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育或艺术教育呢？

丰子恺给予了一个十分简明的回答：

人的教育。

他说：“要之，艺术教育是很重大很广泛的一种人的教育。”

丰子恺

丰子恺

丰子恺（—），名丰润、丰仁，号子恺，我国现代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绘画、音乐、书法与文学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被称为“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于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浙江省桐乡石门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中过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后在故乡开馆授徒。6岁时到父亲的私塾就读，9岁因父病故转入于云之的私塾继续求学，后该私塾改为崇德县立第三高小。年初高小毕业，同年秋天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夏丏尊学习国文，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与日文，受李叔同影响极大，确立了终身从事艺术的志向。同时，还在学校的“洋画研究会”与“金石篆刻研究会”刻苦学艺，打下坚实基础。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到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参加中华美育会。

年早春，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游学”10个月。年，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画了第一批漫画，其同事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等是“子恺漫画”的欣赏者。年，随匡互生等人辞职到上海筹办立达中学，成立“立达学会”（后改为立达学园）。其间，翻译出版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版第一部漫画集《子恺画集》。同年阴历九月30岁生日时，正式从弘一法师（李叔同）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此时，丰子恺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在《中学生》杂志任艺术编辑，出版多部随笔，包括《西洋画派十二讲》、《护生画集》（第一辑）、《西洋美术史》等。年因病辞去教职，年离开立达学园，返回故乡新居——缘缘堂，开始了乡居著述生活，大量的随笔、论著、译著等在此时出版，成为其一生中的学术“高产期”。他的哲学思想、艺术思想与艺术教育思想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的形势下，毅然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抗敌御侮宣言。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率全家逃难，辗转五省，行程多里。其间，曾任《抗战文艺》编委。先后在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出版论著、译著多种，举办抗敌御侮的画展多次。抗战胜利后，定居上海，先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十年“文革”中遭到迫害，秘密恢复写作，年因病逝世，享年78岁。

丰子恺具有广博的才华，杰出的成就，是一位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我国现代美学与美育有着突出贡献的艺术家。他的美学与美育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共性，又具有突出的个人特点。从时代共性来说，丰子恺作为一名极富爱国之心、正义之感和启蒙精神的艺术家，力倡一种“为人生”的艺术与审美教育，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朱光潜等学者是一致的。但丰子恺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并皈依佛门的特殊经历，又使其艺术与美学思想打上了浓浓的佛学印记，他对“同情心”、“艺术心”的倡导即是例证。因此，我们将丰子恺的美学与美育思想概括为“人生—同情论”。

“人生—同情论”

人生观

丰子恺生长在20世纪初期图存救亡的时代氛围之中，而其工作与生活的年代则为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历经了颠沛流离的战乱之苦，所以，充满爱国之心的丰子恺力主一种“为人生的艺术”。他说：“世间一切文化都为人生，岂有不为人生的艺术呢？”又说：“总之，凡是对人生有用的美的制作，都是艺术。若有对人生无用（或反有害）的美的制作，这就不能称为艺术。”他更明确地力主一种为抗战的艺术：“抗战艺术，以及描写民生疾苦，讽刺社会黑暗的艺术，是什么糖呢？我说，这些是奎宁糖。里头的药，滋味太苦，故在外面加一层糖衣，使人容易入口、下咽，于是药力发作，把病菌驱除，使人恢复健康。这种艺术于人生很有效用，正同奎宁片于人体很有效用一样。”在这里，丰子恺直接地提出了文艺服务于抗战的问题，说明他的“为人生的艺术”是比较彻底的。但他毕竟是一位深得艺术“三昧”的高水平艺术家，所以还是力主艺术与人生的有机统一。他说：“我们不欢迎‘为艺术的艺术’，也不欢迎‘为人生的艺术’。我们要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为此，他与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强调艺术的“无用之用”。他这里所谓的“无用之用”就是强调艺术用其特有的情感熏陶感染的方式以达到感情潜移默化的目的。他说，“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又说，“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以上所说，仿佛丰子恺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同朱光潜一样是一种“为人生”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当然，在秉持爱国之心，力主艺术为人生上，丰子恺与朱光潜是一致的。但丰子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还是一名佛教徒，早在年就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皈依佛门，而且总体上来说他还是笃信佛教的。他在年底于弘一法师圆寂处厦门南普陀寺佛学会的演讲中指出，“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宗教的导师”；又说，“而学艺术的人，必须进而体会宗教的精神，其艺术方有进步”，“可知在世间，宗教高于一切”等等。为此，在丰子恺“为人生”的人生观与艺术观中包含着“同情心”这样的佛学精神。他秉持佛学的超越精神，认为审美是超越真、善、功利的，艺术家必须是“大人格者”，具备一种消弭一切贵贱贫富乃至阶级与物我的“同情心”。他说：“故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入了画中便全部撤销了。画家把自己的心移入于儿童的天真的姿态中而描写儿童，又同样地把自己的心移入于乞丐的病苦的表情中而描写乞丐。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划，决不能成为真的画家。”这种“同情心”即由佛学中超越万有的“清静心”所化来。正是这种“同情心”使丰子恺“为人生”的艺术观超越了流行于当时的机械论。他说：“我看来中国一大部分的人，是科学所养成的机械的人；他们以为世间只有科学是阐明宇宙的真相的，艺术没有多大的用途，不过为科学的补助罢了。”

在他看来，揭示宇宙与事物真相的恰恰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他说：“依哲学的论究，是‘最高的真理’，是在晓得事物的自身，便是事物现在映于吾人心头的状态，现在给与吾人心中的力和意义！——这便是艺术，便是画。”同时，丰子恺在佛学“万物平等”之“同情心”的推动下，超越了当时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支持合作之下，早在年开始就创作了著名的诗画结合、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护生画集》四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丰子恺在佛学“同情心”的基础上，总结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思想，归纳出“人生三层楼”的学术与人生思想。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到宗教，是必然的事”；“我脚力小，不能追随弘一法师上三层楼，现在还停留在二层楼上，斤斤于一字一笔的小技，自己觉得很惭愧。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

这“人生三层楼”的思想对于理解丰子恺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丰子恺一切艺术活动与艺术思想的最终指向是佛学的“同情心”与“清静心”的追求；其次，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丰子恺艺术思想与美育思想的深刻内涵；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理解到丰子恺与王国维、朱光潜一样对学术艺术活动的终极关怀维度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不过，其他学者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境界”之说加以概括，而丰子恺却诉诸了宗教——佛学。由此印证了中国传统的境界说以及美育必然包含终极关怀维度，这是美育的归途，也是其提升。

丰子恺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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