代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既陷入“破而未立”的困境之中，亦朝向无限可能性。自年始，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而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其中傅斯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本文作者意图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如何陷入种种的“两难”，剖析他们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再现特殊时代下他们所承载的志业与命运。今天是傅斯年先生诞辰周年，我们重刊此文，以表达对他的纪念。
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傅斯年
*本文选自《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译本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王汎森
这是廿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稿，正式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几年前，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余英时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请学校时的研究计划一个是战国到秦的思想转折，一个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当时甫自耶鲁转来，见面之后便说，他认为我应该用傅斯年为题写博士论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从未有专书。
为了写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国念书的旧笔记，居然发现我于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顿帕玛堂与余英时老师的一段谈话记录：
下午与余老师谈，老师见面便建议我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他说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回答说这些档案数据太过零碎，余老师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而且可以与我先前写过的两本书（案：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年出版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相联。
就这样，我放弃了原先准备研究的题目，改作傅斯年。
傅斯年（.3.26-.12.20）
抗战期间在重庆或李庄时拍摄
在写这部论文的过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其学术观点的人，自然会去读他的原书，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我基本上遵守了这一个指导原则。所以虽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许多见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并未大量复述他的文章。
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传记必然要包括许多有趣的事件与交往情形，但此书对这方面的细节都尽可能地割舍了，除非它们能彰显历史的意义，生活传记方面的工作应该留给对傅氏的生平有兴趣的朋友来做，或是用一部年谱长编来表达。再者，此书是以英文撰写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体例，它必须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所以此书是在一定的脉络之下开展，逸出这个脉络，或安排进去显得太臃肿的部份，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书之后，我又陆续写过几篇补充性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前三篇已收入本书的附论）——
一、《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二、《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三、《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
四、《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夷夏东西说》部分草稿
大概是在普林斯顿读书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罗伦斯·史东（LawrenceStone）的《历史叙述的复返》（“TheRevivalofNarratives”）一文，后来我也听过他有关16世纪欧洲的课。史东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责现代历史书大多不堪卒读，忘记了历史家本来的身份便是故事讲述者。他批判了年鉴学派史学，批判了新经济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微词，提倡一种以问题为主干，但又不失叙事味道的历史写作。
此书的写作方式多少受到史东的感染，故希望它是问题取向的，但同时也是可读的。不管我成功地作到几分，但我在下笔时比较含蓄，对当时心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未尽情地叙出，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此能有理解。
时间过得真快，离本书初稿写成已有二十几年。在我着手写这本书时，中外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一本以傅斯年为主题的专书。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几篇学位论文，但最后都没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时仅有一部参考文献是AlanMoller一本题为“BellicoseNationalistofRepublicanChina:AnIntellectualBiographyofFuSsu-nien”（《中国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的博士论文。此书写到一半时，聊城师大历史系教授合写的《傅斯年：大气磅礡的一代学人》才出现。现在，有关傅斯年的中文书已经很多。这都是这十几年来的新荣景。
蔡元培送给傅斯年的一副对联
除了交代撰写本书的因缘外，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记下一些零星的看法。
我认为，傅斯年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关于他的讨论就不能不与这三者有关。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我的书出版之后，《美国历史评论》中有一篇书评，作者相当明快地指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它在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两难”（EdmundS.K.Fung,AmericanHistoricalReview,February），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Geertz）所说的”蓝图”（blueprint），这种困境反映在许多青年人迷惘、自杀的事例。没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们，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年出版的剧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说的：”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里，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
但后传统时代也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个各种论述相互角逐，并试图成为“领导性论述”（leadingdiscourse）的时候。从年起，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而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傅斯年在其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
他们当时奋战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体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这时候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
“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的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的迅速传播。
傅斯年是“后科举时代”的人。对于读书人而言，科举的废除是危机，但同时也代表着各种新的可能性，至少读书人不必再局限于读书作官这一条窄路，他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职业。家里门口的一条河，可能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天险，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机会。
科举废除，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用什么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社会的菁英？过去在科举传统中，答案相当简单明确——考场上的文章是一个清楚的“传讯”媒介，可以决定谁是菁英。现在“菁英”的范围显然变得多元了，但还有一层更重要，现在人们正在摸索什么可以成为新的“传讯”媒介？拥有外国学位的人，身上握有强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领域中（包括新型的报刊杂志）成为领袖的人，或者是在社会空间中进行横向连系，成为社团、政团的领袖，或者在地方上成为豪霸，或者是成为新学术、思想的领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与胡适等一批新知识分子，很快地成为学术文化的领导菁英。问题是新思想、新学术的领袖所鼓吹的东西五花八门，为什么以胡适、傅斯年为主体的这一派会取得优势，何以胡、傅所领导的带有实证论色彩的历史考证学派会成为一代之主流？这当然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解释。我在这本书中也曾谈到这一点。书中提到，他们都熟悉并深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比较能欣赏清代考证学所展现的某种与西方现代学术能够接榫的重证据、推论严谨的“科学”精神，所以相当自然地以“新汉学”为津梁去接引现代西方学术。此外，他们大都不满于中国近世思想传统中过度重视心性及内省论的倾向，以及太过含糊笼统的思想方式，所以倾向以谨严而确定的知识系统来医治中国思想学术上的痼疾。当时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语言考证学派成了相当顺当的选择。
年前往安阳视察第11次发掘情形，右一为梁思永，右二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不过，如果摆在“后传统时代”来看，在那样一个失去规范的时代，人们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观而确定的东西，而拒绝充满问题和紧张的（诸如Weber）思想体系，以重新稳住崩解的秩序。这种心理也部分地解释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这些人虽然在德国念书，却与当时德国学术界争论得相当热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有一场大辨论，重“理论”的风气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参见LawrenceA.Scaff,FleeingtheIronCage），但是傅斯年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痕迹，反倒是选择了轻理论重实证的语言考证学派。
不过他们并不是清代学者简单的重复，他们虽然与清学有延承之处，但他们的“学术心态”并不一样。他们对“学术”是什么，“史料”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乃至于史家的社会角色、政治功能，以及“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种“心态丛聚”，在这些“心态丛聚”方面他们与清代学者或是传统“文人”之间已经决裂了。我们已经相当熟悉傅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新思潮的倡导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极少留意他对现代学术的看法其实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看法，并且有意识且有系统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旧文人的历史文化。
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时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当细致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提到他把古史辨运动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起来。这个态度，如果只读傅斯年的全集，其实不大能够清楚地看出，我虽然早已从他字里行间看出这一点，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他用极为潦草的字体所写的一篇讥刺顾颉刚的小说（见本书之“附录一”），才确定下来。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写从疑古到重建之过程，而且也提到，这是后来学界脱离古史辨派影响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后经学时代”的学者。他是从“经学时代”到“史学时代”的转折性人物，自汉代以来，所有的经学观点所建立的静止的中国世界观被以史料为中心建立的变动与发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从而也是现代世界）取代了。同时因为他倡导“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使现代专业化史学得以生根，但因此引来传统派史家与左派史家猛烈的攻击，同时造成历史知识之社会功能与史学之社会角色的变化。
临猝逝前不久，摄于台大校长室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时，傅斯年刻意扬弃内省论式的思维传统，主张“国民训练”，主张“约律主义”，反对以内省式的道德哲学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我不敢确定傅斯年是否读过康德在年所写的有关历史目的论的论文，但是他的论点却有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一项指导性规划》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认为未来社会的进步是靠着使人人成为圣人，或是宋明理学中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或毛泽东《送瘟神》中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他与陈独秀都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反讽——当人们生活在野蛮社会时，需要发展一套规则体系来限制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限制和规范又有助于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因为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无休止地斗下去，所以必须要坐下来制定各种规范，社会因而往前推进一步。这与中国内省的思想传统正好相异。
这本英文书的书稿早在年底已经完成，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年接受出版。但是因为我的研究兴趣已经不在这里，所以直到年才将手边放了多年的校样寄回。我常对朋友开玩笑，我有“心理障碍”。对我而言，校稿比写稿还难，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刚刚写定那一剎那，我已经对写出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了。也因为这个“校稿症候群”，此书中译稿在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搁将近十年，对原译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王汎森于台北
.6.6
.5.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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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王汎森著
“当代学术”系列
72.00元，年6月
ISB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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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汎森（—）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台湾云林人。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历史研究所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职史语所研究员兼所长。任教于台大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的谱系》《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等。
内容简介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学界最活跃、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也是政治和社会批评家，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本书作者利用台湾史语所珍贵的“傅斯年档案”和《傅斯年全集》等第一手材料深入研究，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看傅氏走过的人生道路。他组织并领导了二十年以史语所为核心的学术群体，派遣专业团队开发档案，开展人种学调查，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促成了如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清宫档案的收集与研究等很多领域的进步。
他强调中国历史学的专业化，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及其收集材料的方法，对形成学术研究的新风范有意义深远的贡献。
作为历史学家，他最重要的学术主张是“夷夏东西说”，本书重构傅斯年打破过去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元论体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论，从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过程。
傅斯年的晚年生涯揭示出政治如何实际主宰并最终耗尽了他的生命。
傅斯年生活在“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作者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如何陷入种种的“两难”，剖析他们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进而将傅斯年的个案带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之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通读全书，作者的这一努力可以带给读者很多的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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