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观画事》连载四十七

文人画的萌发机缘

到了晚唐，呵佛骂祖之风愈演愈烈，后世称之为狂禅之风。这股狂禅之风不仅导致禅僧们语言上肆意妄为，行动上怪诞不羁，当时许多程度不同的参禅之文人士大夫及社会其它阶层人士都受其影响，并促使禅僧及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发生变化。进入五代时期后，禅的“明心见性”，强调心灵自由、情性自在的审美观念开始在禅僧和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中逐渐有所表现。禅的顿悟思维让禅僧及文人士夫画者的审美思维得以提升，注重心灵对外物的观照作用，重视直觉妙悟的超然物外之感念成为时风。禅宗经典中的许多观念融汇入诗与画的理论文献中。比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心随笔运，取象不惑”。“可忘笔墨，而有真景。”（五代·荆浩《笔法记》）等等，都有明显的禅悟影响痕迹。唐代末期的司空图与五代后梁时期的荆浩都有隐居深山修禅悟道的经历，在他们的传世著作中出现禅悟审美观念亦是自然而然的事。

王孟义乱毫写意《云山高士图》

荆浩的《笔法记》中所提出的许多艺术见解，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有机构成，他突破了唐代美学思维的旧范，对同时代的李成、范宽、关仝及宋代山水画艺术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高远旷达、清澄洒落、似真似狂的禅风情调，正适合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口味，让他们从老庄的幽寒窟穴之苦苦寻索中，发现并进入到将人生哲学与审美情趣融合而一的禅宗美梦之乡。当这些灵性超拔的文人士子将美妙的梦幻化入笔端之时，自然兴起一种有别于唐代金碧青绿旧规范而注重寄兴写情的画风，从而开创出淳秀清雅的水墨淡彩山水画新形式。画者沉溺其间，既可以明心性以抒情，又能够超象外而悟道，使中国画的演进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此，中国画艺术的审美理想展现出深刻的变化，画作的追求更注重内心世界，渴望摆脱纷乱的种种尘世纠缠，寻求宁静恬淡的心灵乐土。因而，画者笔下那些山水林木、云烟雾霭中，幻化入更多的情感与向往。山水画中那空寂无人、宁静恬淡的境域，正是画者心中幽深清远的禅悟感念的寄寓。此种以禅入画的审美观念使画者笔下的画境神域得以大大地拓展。潘天寿先生在其著《中国绘画史》中曰：“自初唐以来，禅宗顿盛，主直指顿悟，见性成佛；一时文人逸士，影响于禅家简静清妙，超远洒落之情趣，与寄兴写情之画风，恰相适合。于是王维之破墨，遂与当时之文人士大夫所重，以成吾国文人画之主。”（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唐代之绘画》）由此可见，是中晚唐时期的禅风盛炽催生了光璨千余年的中国文人画。

王孟义乱毫写意《云山高士图》

“文人画”也称“士夫画”或“士人画”，其基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学说中开始萌芽。“文人画”的审美观念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生发之端倪，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怀观道”、“神超理得”，以及“畅神”等物我观照方式，就体现出了中国画艺术的超越性。历史进入唐代后，国力日益强盛，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增强，中唐时期的兴盛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价值取向空前的提升，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画艺术的演进与发展的心理渴望。此时禅宗的兴起并隆盛起来，在性灵深处影响着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兴味的变化。在禅的悟性思维的启示下，使得文人士大夫画者的艺术感悟追索，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心性投入。由此，在画作意境营造的过程中全面提升了中国文人画的艺术格局，让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绘画艺术中逐渐丰盛完美起来。

王孟义乱毫写意《云山高士图》

明代董其昌在其著《画旨》中指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但是，在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提出文人画理论的是入禅颇深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代高贤苏轼是一个诗、文、书、画皆有惊世作为的超级文士，他当时是以“士人画”这一概念来阐明文人画理念的。苏东坡在《跋宋汉杰画》中挥笔写下：“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东坡先生此处的“意气所到”与唐代先贤王维在《山水诀》中主张的“先看气象，后辨清浊。”之隐寓是相通的。苏东坡还以诗特别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邬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东坡极为推崇王维的诗画艺术，他在《东坡志林》文集中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东坡在其诸多诗文中对此类说法博有阐发，他指明了文人画的三大要素：一、抒写心性意气；二、有意脱略形似；三、强调诗性内蕴。此后的一千多年间，文人画许多有建树的大家都是以此论为基点深入探寻而获得一己艺术珍奇的。在有意无意的拒绝写实、崇尚写意之艺术精神影响下，使文人画成为对世界艺坛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传统艺术。

王孟义乱毫写意《云山高士图》

中华传统绘画艺术，从来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唐时期较王维晚八十余年的朱景玄，此语可以算是文人画面世的宣言，指明画者之灵心慧性涵融深邃高远的至关重要。一个画者的神圣职责，就是探究天地精神之幽深微妙，展现日月的光辉没能达到之境。言下之意也就是：高德圣行的画者，不应为眼前的自然物象所拘所惑。可以大胆地去造就一片新的艺术天地。一支纤毫，天下万类皆可由心而造；于一纸方寸间施展才华，千里江山都在掌中生发。画者一旦有此胸襟，立象生形，移神定质，自然在轻墨落素之间得之。中国画艺术看似推崇清淡恬然，内在的豪情则由此可见，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超越观在中国画艺术思想中的显现。朱光潜先生曾经用这样一段深刻的言语来说明这个道理：“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的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了人生和自然，又何取乎艺术呢？”（朱光潜《谈美》）这亦正是中国画艺术超越观的最佳注脚。（《禅观画事》连载四十七）

王孟义乱毫写意《云山高士图》

王孟义乱毫写意《云山高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