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教育》年第1-2期（总第-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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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著名作家刘震云记载他的舅舅对他的忠告——“既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定要记住，一生只能做一件事，绝不要再做第二件……”反观于我，肯定也是一个“既不聪明也不笨的人”，这大半生也算是“只做教育这一件事”了。至于这一件事做到什么程度，那就大可“无问西东”了吧！

44年的教育生涯，弹指一挥间。从普通语文教师到重点中学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市教师院教研院两院院长、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兼校长，我，一路走来风雨无阻，始终抱定一个信念——满怀教育理想，坚守教育常识，不走捷径偏门，认准目标，埋头实干，贴地行走，把自己的教育人生过得忙碌而充实、艰辛却快乐！

我的爸妈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

一、荒唐年代求学之“小确幸”

出生于年的我，充满美丽憧憬的中小学时期刚好遭遇我国最荒唐、最不幸的年代——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大大小小的荒唐事我一一亲历：比如二三年级的小屁孩竟敢去把年龄一大把的老校长押过来批斗；经常参加什么“革命大游行”（农村人称之为“游街”），让当时县、区、公社的领导“当权派”头戴白纸黑字的大高帽走在队伍最前面，我们小学生每人肩扛一把扫帚，扫帚贴着一个大黑字，几把扫帚上的字串起来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等革命口号；少先队取消了，改为“红小兵”；语文课没了变成“政语课”（政治语文课），课本没了就专门读“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个代课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把“博物馆”解释成“旅馆”，一直到我得到《新华字典》后才让“博物馆”验明正身；我的爸爸被抽壮丁去当了一年多的“国军”就成了“国民党特务”，被多次进公社学习班，我天天给他送“牢饭”；上课集会首先得呼号：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身体健康；“文革”中每个区域都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都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而英勇“武斗”，有一次我跟一堂哥去水头的路上遇到平阳的“红造派”与“联总司”大决战，飞窜的流弹差一点要了我的小命……

可是，我更难以忘怀的还是这荒唐而不幸年代里的几件“小确幸”，酸甜苦辣的体验给我的生命旅程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人民日报》和“四旧”书籍的功劳

年“文革”开始，所有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那一年秋季，我在家乡的中心校读小学二年级，闹腾了个把月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帮大人干农活去了，而我却想干农活也轮不上，因为我爸是小学教师，属“非农”户籍。怎么过日子？除了每天上午下午出去拔野草喂兔子或捡拾干树叶供烧饭柴火之外，无所事事。我急，我爸比我更急，急中生智，我爸便把学校里订的《人民日报》借来给我们几个姐弟阅读。老爸用“公私兼顾”办法：报纸来了（山村偏僻，邮递员大概一周送一次）先放在学校给老师们阅览，其实也没有其他人会去看，过个三四天我爸再拿回家给我们几个孩子阅读。我的姐姐和弟弟不感兴趣，于是这人民日报几乎成了我的“特供”。虽然那时的报纸基本上是假大空的政治说教、标语口号，但我却如获至宝，我把每一张报纸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看下去甚至读出来。因为我把它当做识字课本来读，几千个常用字和常用词就是那两年读报读来的，更何况对小学生而言，还有许多人文科技社会生活知识极大地充实着我的大脑呢！

后来几年学校还是读读停停，几乎没作业没考试，空余时间很多。我很喜欢看书，渐渐地，《人民日报》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于是我就去洞桥头小街（我老家村里小集市）的旧书摊里看连环画，跟摊主混熟了，他对我特别好，经常让我替代他看管摊子，报酬就是连环画免费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就是在书摊的连环画里认识的。再后来我从一个堂叔那里得悉他的老爸（我应该称他为堂公公）藏有很多古书但一般不出借。那时在老宅百把人的大院子里，我算是有名的爱看书的乖孩子，所以这位堂公公也高看我，经不住我的死缠烂磨，最终松口了：每次只借一本，三天内读完归还可以续借。从此，堂公公箱底的所有藏书我几乎都读了一个遍：《三侠五义》《小三侠五义》《瓦岗寨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大红袍》《小红袍》《包拯断案》等等“黑书”我都见过面！

在那“书荒”的岁月里，《人民日报》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堂公公又让我读了那么多“四旧”黑书，应该算是三生有幸了吧！年恢复高考，我的语文成绩考得特别好，当年的《人民日报》和“四旧”书籍功不可没啊！

朱老师和我的第一篇“豆腐干”登报

我的小学、初中都在老家的学校——凤巢公社中心小学就读。“文革”动乱，农村学校基本上靠代课教师顶岗，在教过我的代课老师当中，有一位老师对我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定向性作用，他就是去年刚去世的朱正宝老师。他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老师兼班主任，一次他布置了一篇作文，写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著作的体会，班级同学基本上交了白卷，（其实这类体会真不适合小学生写啊！）我由于经常读《人民日报》，多少知道写体会文章的套路，所以写得还像模像样。朱老师很是激动，给我的小文整整写了两百多字的评语，不仅在班级里表扬我，还让我再做修改帮我寄给温州的《浙南大众》报！大约过了一个来月，《浙南大众》报社竟然来信鼓励我继续努力大胆投稿，还寄了一本《毛泽东哲学著作选读》，这一事情对热爱阅读和写作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嘉奖激励！我好像真的萌发了“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的少年梦想！从此以后，我对语文对文学对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朱老师要求写一篇作文我都会多写一篇超额完成，也开始每天写日记，朱老师也特别用心批改我的作文，一直到初中，朱老师不教我了，他还时不时关心着我的作文是否进步。大概是初一上学期，我写的一篇“豆腐干”通讯稿《公而忘私》，刊登在《浙南大众》上，到了第二年我的又一篇通讯稿《半瓶浆糊》又登报了，我还被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我的学校沸腾了，我的全家人都像遇上大喜事一样，我对语文和写作的兴趣几乎成为自己的志趣理想了。

年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中文系”，除了自己的理科基础比较差的原因外，当年朱老师给我培育起来对语文对写作的兴致起了很大作用！我永远感念朱正宝老师！

我教《谁是最可爱的人》

“文革”时期，学校处在无为无序无政府状态，山村学校的老师“各自为王”，有认真负责任的，更有浑水摸鱼、偷懒耍滑的。记得念初二时，一个男性代课老师身体一般，经常请假由我们自学。我是语文课代表，有一次老师又请假了，我斗胆向老师要求让我来给同学们上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老师巴不得有人接手就满口答应了。于是我尽心尽力做准备——向我爸和其他老师借参考资料，无数次细读课文，然后把自己理解的意思一字一句地写成讲稿，并再三修改，整整折腾了大半夜，总算备好了课。第二天上午语文课，我竟然顺顺当当把这篇文章总体框架以及第一部分讲下来了，同学们的评价还挺好的：你说的话比老师讲的还好懂呢！哈哈，那时的我真的像大热天吃冰棍——从头爽到脚！从此以后我便成为语文老师的小助手，时不时就给同学们来一节语文课。我考上师范，一生从事教育而孜孜不倦，其种子或许在初中给同学上课时就播撒下去了吧……

第13名“备取生”

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各行各业开始全面的恢复整顿，停止多年的高中招生考试也随之恢复。初中毕业的我参加了腾蛟区组织的高中升学考试，正当我满心期盼着腾蛟中学高中部新生入学通知单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由于“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张发人深省的试卷”公开发表，全国上下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全盘否定，高中录取不看升学考成绩改为按公社考生数分配名额推荐！我一下子陷入呼天不灵叫地不应的绝境之中——我这“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哪有资格被推荐啊！此后的半个多月我像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一家人也因此过着度日如年、了无生气的痛苦日子：我可怜的老爸像祥林嫂似的天天到区教办找大大小小、有关无关的领导求情诉苦，祈盼哪个领导开恩给我一个读书的机会……最后总算看在老爸一生厚道本分的穷教师份上，给我一个“备取”名额，还是最后一名即第13名！

虽然我是最后一名“备取生”，但全家人仍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期待在努力着，等啊等，熬呀熬，终于在其他同学念了两个来月后，我等到了迟来的高中入学通知书，成为班级最后一位即第69位学生！虽然到了年初邓小平同志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我的高中学校几乎没上课了，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庆幸自己经历过两年的高中生活。她让我有机会第一次走出自己的老家——凤巢，让我第一次有了来自全区各个地方的同学！

一直到高中毕业了，我才从老爸那里知道我这最后一名“备取生”之所以有书读，多亏当时腾蛟中学主持工作的校革委会副主任季国品老师的据理力争——这位学生考试成绩那么优秀，也是最后一个了，又是一位老教师的孩子，我们就做一件好事吧！我永远感激季老师的悲悯和公允之心！

年春我到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大）读书后的一个周末，就特意买了礼品专程去金华市孝顺中学（粉碎“四人帮”后他调回老家中学）拜访了尊敬的季老师，表达自己感恩之情！

年1月即将告别蔡垟公社中心校，和相伴两年半的同事留影

二、“劳我筋骨”的民办教师

我的教师生涯起步于年9月。刚刚高中毕业的我被招为腾蛟区蔡垟公社中心学校（现为水头镇鹤溪社区蔡垟学校）民办教师，爸妈和我都很高兴。因为从此我可以领工资了，（虽然每月29元的工资，只能先领到国发的16元，剩下的13元要等到农历过年时，由公社领导带着我一起到各个生产队甚至农民家里逐个收取，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番薯丝），我也能为家里分忧了。两年半的民办教师生涯可算是“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肌肤”。每周一早晨五点，天才蒙蒙亮，我准时从家里出发，拎着我妈烧好的一搪瓷杯咸带鱼和一大罐咸菜烧香干，背着一周的口粮（约四斤番薯丝三斤大米），翻山越岭两个半小时，确保七点半赶到学校早读课进教室。清苦的生活，繁杂的工作，给我奠定了吃苦耐劳的底色，留下了几多略带酸涩的感恩……

什么课都得上的“全科教师”

当时的学校有小学有初中，8个年级12个班，来名学生，14位老师中只有两人是公办教师，其余都和我一样是民办教师。教小学的全部包班，教初中的要跨年级教学。我教初一初二语文，当班主任，还得上体育和音乐。体育课还可勉强对付，就教一些简单队列训练和学做广播体操，真练厌了就让学生到学校唯一的一个砖砌的土台轮流打乒乓球。最为难的是音乐课，那时叫“唱歌课”，我能唱几首简单的歌，也能照着简谱弹两下风琴，可是边弹边唱做不到。百般无奈之下只能来一个“分解动作”，要么我清唱学生跟着学，看看学生能哼得八九不离十了，再来个我只弹琴让孩子们跟着唱。一节课折腾下来，学生倒还蛮开心，我却早已汗流浃背了。就这样我硬撑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总算盼来了一位能弹能唱的女教师，我才逃离这“唱歌”苦海！细数一下，除了英语课学校没开设之外，所有的学科我都上过了！

家访，农家米酒不醉难归

家访，至少每学期一次，是那时所有学校的传统常规，不管是否班主任都要参加。因为家长们几乎清一色农民，白天都忙着农活，所以我们的家访只能在晚上进行。偏僻山村没有电，我们通常挑选有月亮的夜晚，由当地教师陪同结伴而行。山里农民特别淳朴好客，虽然谈到孩子的教育大多只有一句话——孩子不乖你尽管打就是，但是对我们的热情招待真是终身难忘。记得有一次我和周裕乐老师一起家访，他是老教师，本地人，家家户户都熟悉，也能喝几口，于是那天晚上几乎是走到哪家就喝到哪家。一碗炒粉干，一碟花生米，滚烫滚烫的一壶自家酿造的米酒，一人一大碗，山里人以酒论情谊的深浅，大口喝酒就是看得起，不喝完就是没交情。我真诚请求家长手下留情，才同意先喝一口再由周老师代喝，即使这样，当我回到学校时，也是醉意朦胧了。

“娒娒校长，蛮好！”

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中心学校下属的水上垟小学校长苏尔虎老师调任中心校校长，我开始帮着做一些校务管理的杂事。第二年春开学不久，苏校长荣升蔡垟公社党委副书记，校长这摊事实在顾不上了。于是在他的提议下，我这个刚二十出头的毛小伙子竟然懵里懵懂地成了中心学校的校长！

校长该怎么当？这个问题，那时的我几乎没想过，其实我也根本想不到。我能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正常运转，每堂课都有老师在上。由于当年学生数猛增，老师奇缺，因此我和教导处主任黄加捌老师的一大工作就是安排功课。临时没人上的课，基本上我和黄老师两人包了，小学的课由黄老师去顶，初中的课就由我去代。第二件事是不让贫困孩子辍学。两个土办法，一是常年劝生入学，开学初第一个月，全体老师每天下午放学后分片包干进村入户劝生，千方百计留住每一位学生；二是发动老师代交学杂费，偏僻山区交不起学杂费的家庭不在少数，几乎所有的老师每学期都要代学生垫交学杂费，多的超百元，少的也有好几十元，而这些先垫交的钱到学期末能半数拿回来就很不错了，因为那些孩子家里实在太穷啊！现在回想当初我们老师的做法，自己都会被感动得吧嗒吧嗒流泪呢：要知道那时候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十几元啊！第三件事就是多和老师商量。一学期计划，一周工作安排，一件事该怎么做，由谁来做，不仅在周前会上讨论，更多的还有课余时间个别的交流协商，因此虽然老师们很清苦，但工作很开心，日子过得很充实。我也得到当时公社主要领导的好评——“这个娒娒校长，蛮好！”

年10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年高考，年春，我结束了约两年半的民办教师生涯，进入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

平阳一中行政班子（年）

三、青春平中

四年后的年3月，我被分配到平阳一中（今平阳中学）任语文教师，开始了长达17个年头的从教师到校长的职业体验。25岁到41岁，这是人生最富有活力和魅力的岁月，我把它称之为“青春平中”，它永远定格在我教育经历中的首要位置上！

主持编写平中50周年校庆纪念册（年）

“7号老师”绰号的来历

平中，平阳县最牛的中学。出身山沟沟的我，虽说念了四年书，但进入这一牛校，心里还是诚惶诚恐的。于是当时学校领导把初三(3)(4)两个班的语文和(3)班班主任交给我时，我连吱一声也不敢。其实有好心的老教师早就悄悄告诉我，这（3）班已经有两个学期没人当班主任，都是由学校领导临时轮流带的，属全校第一“烂”班。果然第一节语文课，我就被学生来了个“下马威”。我按小组人数分发讲义，一组14张讲义传到第六个同学时就不剩一张了。一周下来先后有数学、英语、生物等学科老师向我告状：课无法上了……

怎么办？我用起了以前当民办教师时的老办法——家访，两周时间内，白天上课，晚饭后约两个班干部陪我走访全班53位学生家长，随后召开了一次学生和家长共同参加的“急起直追，迎接中考”研讨会。随之而来的奇迹出现了：任课老师没来告状了，不交作业的学生少了，跟着我读书看报的学生多了。那时我经常穿着一件背上补个“7”字形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大概是哪个机灵鬼发现，于是“7号老师”就成了我的绰号。更巧合的是当年中考有小作文题，要求学生“写一段不少于字的肖像描写”，我班的鲍小伟同学的肖像描写得了全县唯一的满分，写的就是我。其中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就是我们那瘦弱却可爱、富有才华的“7”号老师!”从此，这一雅号更加深入人心了！特别欣慰的是这个大家印象中的“烂’班，当年中考成绩十分出色，考上平中高中部的人数竟然位居年级各班之首！

拜访平中校友著名书法家谢云先生（年）

“平中诗会”

平中语文组是学校的第一大教研组，随着年轻教师的增加，我们似乎觉得需要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面对学校氛围沉闷、活力缺失的现状，我们更想冲击一下。我和两个同事提了个设想——组建一个民间诗会，以语文组为主，欢迎其他学科老师加盟。不久，我们的“平中诗会”在一碗酱油拌面、一碗猪肉炖五香干和畅饮啤酒的庆贺声中成立了——一共7位会员，四位语文老师，一位数学老师，一位政治老师，一位体育老师。于是我邀请了当时县文联负责主编文学刊物《南雁》的萧耘春先生、平阳县新诗先锋张君先生和平阳师范学校姚亦菲先生等全县文学界知名人士给我们作讲座、作点评。诗会每两周活动一次，每次要当众吟诵自己的诗作一首，凡没完成任务的罚啤酒一杯，实际上是大家找个由头多喝一杯而已。兴之所致，那时我还在《南雁》上发了好几首小诗呢！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语文组因为这“诗会”而小有名气，县文联专门向全县做了宣传推介，好几个学校语文组还来取经学习，好开心啊！上课，写诗，聚会，语文组因此风生水起，凝聚力影响力大增，其兴盛美誉长久不衰。如果要追溯其源头，“平中诗会”的启蒙之功不可没也！

随笔评语和语文课

“既是学生的良师，又是学生的益友”，这是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是我教育生涯中的不懈追求。于是，担任连续8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通过学生每周随笔的评语，不仅仅给学生以作文技能技巧上的指点，更多的还是与他们做思想情感上的交流引导。回想起来，作为班主任专门找学生谈话并不多，我是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给学生写随笔的评语上。这些心灵纯洁的大小孩子最愿意在“我手写我心”的随笔里流露对长辈、对同学、对他人的情感体验，抒发自己对大自然、对社会生活、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在随笔评语里，我和学生你我相称，有时寥寥百把字，给他们简明清晰的提示引导，更多时候我与学生掏心窝地促膝笔聊，三五百字的评语挥洒自如……我的论文《以诚相待，亦师亦友》就是以此为内容，发表在年7月10日《浙江教育报》。记得届高中学生在年毕业25周年的同学会上好多学生还能流畅地诵读当年我给他们写的随笔评语。届学生何勇送给我的教师节贺卡还是用当年我给他的随笔评语为背景设计！

同样，我的语文课也始终贯穿着“亦师亦友”这根红线。课堂上可以由学生当老师，我退而做观察员，学生讨论争辩难解难分之时，我才出面点拨评说几句；语文课既在教室里上，还在图书阅览室上，还可以转移到校园的银杏树下、泮池边、后山竹林里，我教得挥洒自如，学生学得兴趣盎然；作文有命题的，更有放飞心灵不拘一格的随笔杂谈；几个特别优秀的学生语文课可以免上，语文考试可以免考；到高三下学期不仅没加功课还能腾出课时给其他学科……有如神助似的，年我带的第一届毕业班高考语文平均分竟然超过年级均分整整12分！年，我的第一篇语文教学论文《自读、讨论、作文》，就是总结自己采用单元教学法的具体做法，让学生在自主阅读、小组讨论和读写匹配系列作文实践中，学懂语文、学活语文！该文还获温州市首次语文教学论文评比三等奖呢（没设一二等奖，三等奖只有8篇）！

师生间的“以诚相待，亦师亦友”让我得到了丰厚的回馈：年我荣获温州市首届“教坛新秀”，年我首次带的高三理科普通班，总上线率达63%（当年全省高考上线率是27%），其中上一本线14人，占全年级的48%，全县语文最高分由本班姜成松同学获得。年再带理科普通毕业班，上一本线21人,占全校的50%，全县语文最高分仍由我班一学生摘取。

“我说的话都写在笔记本上”

年4月，我被借调到平阳县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做文考工作，大约是七月下旬，教育局主要领导找我谈话——9月份去普教科当科长。可是到八月中旬的一天，突然间我得到教育局长通知——县政府任命我为平阳一中副校长！坊间笑传我是“喜从天降，连升三级啊！”（从教研组长跨越中层副职、中层正职直达校级领导）三年后的年转为校长兼书记，时年35岁，在当时全省重点中学校长队伍中，我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嫩”校长了！

我当然有受宠若惊之喜，但更多的是“亚历山大”如履薄冰！我唯一能做到的是认真认真再认真，勤奋勤奋再勤奋。从此以后，我虽然不敢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但是每天晚上到学生就寝熄灯巡查之后，才回房间开始备课改作，倒是一点都不掺水。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我的认真专注程度——那是刚上任校长不久的一次全校教工大会。我按惯例就下一周几项工作做了几点强调说明，会议结束时一位物理组的老教师拦着我，很严肃地责问我，有句话说得不对，我打开笔记本诚恳地对他说：“谢谢您的认真听讲，我刚才说的话都写在笔记本上。您可以再看看哦！”老教师看了之后才连忙改口：“我听错了，听错了！”经历过这一事情，我更加用心了，由此强迫自己养成“公开场合讲话必须先写成文稿”的习惯。累积至今的88本厚厚的工作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又工工整整，就是自己从校长到局长到院长再到校长近30年认真思考踏实行动的忠实记录！

拜访苏步青教授（年）

“当不好班主任的老师不能当行政管理者”

我有一个理念：校长首先是一位好教师，做学校管理的首先必须是一位好班主任。我曾经在全体教师会上专题阐释过这个观点。所以在平中校长、副校长岗位上的十年，我始终不渝坚守一个门槛：凡是进学校班子的，首先必须是一名能教好一门学科当好一个班主任的骨干教师。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好老师是学校发展之本，也是教师成长之本，管好一个班级、带好几十位学生就是一名微而全的准“校长”，班级建设的很多事理与学校管理是相通相融的。我的整个班子成员之所以富有战斗力和影响力，就跟每一个个体都是学科骨干和优秀班主任分不开的，后来我的九位班子成员竟然有六人成为省市知名校长，他（她）们是郑肖文、潘其成、谢作黎、陈国星、章志仪、蔡小雄。这也再次印证了“校长首先是一名好教师”的朴素常识。当然，也因为我对此过于执念得罪了个别领导和一些亲戚朋友。记得曾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领导要求我同意让他的一位亲戚调离学校，但想先安排一个中层副职再离开，最终我还是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委婉回绝了他的请求。年初，省一级重点中学评估时候，省评估组组长、省教育厅督导处潘行法处长问过我一个问题——这个核心团队你是怎样带出来的？我倒一下子理不出头绪，就回答了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靠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后来我细细想了想，这与自己定下来的“门槛”——“教不好书、当不好班主任的人不能成为学校管理干部”是有因果联系的。

“这样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团队还真没见过”

这是年初省一级重点中学督导评估组组长潘行法同志在学校评估反馈会上的赞叹。是的，10年正副校长经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之一的就是我那充满激情、智慧、亲如兄弟的学校管理团队——郑肖文、潘其成、谢作黎、陈国星、方国伟、尚文梅、章志仪、杨桦、陈青青、蔡小雄，这些值得我永远记住的好兄弟、好姐妹！

在整整三年创建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风雨兼程、励精图治岁月里，我的团队每人肩挑教学与管理重担，默默无闻、实干巧干，难事重活抢着上，破解困惑创意迭出。其中可歌可泣的事例难以一一表述，只能简要罗列如下——推行班主任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实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并获浙江省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德育值周班制度、德育系列主题活动，年级管理制度、教育质量团队捆绑评价、教师发展分层达标等富有创新性的改革实验，得到评估组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学校一边整体拆建校舍，一边撤初中扩高中的艰辛日子里，我的团队带领全校师生凝心聚气、踏石留痕，教学质量连年创新高，高考成绩一年一个台阶，-年连续三年受到县人民政府嘉奖。当时平中实力和社会美誉度算有点牛气冲天！

“一定要走的老师还是让他走吧”

当校长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不是经费，也不是升学率，而是你最舍不得的骨干教师的调离，在平阳这一经济欠发达县域当校长，你不得不心痛地面对，不能不心痛地接纳，不能不从更高的层面上予以理解和包容！于是，在平中，我们的基本做法是，千方百计给老师提供专业发展和才华展示的平台，尽心尽力为老师解决后顾之忧，真心诚意挽留优秀教师。但是一旦他去意已决，非走不可，那么我还是手下留情，了其心愿的。人往高处水向低处，这是一种常识，更是一种常情啊！何况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教师的更替也是队伍优化的一项常态化举措呢。在我任职期间，大概每学年教师流进流出均在两位数以上，队伍整体水准不降反升，还无形中播撒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平中人”优质资源人脉圈！时至今日这个人脉圈还在反哺服务平中乃至平阳！当然难以忘怀的痛还是有的，那是年我任校长的第四个年头，一位化学教研组长要求调到邻县的一中，因为对方可以把他爱人录用为正式在编人员，我只能安排他爱人在学校做临时工。个别交流一次又一次，他也很难舍待了十几年的平中，可是谁也迈不过“爱人工作”这个槛，最终我还是在依依难舍之中签下“同意调动”四个字！

省市教育督导专家调研平中创建省一级重点中学

四、副局长局长的岗位历练

我的职业生涯算有点戏剧性的，已在教育局上了四个月的班偏偏又折回学校，年却去参加县里的“双推双考”，成为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到年8月底卸下平中校长职务再一次走进局机关大院重操副手行当。从副局长到局长，我这一呆又是十几年！教师校长出身的人干教育局长的活，我的体验与感悟似乎比其他人要“另类”一些，也丰富一些。

“我的办公室门永远开着……”

去机关办事尤其是找领导，我很怕他办公室的门关着，因为我纠结于敲门——是马上敲还是在门外等？贸然敲门怕打扰领导工作，有不懂规矩之嫌，不敲又怕等得没完没了，真是郁闷。于是每次去机关找领导办事，心里总是默默保佑他的办公室门最好开着，遗憾的是大多时候绝大多数领导办公室的门都紧紧关闭，我不得不经过一番忐忑后才硬着头皮去敲门！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体验，我到机关后给自己立下的第一个规矩就是，只要自己在，我办公室的门就永远开着——为的是使很多像我一样害怕敲门的老师、校长们不再为之为难。我的想法很朴实，一个从农村山区来的老师来一趟教育局不容易，想找局领导就更不容易，没有非找不可的理由，没有自己认为特别要紧的事，他是绝对不会来找你局长的！作为教师的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我理所应当让自己办公室的门敞开，让普通老师在局长面前增加几许勇气、多一点自信！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细小的事情倒是让不少教师经常挂在嘴边，今年春的一天，我在凤湖公园晨练碰到一位刚退休的女教师，她还很感动地说起当年找我的情景——幸亏你办公室的门开着，否则我还真缺乏勇气去敲门呢！

我还有一个不知是好还是不好的习惯，就是办公室里所有的书柜抽屉都不上锁，其实是图个方便，身边可以少带许多钥匙，也省了忘带钥匙开锁的麻烦。因为不上锁我还收获了意外的好处——有一次小偷光顾局机关，把好几间办公室里大大小小的抽屉柜子都撬了个遍，我的办公室就因为都没上锁而幸免被撬的遭遇。你看，有时候简单一点还真说不定是福呢？

英国教育考察和小学生在一起（0年）

常识的坚守（一）：系列教学规范活动

我很认同民国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的一个观点：教育本来就是平淡无奇的，就像山间小溪缓缓漫流，就是平民百姓的一日三餐，所以，做教育其实就是在坚持做最朴实最基本也是最常识的事。十几年的教育行政工作，我做得最多最踏实也最感兴趣的就是坚守常识这些事情——让教师更像教师，让学生更像学生，让学校更像学校。第一件事就是—0年连续5年的全县中小学系列教学规范活动。

这件事做了5年，回想起来经验和教训都比较深刻。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集聚一线校长教师智慧和专家资源，出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可操作顶层方案，使所有老师对教学常规五环节——备课、上课、作业、检测、辅导的底线要求、合格的指标有一个清晰具体的参照标准，给不同学校不同起点的教师指明了可以进行校本化、个性化探索创新的路径；二是“一鞭子把全县多名教师统统赶下了水”，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面覆盖全员参加，凭借教育行政的强力推进，第一年在26所中小学先行试点，第二年在全县所有中学、乡镇中心校以上学校开展，第三年延伸到所有村完小；三是过程监控跟进有序，每学期一次现场推进会，一次专项调研指导，一场专家报告会，每学年全县统一的过关性考核验收，年年坚持，下死决心花真功夫，一条路走到黑，一竿子插到底。但是也有教训，一是对常规中的课堂教学没能给予特别的聚焦，导致传统课堂模式改变不大，这也是到6年全县启动“全员赛课”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统一要求偏多，挤压了学校和教师个体自主、自由创新的空间；三是未能充分借力高水平专家专业团队的指导引领。

后来该项目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市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总体上看，系列教学规范活动的开展有效促进了全县中小学教学规范水平的整体提高，推进了教师专业素养的修炼和提升。平阳县的教师十多年来在优质课评比、中高小中高职称评审、市三层次骨干教师评选等多项活动中获奖人数一直稳居各县市区前列，应该说5年的教学规范活动的贡献是功不可没、有目共睹的。

常识的坚守（二）：创建德育规范特色学校

如果说系列教学规范活动是促使“教师更像教师”的话，那么从0年开始延续近6年的创建中小学德育规范特色校行动，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像学生”。

这一行动分两个阶段，前三年为德育规范校的创建，后三年为德育特色校创建。规范校创建的内容从学生的基本道德基础文明和学校德育工作规矩两个层面去设计，以组织实施——督查组实地指导——分年度评估验收为推进的基本思路，其期待达成的目标是使学生做人常识和学校德育常规达到合格水准。三年的扎实推进，全县约90%的中小学通过了德育规范校的验收，这一经验被省教育厅推选为“全省中小学20个德育精品工程”项目向全省推广。

这个项目特别值得说的还是后一阶段的德育特色校创建工作。因为它有三个较为鲜明的特点，一是理论引领的元素有所凸显——比如，对每所学校的特色创建方案都要组织县内外行家进行研讨，虽然还谈不上有档次的论证但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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