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是昨天推送发布后才读到的几篇「补充了新视角」的文章以及其他更新的信息。

■《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

这篇其实是旧文了，作者黄致豪是一位律师兼心理研究所博士生，主要涉及的案子是三年前台湾的北捷杀人案。黄志豪是当时凶手郑捷的辩护律师。

文章很长，涉及的面也广。虽然和江歌案有许多不同，但读来仍有这里分主题摘抄一些我认为关键的论述并划重点。

关于「民意」。

一审检察官在结辩中，就指出了这份恐惧──“不处死，无以平息民众的恐惧”。我称这种恐惧为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人民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这么多人死了，或者受到伤害；这份恐惧加上对真相的无知，渐渐蔓延形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以至于作为人民代表的检察官，认为种种恐惧的源头──郑捷，应该要彻底地被抹灭。在那段时间中，你可以注意到恐惧带来的效果：人民进入公共空间，总会有一点不自在，想要看旁边的人究竟在做什么。

当这类案件爆发时，大部份人会感受到心底的一股热血涌上，想去质问犯罪者的理由，想要惩罚他们。这种“素朴的正义感”其实是天性，是人在某个情境中，一旦被触发、爆发出的即时反应。从人类演化的观点，“保护幼小”的本能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作为我们移情对象的幼童被欺凌、虐待、杀害时，作为“成兽”的我们会有的义愤，有助于人类族群的繁衍存续──这是素朴的正义观的成因之一。

这种集体义愤的另一个因素，我认为跟前述的“疏离”有关。现代人在脸书上与人互动的次数，也许远较打电话的频率频繁十倍。对于隐身屏幕之后的网民而言，要如何去反映他依然是个人──有情爱，有恐惧，有激情？当现代人面对自己与同侪在日常生活中的疏离，大概只能透过“放大的情绪”抒发。

而遇到具有争议性质的案子时，特别像是虐待小动物、幼儿时，这种“放大的情绪抒发”就会结合成一种非理性的，难以沟通的声浪。这种声浪的背后，其实也存在著渴望证明自己，渴望被看见的想法。这种情绪的通货膨胀，在网路上随处可见；尤其在重大刑案中，偏激的言论俯拾皆是。

关于「沟通」。

“沟通”不是要说服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对我而言，态度的歧异都是选择，选择是很难有对错的，因为选择有时是“价值”的问题。沟通的意义在于；可不可以抛出一些疑问，进而让人开始反省质疑自己原有的信念。当一个人常会质疑自己的想法时，那他腐烂的机率就会小一些。多一点这样的人，这个群体腐烂的机率都会小一些。

我们在沟通时，务必要敞开这样一个空间：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我也渴望跟那些不同立场的朋友聊一下，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就每个理由来讨论，即使最后可能难以对话，但我确实想知道：不带羞辱，一场对话可以深入到什么地步。

关于「暴力」。

暴力行为呈现出的，并非一个人的好坏，而是这种人格如何被培养的过程。

一个长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终往往会学会以暴力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形式。

关于「环境」和「国家」。

时至今日，人类的互动已经交错密切到难以想像，我们很难说，一个人的决定完全出于己意，而与他所处的社会无关。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的性格，难道与他所遭遇到父母、亲人、同侪的对待、冷落或排挤毫无干系？

若我们承认上述这点，那应该也要认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系统的管理者，有其应负的责任。

■悟空问答：江歌离世后江歌母亲都经历了什么？你怎么评价她的一系列做法？（回答者：黄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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