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

　　在对鲁迅的各种批评与非议中，“全盘性反传统”和“激进主义”是最激烈、最难澄清的“罪名”（两种说法的内涵基本一致）。说“激烈”，是因为这两种批评观点都具有整体主义倾向，不涉及多少具体问题，但可以对鲁迅思想形成整体性消解；说难以“澄清”，在于其包含当下国人的现实体验和文化隐忧，带着这种感受接近鲁迅，无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有多么复杂，只要鲁迅有激进的言论存在，都会让读者戴上“有色眼镜”。鲁迅的遭遇并不限于个人，在当下中国对传统的认同成为强势话语，对历史上如“五四”这样的文化革新运动由弘扬转向批判，以至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的内部，弥漫着一种“原罪”意味。对“全盘性反传统”的批判自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弘扬传统的同时，理性认识“传统”的特性，避免将“传统”整体化、本质化也是当务之急。唯有如此，弘扬传统才可能有科学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及“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成就才可能被全面继承。本文以鲁迅为例，梳理“反传统”话语在中国形成的过程，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既是对关于鲁迅种种误解的“反批评”，也力图揭示“反传统”话语背后思想逻辑。

一

　中国“反传统”话语的形成

　　本杰明·史华慈概括林毓生提出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iconoclasm），认为其中包含两个预设：“其一，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当做一项“整体”看待；其二，此一秩序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拒斥”。这种概括虽然特指林氏提出的概念，但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出现的“反传统”话语也具有启示意义。在当代文化批评中出现的“反传统”概念，包含了两种内涵的含混。一种是对诸多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现象的总称，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不同方面对传统的批判，即属于此类。一种等同于林氏提出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强调“传统”的整体性以及“反传统”的立场性。这种“反传统”不是对历史的客观描述，而在于说明一种价值观。这种含混的现象值得清理，特别在梳理“五四”新文化及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更有重要的意义。例如：鲁迅反传统的言行是否一定代表他秉持“反传统”的观念？两者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当代思想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争论最终陷入僵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双方没有理清这个问题，因此对话常常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五四”时期，“新/旧”文化阵营之间出现了若干论争，新、旧派人士都没有将“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传统”是以具体的面目出现，如孔教、包办婚姻、孝道、文言文等，略有整体性的概念只有“国故”和“国粹”，而一旦深入探讨，问题也会变得具体。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鲁迅于年创作的《青年必读书》，其中包含“不读中国书”的言论，是今人认为鲁迅“全盘性反传统”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在当时，虽然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但即使是普通读者的反击，大抵也只认为鲁迅“偏见”、“浅薄”，虽然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并没有出现“传统-反传统”的简单对抗和非理性情绪。这说明，虽然此时的知识界就传统问题出现分歧，但都没有将“传统”视为一个整体概念。

　　三十年代，李长之著《鲁迅批判》对鲁迅的定位有将鲁迅与传统对立起来的倾向，但也没有将“传统”视为一个整体。林著对鲁迅的评价，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咒恨中国的医药，他就咒恨中国的医药所盘踞的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壁垒了，他于是学西医，然而同时他却是接受了整个的那代表着在西洋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和思想了，他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

　　李氏从“医药”入手认为鲁迅咒恨“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表明鲁迅具有“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相似的特征。但李氏言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笔下“传统”不是一个具有本质主义的整体。李文虽有出现了“整个传统”，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封建文化的壁垒”，由此观之，“传统”在李文中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框架。其次，李氏对鲁迅类似“全盘反传统”的概括，只作客观描述，不作价值评判，说明其超越了“激进-保守”的对立思维框架。李文并没有将“反传统”视为鲁迅的一种罪过，也不认为“传统”不可反抗。

《鲁迅批判》

　　不过相对于“五四”时期，李著开始对“传统”进行整体认知，著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封建文化，值得注意。“封建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共“二大”，在这次大会上“反封建”与“反帝”同时成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纲领。在“反封建”的旗帜下，“封建文化”成为批判的对象。关于什么是封建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完整的概括：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视为“封建文化”并加以反抗，具有整体主义的倾向。首先，封建文化不仅是一个形式整体，还是一个意义整体，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其次，在“反封建”的旗帜下，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关于传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文化场”。不过，“封建文化”毕竟不能等同于传统文化，毛泽东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其中包括“民族”的特征，在封建文化之外，封建社会里不占统治地位的“民间文化”，依然是值得重视的文化资源，而它们显然也是“传统”的一个部分。

　　在“反封建”框架下，《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也进行了概括：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笔者认为，林毓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起源，可能受到此段言论的影响。这也陈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由于“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交织，两种话语常常出现互相渗透和改写的情况。“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那么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入，革命话语也会改写“五四”创建的系列文化话语，并对“五四”的整体形象进行重塑。

　　在一定的意义上，“反封建”很好地概括了鲁迅及“新文化”与传统的关系，直到“新时期”，这一概念都被持续使用。年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出版，被认为鲁迅研究的一次转向，但其中的关键词依然是“反封建”。“封建文化”和“反封建”能够长时间存在并被广泛使用，在于它虽然为政治家所创造，但其包含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启蒙的思想基础相一致。但对于政治家和启蒙家来说，“封建文化”的具体所指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出入使“反封建”的具体效果常常存在较大偏差，因此在使用时会形成一些混乱。

　　在中国学界，“反传统”正式成为一个术语，始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翻译和出版（年）。林著首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及革命创造的“新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包含着“全盘性反传统”的倾向：

　　虽然共产主与革命在改造国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新秩序与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仍然悬而未决，暧昧不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并不对旧中国的传统采取民族主义式的颂扬，相反地，他们更倾向于根除这种传统，因为他们视传统为对当前的威胁和对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的障碍。

　　接着认为：“这种当代的文化暧昧性（或当代的文化危机）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特定性质，尤其可以追溯到-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林著译版最早出现在年，由于作者的身份及全新的视角，在国内学界引起震撼，并引发论争。

　　林著的关键词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它和之前若干关于传统言论的不同，在于将“反传统”视为一种观念，并对之进行批评，从而为“反传统”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在林著中，鲁迅是“全盘性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

　　客观地讲，“传统”作为一个独立整体传统，有助于中国学界走出“反封建”的思维局限，毕竟“传统”中的“封建”和“非封建”并非泾渭分明，稍不注意可能引发对传统的整体破坏。将“传统”视为独立的存在，对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与“传统”意识同时产生的，还有“传统”至上的观念，不仅将“传统”塑造的十分完美，还因为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将现代文化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譬如中国现代诗人郑敏对百年中国新诗的看法，认为新诗遭遇的困境恰恰证明白话文运动的负面阴影，无疑将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否定。

　　在“传统”被视为一个整体后，它与民族主义也迅速挂钩，以至于文化界出现一种倾向，传统文化天然被视为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则普遍被认为是“西化”产物。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反传统”话语也与“东方主义”联系在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被认为是将中国“他者化”的过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也被认为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是丧失文化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在民族主义的有力支撑下，“反传统”逐渐成为“五四”新文化和鲁迅一种潜在的“原罪”。

二

知识背景及存在问题

　　在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关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出现了两种英文表述：一个是TotalisticIconoclasm，字面意思大概为“整体性反圣主义”；另一种表述为RadicalAntitraditionalism，字面意思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这两种表述在一部著作中同时出现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在英语世界中两者的侧重和感情色彩并不相同。作为一种批评观点，Totalisticiconoclasm的重点在前一个单词上。在经历启蒙运动的西方，iconoclasm（反圣主义）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后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只有这种倾向在Totalistic（整体主义的）的境况下，才具有值得反思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反圣”过于极端且非理性。RadicalAntitraditionalism的重心很难说在哪一个单词，因为两者在情感上有叠加的效果。Radical包含极端、无理性的意思，很明显感受其中批评的意味；Antitraditionalism中的Tradition字面意思是“传统”，但也有“习惯”、“惯常”的意思，在崇尚习惯法的英美国家，“反对习惯”本身就带有突兀、不得体的潜在批评。两个词语累加起来，强调了“非理性”的特征。林著对“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两种英文表述，体现了“反传统”话语的两种思想基础。

林毓生

　　一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西方，“传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认识也并不久远。爱德华·希尔斯的《论传统》被认为“西方第一部全面、系统探讨传统的力作”，他本人在著作的序言中回顾说：“（在他写作这本著作时：作者注）只有许多关于特定传统的论著，有的是关于伊斯兰神学和法律的传统，有的是关于犹太教的传统，以及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传统。还有专门关于文学、艺术和法律传统的著作。然而，却没有一本有关传统的书去探讨传统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因素”。希尔斯开始写作《论传统》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可见到此时为止，“传统”在西方世界还是以具体的面目出现，也没有人全面将“传统”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思考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林毓生著中“传统”的所指并不如希尔斯对“传统”定义的丰富性，但如果没有希尔斯对“传统”的独立认知，“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很难具备该有的哲学基础。当然，虽然《希尔斯》是西方第一部研究“传统”的著作，不代表在这一时期只有他一人开始对“传统”进行不同的认识，它势必形成一种历史语境，为学者不同思考提供契机。但如果没有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传统”很难从具体形态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总之，在“反传统”话语中，它不 　　一是学院派的立场。林毓生坦陈他写作《中国意识的危机》的思想起点，受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影响：“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倡导进步的重要性是怀海德、波兰尼（MidaclPolanyi）与海耶克（F·A·Hayek）——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识见”。从“共同的识见”可见，三位思想家的这种看法给了林氏极大的信心和鼓励，促使他重新思考“五四”以来的中国问题。林氏所依托的观点，是在西方社会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历史观，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调和，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80年代末期，很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鲁迅的批评，多依托这种文化经验。也因为依托这种文化经验，他们习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很多行为斥为“非理性”，最典型便是余英时对鲁迅的批评。

　　在几次针对中国文化的访谈中，余英时对鲁迅表现出“反感”的姿态，其中最反感的莫过于“高度的非理性”，“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也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余英时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他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与林毓生基本立场一致，都是从学院派的“理性”出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变革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整体来说，“反传统”话语受到了20世纪40、50年代以来西方对启蒙思想整体反思的影响。西方知识界对启蒙主义思想的反思一直存在，自启蒙运动开始就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但真正将启蒙文化拉下神坛还要到“二战”之后。西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反思启蒙主义的高潮，很多反思启蒙的名著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如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和希尔斯的《论传统》等，都敢于走出启蒙主义思想的阴影，得出的成果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如希尔斯在《论传统》提出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tradition）”，认为它们是很多人类原始心理倾向的表露，如敬重权威、依恋家乡、思念过去和信仰上帝等，启蒙运动对它们过于粗暴的态度显得十分肤浅。这样的反思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当中，启蒙主义的思想成果不再被当作“普世价值”而传播，人们可以从启蒙思想之外更全面看待现代社会问题。

　　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反思及对传统的重新认知，对于纠偏启蒙主义引发的问题无疑意义非凡，但其整体主义方法与学院派立场，也使其观点在批判具体历史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漏洞百出。

　　首先，在理论上“传统”可以被整体认知，但一旦涉及到具体历史问题，传统永远不会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整体，它具有稳定凝固的一面，也具有流动变异的特征，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只能在具体现象中把握传统。因此“反传统主义”本身就具有虚妄性，“传统”如果只是如希尔斯所说“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那么“反传统”就如同与风车作战的唐吉坷德，你可以说反对传统中的某种因素或倾向，但很难有纯粹的“反传统主义”。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落实到历史当中，就出现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情况。严家炎于年发表的《“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严文指出：

　　总之，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说不通，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这是不恰当的。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这也是不恰当的。……第三，这种说法忽略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

　　这里实际指出了“传统”作为整体的虚妄性：传统的内部可能包含着多种因素，甚至包含“反传统”的思想——“全盘性反传统”很难在历史中真正存在。今天，我们在“五四”一代学人的身上，既可看到激进反传统的一面，也不难发现他们以不同形式恪守传统，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对他们而言，如同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具体而混杂，很难有“全盘否定”一说。

　　其次，对于历史中的人物来说，他们对传统的感知，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很难如学院派主张的那般中正平和。即便如林氏和余氏所主张的那般：“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倡导进步”有重要意义；保持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步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但在具体的历史中，不可改变会有某种力量对个体产生过度倾轧，从而形成个体的过激反应，形成文化的偏至。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激进的问题上，面对同样的历史，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

《中国意识的危机》

　　《中国意识的危机》认为，辛亥革命推翻君权造成传统文化道德秩序的崩溃，为“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提供空间的言论。严家炎则认为这种逻辑并不合史实，指出：“正是由于袁世凯和张勋接二连三的复辟，重新恢复帝制，以及像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主张要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都拥护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深思。”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统治，但并没有改变国人对封建文化的信仰，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启蒙行为的动机。严文的逻辑出发点是新时期后形成的启蒙史观，它让普通读者看到林著观点不严密的地方，即：针对历史事实不同的解读方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可见，当我们考虑到历史人物的情感因素，对历史的判断就很难一种观念来认知。

　　为了说明“反传统”的错误，将这种思想与“西方”挂钩，强化意识形态对抗的冲突，是国内很多学者的惯常做法。冯骥才所作的《鲁迅的功与“过”》中，将鲁迅的“国民性”观点视为受到西方传教士的蒙蔽：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她的国民性批判源自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我这话是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西方霸权的话语。

　　冯文的“西方人的东方观”源自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是后殖民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后殖民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在西方世界结出的硕果，它将批判的对象从政治霸权引入文化霸权，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警醒和开拓的意义。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而言，后殖民主义为保持国家独立发展提供了“文化多样性”的学理依据。但是，后殖民理论一旦成为保守主义的工具，容易导致盲目排外、固步自封，将西方文化的“霸权”与“进步”不加区分，并忽略了文化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因而变得粗暴武断。如冯文中对西方传教士的描述：“传教士们在世界所有贫穷的异域里传教，都免不了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在宣传救世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进入了救世主的角色”[4]。显然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或许不少传教士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但在前现代的中国是否全无道理或“包藏祸心”，就有些言过其实。

三

　鲁迅批判传统的思想起点

　　“反传统”话语一旦进入到历史层面，就会出现漏洞百出的现象，是否意味着这是一种错误的言论，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首先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对这个问题，希尔斯的《论传统》似乎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近代，个人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就是社会本身，很难说是一个具有本质主义的整体。对当下人而言，传统在现代社会日益受到挤压，因为弱小反而可以被当做整体来认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反传统”话语在当下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其次，在当下社会里，对“传统”整体性地排斥是否值得批判？答案也是肯定的。在今天，不仅西方学者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同样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针对上世纪末出现非议鲁迅的潮流，王富仁认为中国固有伦理道德在当下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现代中国的伦理道德建设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他们（新儒家：引者注）企图通过中国固有伦理道德的重视克服现当代中国道德紊乱的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更不乏合理的成分。但这毫不意味着应当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

　　王氏的这种看法，在当下中国社会很容易获得共鸣，因此缺少了固有伦理道德的束缚，社会道德滑坡是当下社会显著的病症。

　　再进一步讲，林毓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起点的看法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可能为后世提供不好的榜样，但若仅以此为依据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全盘性反传统”，同样站不住脚。问题的症结是理论的有效性，在当下警惕“全盘性反传统”具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在历史当中不可以激烈地批判传统。这与西方理论界在上世纪50年代反思启蒙思潮一样，他们可以在特定时段批判启蒙，但并不能否定启蒙运动存在的意义。

　　这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历史上的反传统和当下批判反传统同样有理，那么该如何看待两者的一致性呢？笔者认为，这也是今天重新认识鲁迅反传统思想的新起点。

　　必须承认，林毓生提出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并不是对中国社会的片面攻击，它的背后有强烈的政治、民族情怀。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这种情怀的背后，是对于“人”的普遍关怀。这种情况在西方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希尔斯对“实质性传统”的发现，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人的尊重和呵护，因为对人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因此能够超越启蒙主义思潮的缺陷。再如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对启蒙重新变成“神话”的批判，也是对个体思想自由的尊重，因为希望人不要再次成为“启蒙偶像”的奴隶，才开始对启蒙进行批判。

　　同样的道理，鲁迅批判传统的合理性，也在于他在批判中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痛斥传统“吃人”，并不是危言耸听，传统“吃人”可以在象征和现实两个层面找到依据。在象征层面，如包办婚姻制造的爱情悲剧、科举考试造成的人生悲剧、专制统治导致的社会悲剧等，举不胜举。在现实的层面，中国历史上人吃人的现象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如唐末黄巢领导的起义、明末张献忠领导的起义，都出现大量吃俘虏的现象。在鲁迅的其它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吃人”更全面的认识，如果说《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白光》中的“吃人”还属于象征，那么《药》出现的“人血馒头”，就是现实版“人吃人”的案例。鲁迅通过“吃人”的惊异性唤醒国人，促使他们反思，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睿智，但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对“人”的尊重。

《呐喊》

　　除了表现传统与人的对立，鲁迅还有一类作品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对传统的颓败表示惋惜。如在《故乡》当中，鲁迅通过对闰土、杨二嫂现状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批判。在鲁迅看来，正是传统礼教的束缚，让淳朴善良的闰土变得麻木不仁。但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鲁迅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传统值得留恋的一面。在“我”的记忆世界里，无论是闰土还是他的父亲，亦或“迅哥”自己的亲人，都没有出现传统对人性的扭曲，体现出淳朴善良的特点。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闰土与我之间结成深厚的友谊。但这一切随着乡村的衰败变得不复存在。在小说的开篇：“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反映出近代农村的经济衰落。而因为经济的衰落，传统逐渐式微，人性也发生了变异。曾经的杨二嫂是“豆腐西施”，因为卖豆腐足以营生，体面而矜持。但随着小镇经济的衰落，杨二嫂失去经济自足的能力，最终变得可怜又可鄙。同样，闰土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个体面的庄稼人，并不像成年闰土一般麻木不仁。所以，与其说鲁迅透过“闰土”来批判传统，不如说鲁迅有感乡村经济的衰落，为传统唱了一支挽歌。在这一支挽歌的背后，是鲁迅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提出了“不读中国书”的看法，但如果了解创作的背景，就可知鲁迅并非简单否定传统。《青年必读书》的创作，是应《京报副刊》组织的“青年必读书”征文活动。作为一次公开的征文，“青年必读书”的主题并不合时宜，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并不存在针对所有青年的“必读书”。《京报副刊》组织本次征文，无数应征者开出书单，可以窥见此时“学院文化”盛行的事实，因为只有在“学院”这种教育场所，“必读书”、“入门书”才有用武之地。鲁迅秉持“行”的文化观，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青年，真正对他们有意义的帮助不是将他们请进书斋，而是让他们在行动中创造未来。正是如此，鲁迅通过“不读中国书”的极端言论，唤醒青年对行动的 　　略举几例，说明鲁迅批判传统的思想起点，其意是避免对鲁迅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陷入“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之中。在西方思想界，从“打破传统”到“尊重传统”，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文明的进步。中国思想界从“启蒙”到“保守”的过渡缺少必要的铺垫，因此对两者的关系难以泰然处之。鲁迅反传统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提供了面对传统时的平衡点，即在“人”的立场上审视传统，凡是有利于人的传统就应该弘扬，而对于那些束缚和制约人的传统，则要在质疑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如此，传统才可能在现代社会焕发生机。

本期编辑：大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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