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清媚

《东方历史评论》

编者按：

　　年，费孝通来到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日后这个有长久丝织业历史的村庄将以“江村”闻名世界。围绕着这个小村庄，费孝通拓展了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和思考。一如他的导师、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时值“江村调查”80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费孝通先生的人生史，探寻他的研究在何处奠基，在哪里起步。

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富家桥弄的一个没落绅士家庭，祖上号称“江夏费”，据称原自山东而来，公元18世纪即定居于此，累世望族。费孝通祖居是在吴江同里镇，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家户颇为殷实，费家拥有田产和当铺，杨家拥有碾米厂和榨油行。但费家到了费孝通祖父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开始变卖田产，而他的外祖父杨敦颐则弃官从商，在苏州开办纺织厂，兴办实业。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曾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应张謇邀请任教于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对于这段经历，费璞安后来特意为费孝通取名“通”字以表纪念。不久，费璞安在辛亥革命中参与吴江光复事件，被选为县议会议长，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重视教育，创办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费孝通幼年时即曾和哥哥、姐姐一起在这个蒙养院里接受启蒙。

吴江之地隶属苏州，地处太湖流域腹部，为今称之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明代之时此地丝织业大兴，至清代更盛，农民惰于稼而勤于蚕。吴江所在是史上江南之地，士人之风尤盛；在清代之时，一县之地曾有九家书院。江南士子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是多项艺术、文学和学术变革的居主导地位的发动者。艾尔曼曾通过对清代中期常州学派的研究，指出早在明代江南地区的绅士阶层已经依赖宗族形成地方性的学术团体，他们在朝堂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地方性学术团体的学术变革以及后来向中央朝廷的挑战，实际是他们在帝国灭亡的信心危机下寻求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从宋代绅士阶层已有建立超越地方血缘关系的党派政治的尝试，在这个尝试失败，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后，士人才诉诸地方宗族组织；明代党争试图复兴，但又遇到了满清，士人只得再次求助于宗族制度。也就是说，江南士人的地方主义实际来自于他们对客观历史断裂的体认，在外族入主华夏之后，他们在心态上仍延续着帝国的想象，欲从地方重建道统。这种断裂实际在南宋之时南北划江而治就已经开始出现过。费孝通自小生长与从学在这一种地域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中，为其后他的乡村研究乃至小城镇建设的布局埋下了伏笔。

年到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读书。这所小学的校址是原先供奉雷神的雷震殿，因而通常也叫雷震殿小学。当时这所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修身、作文、理科、体操、乡土志、历史和图画等，费孝通后来回忆说他最喜欢听的课程是乡土志。在这段时期，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担任江苏省的视学，每次出差回家总要带回几部新的地方志，年幼的费孝通已经对这些志书很感兴趣，经常翻阅。在他的理解中，“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实际在江南地区修地方志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在南宋以前还未有地方志这一说，关于地方的记载被称为地记或图经，以图为主，文字为辅；在南宋之时，江南地区开始出现脱离图经体例的地方志，代表之作是范成大的《吴郡志》，已具备成熟的地方志形态。很快，修地方志在各地区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名都重邑均有图志，还出现了第一部乡镇志。至明代之时，江浙一带修地方志数量之多已据全国之首，其势到清代不衰，此时全国基层修志数倍于往，江浙地区所修乡镇志亦属最多。费孝通所在的吴江震泽镇此时也有了自己的《震泽镇志》。清朝末年，在乡镇志外还出现了大量为各地学校作教材用的乡土志。民国承其余绪，以江、浙、川、沪和两湖编纂最多。清代大部分方志皆属官修，其主持编纂者往往是地方长官和名望绅士，以费家的家学名望，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极可能也与修纂地方志的工作有关。费孝通正是在他喜欢的地方志里浸濡了江南士人的心态。

年费家从吴江搬到了苏州，费孝通也从小学进入了苏州振华女校高小班就读，一直到年。—年，费孝通从振华女校附中转到苏州东吴附中念书。他入学不满一年即跳级升入初中三年级，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多为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这段时期在哥哥费振东和费青影响下，他也参与一些学生运动。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破裂，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费青去了上海，费孝通留下继续念书，次年进入美国耶稣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医预科，在校期间曾担任校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年，费孝通因参加反教会学潮被勒令转学，于是北上北平，转入另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读书；时任校务长的是美国长老会牧师司徒雷登。

从年到年，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正式的学术训练。在这里，他遇到了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吴文藻，并选听他的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自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中国以来，30年间已有一批社会学家，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但主要是教会学校设立专业，且各校授课教材均以外文为主。吴文藻是国内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第一人，并终身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费孝通后来的学术道路与吴文藻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费孝通还跟着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来的博士杨开道学习过社会学调查方法和农村社会学。通过吴文藻介绍，费孝通认识了张君劢并常听他的哲学课，两人来往较多，还为张君劢所办的《再生》杂志投稿。相比之下，他对张东荪的哲学课就没那么热衷，在这门课上拿了他大学全部课程的最低分。张君劢和张东荪都是当时知识界的名人，并且一度有密切的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爆发的“科玄论战”首起自张君劢于年在清华大学所做的“人生观”讲演。这场“科玄论战”也叫“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论争的焦点，也对其后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主张科学与人生观分开，提倡自孔孟以至宋元明的理学,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与他对垒的丁文江则主张科学万能,可以支配人生观；随着论战展开，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也卷入其中，不久还出版了双方的论战文集。费孝通认识张君劢的时候“科玄论战”已经结束，但是其余波未平。张君劢随后的学术探讨一直在反思和回顾论战中的问题，并于年再写“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再度申明他并非反对科学而是重在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他深知科学对于改变中国有重要意义。张君劢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探讨后来为方东美、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接续。这段时期费孝通与张君劢的接近无疑也使他近距离接触了一些新儒家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张君劢和张东荪二人都是在谈“唯心哲学”，而费孝通之所以倾向张君劢而不喜张东荪的原因如今已难确知，况且张东荪是20世纪中国争议极大的人物，其行为和思想的复杂与矛盾是当时年轻的费孝通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不过可以说明的是张东荪通过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改造，在知识论上提倡“交互视域”，即不同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以容纳交流的双方；进而在中国改革方案上实际视西学与中学为无差别的等类“知识”，提倡以西学“填空”中学所无，这在提倡“本土化”的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那里可能很难被接受。

在年9月—12月，时任燕大人类学系主任的吴文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RobrtPark）来华讲学。派克开设“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两门课程，大力提倡以人类学方法进行社会实地调查，还亲访北平市井、监狱和妓院。社会学要做深入的实地调查，以探查社会关系变迁的原则，这一点深为吴文藻所赞同。早在年，燕京大学就在北平清河镇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实验区，吴文藻曾主持过工作。派克讲学期间，他和一些学生包括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人，翻译和介绍了派克的社会学、人文区位学、人性论、社会历程分析等理论观点。在他们的讨论当中，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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