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炳（—）字蕴促，笔名废名，黄梅镇人，著名文学家、教授。冯文炳幼时在家乡私塾读书，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武昌当小学教员。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开始文学创作，年留校任国文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废名先生回到家乡，年秋，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任教，年春到黄梅县立初级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大副教授。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委。年9月，病逝于长春。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废名的遗体被搁置在一辆平板车上，悄悄地离开了吉林大学的校区，送往殡仪馆火化。当时，长春的大街上枪声不断，“文攻武卫”激战正酣。他的死亡日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推算出来。他的死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没有讣闻。他是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的，现在亦无人知晓。只是听说，在他的弥留之际，他住宅的后房被红卫兵的土制炸弹掀去了一角。他晚年的著述、笔记和讲义，包括多年积存的图书资料大多亡佚，据说，他死前对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为看不到它的最终结局心有不甘。

废名的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履历平淡无奇。其文学辞海除了曾与冯至合办过一本杂志（《骆驼草》年）之外，基本上以教书为业。杂志既没有什么影响（创办后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其教师生涯也不见得如何成功。他在北大所开设的“李义山诗妇女观”一课终因只有三人选修而被迫停开。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废名也许根本不适合做一名大学教师，他在讲台上常常自问自答，旁若无人，令听者每每不知所云。废名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接，心悦佛老，时有厌世倾向。

与他过往密切的人，除了俞平伯、熊十力、徐祖正、鹤西等老友之外，就要算是周作人了。早在一九二二年，废名还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即开始与周作人通信。同年考入北大之后，更是在各方面受到周作人的照拂与提携。他的几乎每一本小说集与评论集都由周作人作序，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周作人亦公开将废名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之一，不仅为他列阅读书目（如李义山诗，《堂·诃德》等），而且一度还将废名接入家中居住。废名对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亦似乎十分欣赏，赠联所谓“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曾让周氏大为感怀，认为“废名的赞美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如果废名与周作人的这段交往作为公认的事实，尚无“出格”之处，那么周氏落水当了汉奸之后，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解与反感。当废名获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汉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并百般为他开脱，简直令人费解（司马长风曾说，对于周氏的沉沦，废名极感痛苦，似乎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年，他从故乡返京的途中，还专程前往南京老家虎桥监狱探望。建国后，原先与周氏过从甚密的人忙于脱自己犹恐不及，而废名却仍然与他保持往来。在周作人一家难以维持生计时，他还往周家送米送煤。直到现在，周氏的后人谈起此事仍不免动容。年废名因院系调整离开北大远赴吉林，他与周作人的执迷不悟，既有传统的投挑送李、知恩图报的思想在作怪，亦有悲天悯人的佛教影响，当然与他性格中的天真与固执、甚至是狷狂密不可分。

废名的性格虽然内向、孤僻，但决不软弱。沈从文有一个观点，认为废名的趣味只不过是周作人的趣味而已，两个人在写作上用的是“同样的眼，同样的心。”这实际上是对废名的误解。废名与周作人尽管有师生之谊，两人在文学观点上或许也有相近之处，但若说废名只会跟在周氏身后亦步亦趋，却也不太符合事实。废名骨子里有一种孤傲的自信，对周作人未必会言听计从，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周作人对废名由儒入佛，渐入玄道不赞一辞，殊感可惜，而废名对周氏的反应亦“大为失望”，依旧我行我素。废名平常对同乡熊十力的道德文章深为服膺，常常与之坐而论道，偶遇意见不合，竟至互相扭打。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阿赖识论》，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加以批驳。

无论是品评人物，议论时事，探讨学术，废名所依据的往往是他口中念念不忘、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所谓“道”，而不在乎人物的身份、时常流俗与学术成规，常常出语惊人。比如他对韩愈、王安石的文章深恶痛绝，认为将《送董邵南序》、《读孟君传》选入教材简直是误人子弟，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怀有敬意，但对胡适的“扬元、白抑温、李”的白话诗论则不以为然，并撰文批评；他对鲁迅的《呐喊》击节赞赏，读之如饥似渴，而对《彷徨》则没有多少好感，对鲁迅某些小说中“做题目”的倾向颇多微词，但对他的散文，尤其是《野草》，则深为叹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所发出的声音尽管微弱，所留下的痕迹淡而又淡，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朱光潜先生说他虽少“入世”意态，却不倚门户，淡泊自守，虽一度为“语丝”中人，却与社团冲突甚多的文坛瓜葛最少；卞之琳说他从不真切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应当都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二

废名虽自称为哲学家，但在相当长的几乎没有阐述过他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社会的重大政治、现实矛盾在其作品中亦少露面。除了诗歌与小说之外，他虽然也写过一些随笔，但大多局限在诗论、文论及修辞学的范围之内。直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问世，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废名对于时事与传统、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源于作者对生活中具体现象的观察，近乎即兴的随想和杂感，很难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

如果说，废名的诗歌与小说由于修辞文体的复杂多变，别出心裁，长期以来一直为一般读者甚至学术界所冷落、忽略，那么他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则更少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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