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中走来的外语学者

年6月30日，建党99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的回信中提到“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学史明智，以史为师，本期“人文·留声”栏目荣幸地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振武教授，带领我们一起重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讲述一名外语学者在伟大时代如何迎接机遇与挑战，介绍自身学术成长与文学成就，展示出新时代高校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嘉宾介绍

朱振武，文学博士，外国文学与翻译博士后，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以及其他科研项目十几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翻译》等重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著作20部，编著60多种，译著30多种；主持译介的丹?布朗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及相关中英文著作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各行各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绩辉煌，令人瞩目。为中国教育建设做出贡献的学者们，既是改革开放的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他们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让我们更加坚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Q：朱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采访您。我们知道您既是我们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也是我们国内知名的外语学者，您在《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文中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您走上外语学者研究道路的一些经历，我们想请您谈谈是怎样与外国文学结缘？您觉得改革开放对于您的学业事业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振武教授：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一声号响，学校大规模开设英语，大家都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我赶上了那个好时候。细细数来，自己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学业，经历过工作、教书和经商，然后读硕士研究生、做大学老师，再读博士研究生、出国留学和做博士后，评上教授和博导，多年教书、译书、写书，最终成为所谓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但实际上，这些进步都是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其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文化艺术日益繁荣，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是自己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事的动力使然，是这些年来充分利用英汉双语文学文化优势的结果。

我本来从小就有阅读习惯，那时就一下子把中文学习的心得都用到英语学习上了。我小的时候见什么读什么，只要是文字就感兴趣，没上几年级，周围亲朋能借到的书、报纸、杂志就读得差不多了。我深深受益于广泛的阅读，因此推断英语学习当然也不例外，谁读得多，谁水平高。

转眼几十载光阴过去了，现在往回想，才悟出其中的许多道道。光学外语，学得再好，还只是具体技能而已，并不是万人敌。因此真正的外语学习，是要深入到目标语的文学文化中去，但这还要有个前提，就是要把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学好，要站在自己民族立场上，去考量外国文学文化，这样才能有意义，才能在更高层次为人所认可，为国外人所接受。说来也是缘分。我大一的时候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两个战士》，从此我与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福克纳的全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基本上都研读过。那以后，英美名家的小说基本上都有所涉略，说是一网打尽显然是过头了，但说大多数都了然于胸还是不为过的。我曾作诗曰：熟读古今书，通晓中外体。博采百家长，自然成自己！

Q：您译著数量多且品质高，得到了广泛好评。上海市翻译协会分别于6年和年授予您“翻译新人奖”与“翻译成就奖”，上海市作家协会曾颁给您年度图书奖，您还获得过很多其他图书奖。您是如何将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不仅如此，您还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您指导学生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多达百余部。您的经验对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年轻外语学者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能请您谈谈在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朱振武教授：《达·芬奇密码》入选“建国以来最受欢迎的六百本书”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三百本书”，还获得过很多别的图书奖。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许多在国外走红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后并不走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问题。有的译本并不能说翻译错了，而是不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达·芬奇密码》等作品畅销的因素也很多，但能在中国畅销，能让汉语读者喜爱，能让他们一气呵成地读完，翻译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真正搞翻译的人都清楚，文学翻译是最难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太多方面的东西，它的意象、修辞、典故、思想、情感、语气、语调、韵律和节奏等很多方面对译者的要求很高。从丹·布朗作品的翻译实践来看，将美学理念与审美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并将之运用到文学翻译实践当中去，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使译入语文本接近源语文本，极力提高二者的相似性，是文学翻译者所应追求的目标之一。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纳与再造。举个简单的例子，《天使与魔鬼》里面有个词是“Hassassin”，是作者自己造的词，我完全是在知识积累和长期的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见景生情，触类旁通，创造了“黑煞星”这一新的形象。“hashish”与“黑煞”以及“Hassassin”与“黑煞星”在发音上几乎完全吻合，而“黑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麻醉剂的性能之烈，“黑煞星”这一形象则能让人联想到杀手的阴冷、狠毒与恐怖，确有音义兼得之妙。翻译的灵感来自于译者全身心的投入，厚积薄发，方可偶尔得之。主、客观因素相结合，使译者的情感汇聚到一个最佳点，其智慧得以充分地发挥，激情达到顶点，从而产生灵感，获得一种新的感悟、形象和概念。文学翻译特别需要提高目标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相似性，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文学翻译的审美旨归。我的许多学生都成了翻译家，有些还小有名气，这与他们的勤奋和天分不可分，也与他们的翻译门径都比较正确有很大关系。当然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外国文学的翻译家，还在于他们都是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一点也是我的切身体会。

Q：您曾在文章与演讲中提到了“翻译活动要有文化自觉”以及“新时代外语人的文化担当与家国情怀”，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外人文交流的大环境下，能请您谈谈您的学术成就对于推动中国梦的实现有怎样积极的作用？

朱振武教授：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要有中国文学文化的视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视角，光是从英美文化的视角谈英美文学，我们就很难跳出西方人思维的窠臼。只懂一种语言，就是不懂语言；只懂一种文学，就是不懂文学；只懂一种文化，就是不懂文化。没有参照，怎么对它进行鉴定呢？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参照系。对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我们的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文学。许多研究者放弃自己的话语体系，放弃自己作为一流读者的机会，放弃自己完全能读出新意的机会，放弃自己的个性，偏要依据别人特别是外国人的阅读体验去感受作品，根据外国人的理论去肢解作品，其实是不懂“诗无达诂”的道理，这样是没有办法使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立足的。正如我在两年前接受《文汇读书周报》专访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与西方对话，均衡吸纳外国文学文化精髓，而不再是拾人牙慧，仿效照搬。

我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与问题”和国家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虽然都是研究“外人”的东西，但我们的重心是中国文学文化。我们研究汉学家的翻译策略、理念、选材及存在问题等，都是为了更好地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我们研究非洲英语文学是为了填补国内外的这块空白。我们都知道，中国国运长盛不衰的秘诀就在于善于学习和汲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局限于某几个国家或某个局地。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及非洲英语文学史的撰写对于均衡吸收异域文化养分以滋养中华文明同样大有裨益，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Q：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文学文化再一次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中国的学术交流发展也越发受到世界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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