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起源于原始巫教,中国美学思想见之于文字记载则是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虽然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很少有人从行而上的意义上单独提出“美”，什么是美只类的概念和命题并做思辩性的考察，但是却将美泛而化为“和”、“象”、“神”、“味”、“意”、“境”等概念中，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从巫教发端，诸子时期启蒙，魏晋美学建构，宋的完成和清代的终结，均以一种隐藏的形态发展和完善着，并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对美的理解和创造！

一、诸子时代。巫史时期是原始审美意识的萌芽时期，从甲骨文卜辞文化、龙文化以及青铜文化都深深体现了巫史时期的审美特点。先秦最突出的是儒、墨、道、法的美学思想，但却是以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美学思想。伦理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道是读一人的发现，但也有不足之处，因此也产生了与之对立或相补充的其他学说，并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而向外辐射的美学思想网络，儒墨的对立与统一形成了使用美学思想，充实了社会美的基本内容；儒道的对立与统一产生了重人性，人情的意境美学思想，补充了儒家重人的功利价值而忽视人的个性自由的不足；儒法的对立与统一则形成了重社会规律的创造美学思想，确立了美的本质的基本含义，也使巫史文化向“史”而不是宗教的方向发展，中国先秦的美学思想为后世中国美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汉代。西汉初年，距春秋战国与秦朝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的时代未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初定，无论从国力、民心还是文化心态，都极感疲惫，故民心、军心、政治之心与审美之心都体现出思静的时代要求，于是，黄老之学，将道家的清虚无为，作为一种治术，纳入儒家思想规范，进入政治领域。汉代的新儒学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将“仁”作为经学基本文化的主题，提倡天地之美乃是人之美。代表作品：《淮南子》、《论衡》等。

三、魏晋：玄学思辩之风和传统美学建构。经过先秦巫文化的初始阶段，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的酝酿和寒带经学文化的奠基工作，时至魏晋南北朝，中国美学进入了一个可以说是真正建构的时代。

1、玄学思辩之风：魏晋玄学，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何王二人提出了“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名教自然之辩，初期提倡“名教本与自然”；魏末司马氏夺权时，学人志士多遁入山林，满怀悲郁之情抨击司马一族，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成为这有一时代著名的玄学命题和美学呐喊；西晋元康（-）年间，“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烈玄风，狂放过甚，大批士子口尚虚诞，身则放荡不羁，于是便有“崇有”一说。另有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意之辩，魏晋时人口中有言，心中有象，也体会到气，这有一时代趋向于内敛、宁静、深远、玄远和本体，其美学兴趣不仅关于宇宙而且关乎人生之究竟。其三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无之辩，在哲学和美学本体上，魏晋玄学仍以有无关系为基本命题，玄学部分贵无崇有两派以贵无为思想主流，人们固然未能走出神不灭的神学气氛，但就时代文化总体而言，已经从王充与仲长统等唯物思想所到达的终点出发，将形神问题推演到一种真正纯粹而成熟的哲学、玄学之境，并且提在这一代的艺术审美之中。除了“文的解放”，这一时期突出的审美表象之一，还有所谓“人的解放”，这便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审美与人格美的建构，基于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才性之辩。才性之辩是魏晋清淡命题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之一，是容神；之二，是兴之所至、率真而为；其三，是自然、诚笃、重情；之四，是巧言灵思、智慧俊拔；之五，是雅量、无私；之六，是生命的悲慨。魏晋风度充满了关于生命的悲剧感，是这一时期很有代表性的文化。

2、《文心雕龙》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建构：中国美学史上自先秦至南北朝之最具思想与深度的文论，非刘勰的《文心雕龙》莫属，这一部专著标志着我国古代美学体系正式建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文化选择，是道、儒、佛的相会，鲜明的呈现出复杂、宏博的精神面貌与人文内涵，它是中国文化史上巨大、矛盾而深邃的一个文论系统，其基本特点是“唯务折衷”。儒家的重要经典《易传》的基本思想是《文心雕龙》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崇佛是一个曲折的人生过程，也成为奠定《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亦儒非儒的一个坚实的人格基础；《文心雕龙》以道为文章文思之本，因此，其美学思想的本质有从玄、尊无、体道的品格，它的文化哲学立场确是亦道非道的；《文心雕龙》全书的体例、结构与思维方式，是受到佛教的影响的，又呈现出亦佛非佛的特征。

四、佛禅与意境说。隋唐时期，我国的经济、文化均发展至高峰期，于是，迎来了值得自豪的人文季节，佛学中国化以及其他人文因素与历史积淀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独具神韵。唐朝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佛学的中国化。其中国化的历程，起于以“玄”释“佛”、以“本无”说“空幻”。佛学的中国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在唐代有容乃大的总体文化格局中，唐最高统治者推行儒释道三教、三学并行、融合的政治、文化政策，为佛学中国化准备了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其二、在唐代，中国佛教宗派正式建立，加深了佛学中国化的思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朝美学的升华。唐代中国，无论道俗，似乎已经失去了有深度的理性思辩的执著与热诚，以深刻的理性思虑的无情放逐，换得诗的想象和丰富，以诗的激情飞扬来弥补时代思哲的苍白，佛学的中国化，使渐入的印度佛学原本庞巨的思想体系与逻辑体系得以简约，成为了唐代禅宗的“不立文字”，对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境”说的建构，是唐代美学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这一历史文脉过程，大致为：象——易象——意象——意境。这一学说是由唐代王昌龄《诗格》首先提出的，他提出诗境有三：物镜、情境和意境，分别是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中国美学史上的由唐人王昌龄所首倡的“意境”本义，受到了佛教“意境”说的深刻濡染和影响，艺术审美上的“意境”，指由一定文本符号系统所传达、召唤的艺术创造与接受的心灵境界。意境：在无与空之际。

五、宋明理学与美学的完成。宋明的理学始创于北宋初年，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的形上学；二是借鉴佛老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道统”；三是把佛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正因为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了道佛思想，所以原本以讲道德议理为诣的理学文本具有了更加灵活多变的特点，并且很自然地浸染了道、佛思想中的审美气息，加之理学本身也具有性情逼近的切实需要，从而打开了通向审美感悟之域的路径，程颢、程颐的道学思想,朱熹的道学思想,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王夫之的气学思想就是宋明理学的代表。理学在文论诗论中用道统否定文艺和美学,同时把人生境界奉为最高的美和乐，以冷色调和女性化为主流，理学的修养学是人生论、修养论,又是一种纯粹精神美学，宋明理学发展完备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成过程。

六、起于王夫之的清代实学的美学思潮，具有尚物、尚事与尚实的思想与思维是属儒的“实用理性”意义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