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一个我”是一个很庞大的命题，同时也很严肃。这样的庞大和严肃并不是说它是知识分子、精英、哲学家、科学家或各领域学者终日孜孜矻矻探求的命题，而是它关乎每一个降临人世、拥有自身意志与行动力的人。局限在狭小的邮政报刊亭内、呼吸着油墨味的卖报阿伯可能会思考这个命题，在暴雨中狂奔去教学楼上课的大学生可能会思考这个命题，已经看到子女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家庭的父母可能会思考这个命题。总而言之，这个命题像苍耳一样，载体有许多，被裹挟去的地方也很多，无论眼前还是远方，当然，它也可能根本没有传播生发的机会，也可能被野兽或人类的脚磨碎，命运总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如何完成一个我”在不同人身上，首先，有是否已经被纳入思考、是否已经觉醒的差别；其次，是思考过程、风格、方式和结果的差别；最后，是投入实际、最终完成效果的差别。能够经历过三个阶段，大抵可以说我们不须人间此行；然而，这个命题又并非是一个限制了量性的命题，它始终在变化，可能倒退，可能发展，依时、地、人、因的错综复杂显出不同的果，而后又循环往复。我不如弗洛伊德，将大把时间、精力与篇章花在人格结构理论上，无论是ID动物我（本我），EGO现实我（自我），还是SUPEREGO社会、道德我（超我）。其实，就“如何完成一个我”的历时意义上，这三个我亦可以嵌入这个命题：在“完成一个我”的过程中，经内视而发现本我，因入世而调整自我，欲经世而追求超我。所以在后文的探讨中，“我”将作为一个整体语词。
钱穆先生的《人生十论》系其所撰人生问题文稿之结集，包含古今，横跨中西，虽探讨高深人生哲学，然因系钱穆先生在港台讲演稿的整合，口吻亲切，笔风自然，并不将人生问题镀金贡于高台之上，使世人引颈眺望，而是可置双目前、双手上悠然视之，亦不失敬意。我是在大一九月小学期时看的这部书，它也是我接触钱穆先生的第一本书，极是吸引人，让我想起一些高中时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时的心情。然又不甚相同，与前者喃喃低吟、缓缓行进相比，冯老因系为美国高校开中国文化课，文稿更系统化、导论化，且原稿为英文，多少失了中文底蕴，非赵复三先生的翻译所能补救。
“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向外的要在外建立，向内的则要把外面拆卸，把外面遗弃与摆脱。外面的遗弃了，摆脱了，然后你可走向内。换言之，你向内走进，自然不免要遗弃与摆脱外面的。”
“人生永永向前，不仅人生以外的宇宙一切变动要推送它向前，即人生之自由的内在倾向，一样要求它永永地向前。以如此般短促的人生，在其无限向前之永无终极的途程中，得到一个‘适’，得到一种无终极里面的‘终极’，无宁止里面的‘宁止’。”
“人生只是一串不断的事情之连续，而在此不断的事情之连续的后面，则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为此许多目的而始有其不同的意义。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
若为摘抄醒目、动人、豁达之语句以为自身之勉励与心灵之点拨，先生的这本书的确适合作为读本。然而阅千秋万域百家之言，并非仅为摘抄。若得体悟其中一二深意，再反思运用及自身行世，于我，可谓大哉之行。纵读《人生十论》，最大感慨乃如题“如何完成一个我”。以我的理解，先生的人生观概而言之，便为：动态地、积极地、有目的性地、求适地去完成一个我。先生认为，只有由外向内摸索，又由内向外建驳，不停摸索，不停建驳，同时以真善美为原则，以心物交融为途径，以得适知命为衡量，方可得出人生的目的与自由，方可解脱人之苦痛，方可完成一个我。在这过程中，这四个要素，又各有其鲜明的理论依据与现实特征：摸索与建驳，便是建立与推翻的反复过程，是黑格尔辩证法中作为精髓的自否定原则，突出了为了“完成一个我”必经的那种“内在的、不安息的、自己运动、自己向上”的诉求。以真善美为原则，是我（社会我）仍于社会基本道德之中的自觉自制。以心物交融为途径，避开了纯唯物论者将人的双手仅仅看成生产工具而导致的偏狭的唯物史观谬论，扩大了人类的生命。以得适知命为衡量，则立根于传统儒学的中庸之道。
这里的第三个要素“心物交融”尤为有味，是因为先生以“匠人制造的桌子里寓有匠人一部分的生命与心”为例，指出了一条批判性研究马克思的特殊道路。先生以为，马克思将研究经济学这某一部门的头脑来讲全部人生，将人身和人生全部当作生产工具，会得出“宇宙之终极目标与意义只在生产”这样的错误推论，颠倒了生命与生产的始后顺序，当知是为了生命才要生产，不是为了生产才要生命。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先生的说法。世间所有哲思，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多年来中国政治与教育对唯物主义的垄断宣扬，大大削弱了本国学生对唯心主义的接触与正视。若说唯物主义是绝对理性的、客观的、严肃的，唯心主义则更显人性中的热情、自然与意志力（当然也要避免削弱理性、只宣扬信仰的盲从的僧侣主义）。然而，过分强调主义之分本就令人疲倦，甚至有损哲学思考。一如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论》中所言，“人类并非是依靠纯粹的理性繁衍下来的，我们也需要热切的、美好的、不需要解释得透透彻彻的信仰，或无害的迷信。”所以，我们尊重客观规律，但不迷信唯物主义，我们有内心信仰，但不沉醉唯心主义。人类文化绝不应该仅仅是唯物的，而是心物交融，生命与物质交融的。
而在这四个要素中，私以为第一个要素“摸索与建驳”最为核心，某种意义上它已经综合了其他三个要素。首先，对个体的我而言，摸索与建驳至关重要。虽说每个人的长处、性情、人格、内外涵养等实在不能一言以蔽之，不过，不能为自己概括提取出一两个关键词、在填写各种表格上的“个人简介”一栏时心寒手颤，这样的情况，也实在是缺乏自我内向探索的预警。这并不是在贴标签，因为我们是以“描述性”角度来看待一个人，而不是“判断性”。有些学生善舞，有些学生是天生歌姬，有些学生痴迷化学实验，有些学生钻研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各有各的关键词，各有各的外化表现，需要“我”去摸索。而对于我个人，便是文学与写作。在这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从初中最喜欢的诗人顾城，高中最喜欢的学者木心，到现阶段最喜欢的哲学家兼作家狄德罗。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修女》《拉摩的侄儿》等一系列哲思小说对我目前的小说写作和人生向路起了很大的启发。而在我读钱穆先生的《人生十论》之前，人生对我而言，恰恰就是一个阶段与下一个阶段的衔接与递进。
除了适用于完成一个又一个层进发展的我外，“摸索与建驳”同样适用于由无数个我组成的共时人类社会。没有法律产生时，杀人偿命是彼时社会共同接受承认的习惯法；法律产生后，社会则进入了艰难的法律意识转换期；待到比法律更有约束力的道德普及内化之时，作为最低限度道德的法律也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故如先生所言“若没有文化的人生，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演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观念，恶的评价，也将随而更鲜明，更深刻。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实乃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
此外，“摸索与建驳”也贯穿了历时意义上的人类历史。秋季学期，我赴台湾交换学习，也实实在在去了钱穆先生的故居，看看他写下“一九八二年四月钱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的地方。故居在台北士林区东吴大学校园深处的一个斜山坡上，不大的红铁门，棕色的挂牌上写着老人的名字，进去后先是大片绿色的草地，左边便是著名的枫叶小道，又恰逢枫叶开得正红的时候，一阶一阶走上去，没有一处落脚的地方没有鲜红的枫叶，刚下过雨，又镀上些闪闪的亮光，颇有灵气，似是先生。待走上枫叶小道，便是先生的复式洋房，二楼的书房、廊道仍旧维持着先生居住时的模样，不过将一些小客厅改造成了介绍先生生平的展览室。一楼则特开出了一个如功能厅一样的地方，仍旧是古朴风，平时举办些书法、山水画、古琴表演等艺文活动。花园的植物也甚是生命蓬勃的样子，或绿或紫。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一个古琴表演活动，两位古琴表演者一边介绍古琴的基本乐理，一边弹奏和那时的秋日贴合的古琴赋。我很感动。不是因为古琴旋律多么优美，或是枫叶繁密得多么刚好，而是为了我感知到的人文的传递。钱穆先生已逝，然这一方山间朴居之内并非人去楼空，人文精神已另一些方式由另一些灵魂传递着，共享着美好的记忆，物是人非并非永远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词，相反，它也可能代表着代际传递。
如何完成一个我？其实我们永远也无法完成一个我，但是我们可以在摸索和建驳中，在真善美中，在心物交融中，在得适知命中，无限接近我想要的“我”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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