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人生论 >> 人生论名言 >> 学术探索李建华从传统到后现代新时代伦理学
首发《哲学探索》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2月出版。
导语:新时代既是中国当代发展阶段的概念,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国内外的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变化。不能不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既有各种古典的、传统的思想元素被发掘,也有后现代的种种思潮涌动。那么,作为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实践意义的伦理学,则必须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进行发展。可以说,只有有效整合了各种已有的伦理理论成果,并以一种问题意识来从自我内部的反思与创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并应该以怎样方式和维度来进入这一研究序列当中呢?基于此,我们特别约访了浙江师范大学的李建华教授,就新时代伦理学发展的基础与未来中的系列问题进行深度解析
访谈时间:年7月
访谈者:赵宁(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赵”)
路强(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所副研究员,以下简称“路”)
受邀者:李建华教授(以下简称“李”)
一、立足于前人理论成果与当今时代要求来重写中国伦理学
赵: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我们想从近年来伦理学界发出了“再写中国伦理学”这样的声音谈起。因为,您去年也出版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在此,我们想请您谈谈“再写中国伦理学”何以必要?您认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应当是一个怎样的架构?跟以往我们书写的伦理学有何不同?
李:好的,首先谢谢你们的约访。据我所知,“再写中国伦理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朱贻庭教授提出来的,他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一书中,通过辨析“伦理”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重新思考中国传统伦理学问题,认为这就是“再写中国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可见,
朱贻庭教授所讲的“再写中国伦理学”是指再写中国传统伦理学,是研究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思路创新。后来,许多学者把这个提法进一步扩展,引伸出重写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思考,我是从后面这层意义上来理解的。
为什么要重写当代中国伦理学,这里要正确理解“重写”二字,“重写”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伦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理论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提出新的命题、理论和方法。
重写中国伦理学,首先,是基于原有伦理学理论已经表现出时代的滞后性这一客观事实。我国现有的伦理学基本上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释道德现象的一种理论体系,为我国的伦理学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理论体系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现实的中国道德生活,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伦理未实现现代转型以及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我国传统伦理文化长期处于独自发展的状态,缺乏与其他伦理文化的交际,表现出鲜明的同质化特征。虽然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流派众多,但基本属于“同质异构性的内部文化”。传统伦理学难以适应开放新的现代伦理结构,也很难对当下出现的伦理诉求作出回应。
其次,是现行的伦理学没有体现中国特色。中国主流伦理学带有明显的苏式风格,具有泊来特点。这就造成我国伦理学的言说方式和建设路径没有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特殊语境。原有伦理学中国特色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伦理理论缺乏民族维度、伦理范式缺乏中国特质、伦理立场缺乏中国态度。回溯已有的伦理理论,每一流派都呈现出鲜明的道德态度,比如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置于伦理话语的中心位置、社群主义关照共同体的利益等等。我国以集体主义作为基本的伦理原则,但尚未形成独特的学术流派。
最后,是因为现行伦理学难以形成世界对话权。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在全球各个角落交聚汇集,不同文化的对话已成常态。在全球化趋势中,如何通过对话伸张本国、本民族的道德诉求、增进其他国家、民族对自己的道德理解和道德认同,是摆在伦理学人面前的时代挑战。国际对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语言交流,而是赋予自己权力的方式。伦理学的国际对话除了向世界传递我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内涵,更要以我们的道德理论影响、甚至引导其他文化群体对于道德的理解和价值判断。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形成自己的道德话语,更要在道德的言说中形成比较优势、成为道德价值的引领者。原有伦理学过多沉浸在其他文明的道德话语之中,从理论内容到表达方式都根据他人(主要是前苏联和西方)的规范与标准。以并不属于我们、或者我们不擅长的方式参与交往,让我们难以完成对于既有理论的超越而处于被动地位。
如何来重写中国伦理学,或者说,当代中国伦理学应该是怎样的基本构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可能要重新界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改变目前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窄化”状态。我们一直认为,道德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能止于道德现象,伦理学与道德学要有相对分离。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伦理与道德是可以互释互通的,但在现代社会中,伦理与道德出现了直接对称甚至断裂的情况,即“道德不伦理”和“伦理不道德”现象。如果我们认同人伦关系及其调节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道德仅仅是人伦关系中的一种,那么伦理学研究领域就要宽广得多,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区分伦理与道德时,其实已经给我们诸多启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当代中国伦理学》一书中,就没有按照传统伦理学的写法,把道德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伦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伦理学思想资源、伦理原则、伦理理念、伦理范畴、伦理建设五大板块,另外从新时代对伦理学的挑战,最后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创建,首尾呼应,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理论构架,与传统伦理确实存在许多不同,这即使我们得意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安的地方。所谓得意,就是终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整出了一个本子,或者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初步探索。所谓不安,就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伦理学的写法,是否成立,是否站得住脚,还要等待同行的评议。
二、要在伦理学的研究和伦理建构中体现连接性思维
路: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来看,其有着非常明显的伦理特征或伦理特色,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那么在这两种思想背景或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您认为中国的伦理学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样态,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伦理学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自我比较的角度,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一是在前苏联伦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改革开放之前,伦理学一度遭受排斥和冷漠,中国伦理学体系迟迟未能建立。改革开放对于思想的解放给予伦理学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伦理学前辈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抓住了时代的机会,以前苏联伦理学为基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二是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我国的社会和道德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之中,产生了对于道德生活新的期待、新的需要。构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的道德规范体系也成为我国伦理学担负的时代责任。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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