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诞生的“高加林”与“《人生》”已然成为一个无需解释的符号。正如毛尖在一篇短文《卖了良心才回来》中所说：“八十年代有一本风靡中国大陆的小说，是陕西作家路遥写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从回了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路遥的《人生》是一个极有张力的文本，不断被重温和解读。高加林的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他既认同又否定，既赞赏又可惜，既批判又辩护，多少人从他身上自动投射，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时代的痕迹。这部小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和对80年代初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前夕的真实记录和剖析。

近些年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对《人生》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解读，带我们重新打开了这个文本，看到了很多隐含的问题，以及当下农村问题的由来和一步步的深化。董丽敏、杨庆祥、黄平和杨晓帆等都在重读《人生》中重新讨论高加林以及“高加林难题”。董丽敏在《知识/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重读人生》中，引入公/私、知识/劳动、男性/女性等多重对立关系结构来探讨《人生》中的农村社会公领域的溃败与私领域的利益化，知识逻辑取代劳动乌托邦再度重返历史舞台，阶层固化导致青年人遭遇向上流动的天花板，性别政治参与了阶层分化的历史逻辑合法性的建构等问题。杨晓帆在她的博士论文《“柳青的遗产”：“交叉地带”的文学实践——路遥论》中，以路遥继承“柳青的遗产”为视角，从“社会主义新人”再造的角度，讨论了从梁生宝到高加林，从“交叉地带”出发透视城乡差别中的高加林代表的农村青年个人主义奋斗之路，她强调：“路遥的矛盾在于，他终究没有走向于连式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当他以柳青《创业史》中的段落作为《人生》题叙时，他所认同的文学传统本身已经构成对高加林人生观的质询。”

本文试图在《人生》“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空间交叉点之外，从一个“时间交叉点”去进入文本，从《人生》初稿和定稿两个不同的结局，高加林人生际遇两种不同的出路，去重新讨论“高加林难题”以及路遥对“高加林难题”的回应。

一、《人生》的“时间点”：农村“集体化”解体的前夕

《人生》以高加林的个人奋斗为主线，写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勇闯城市，落败后回归农村的故事。小说中还有一条副线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条副线就是：农村正在经历一场非集体化的改革。这条副线不仅只是故事发生的布景，而是故事本身至关重要的意义。

小说中高家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独特的空间交叉点——“城乡交叉地带”，这个空间交叉点得到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高度肯定，认为路遥发掘了当代文学中非常有价值的叙述空间。但是高家村还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交叉点——农村集体化后期，包产到户前夕，高家村正在面临国家新一轮农村改革。而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处在农村集体化时代的末端，才有高加林的困境，而处于包产到户的前夕，高加林的进城失败回乡就会显得意味深长。如果从时间交叉点上去重读这个故事，文本打开的方式会有些不同。

应该说，路遥在年初着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陕西的农村改革正在拉开序幕，而到年夏天他完成初稿的时候，农村包产到户基本已经完成。

路遥与其同时代的陕西作家区别在于，他没有像贾平凹、陈忠实一样正面描写农村改革的进程以及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变化，而是以“个人奋斗”来探讨农村改革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小说没有正面展开这个“时间交叉点”，而是通过两次对高家村最高政治势力——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心理活动描写，来点明这一重大农村社会改革已然到来，而大队书记高明楼对这一改革洪流进行着最后的负隅顽抗。

杨晓帆指出：“路遥所面对的，就是阶级斗争之后的主体存在问题：即一个被抛出阶级共同体、从公社甚至宗族家庭中出走的‘个人’。路遥恰恰处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时刻。中国农民的命运，人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何去何从，如何将几亿农民安置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高加林作为农村社会内部培养的有为青年，他的出走是主动的、觉醒的，所以对农村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是巨大的、彻底的。高加林之路代表了在农村集体内生的个人，却无法安放，个人经历一场必然失败的抗争之后，最后被迫回到乡村共同体，却无法回归共同体。尤其是他的出走和回归都发生在农村集体化即将结束，共同体即将分崩离析，个人纷纷崛起的时刻。这真是一个躁动、不安、复杂而危机的时代。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是一个农村文学青年，有才华，关心时事政治。文中多次重复性地叙写高加林对现代主流媒体的







































北京有哪些好的白癜风医院
北京治疗白癜风皮肤病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my/147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