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青年必读书”说起

年2月21日，《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征求专栏上刊登了一封来自鲁迅的回信。关于“必读书”，鲁迅的回答其实只有两句俏皮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那段后来十分著名的“附注”，相比之下则要详细而严肃得多。正是这则附注引起了当时舆论界乃至此后多年间有关鲁迅思想的强烈反响和争论。尤其是那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更是让“本来就十分热闹的论争更加激烈”，甚而延续至今，“成为争了八十年尚无定论的一场学界公案”。这也正是鲁迅所自嘲的“华盖运”的开始。年年底，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那些“骂信”，多是指责他的“偏见的经验”，并“为中国书打抱不平”的，除了愤愤然于鲁迅的“武断”、“浅薄无知识”之外，甚而有斥之为“卖国”的无稽之谈，指责他“有误一班青年，有误中国”。对于这些言论，鲁迅虽也“退让得够了”，但还是写了两封回信，对那些完全没有看懂他就仓促批评甚而人身攻击的“骂信”予以还击。在回信中，鲁迅对于“附记”的本意本来是可以稍做解释的，但以他的性格，一是越在挨骂的时候越不屑于解释，二来对于这班或是居心不良或是真的浅薄无知的对手，他也觉得并无解释的必要。即如他在信中所说：“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从这句不算解释的解释中不难看出，鲁迅对于思想界学术界的各种“微温说”早已深感不满，而这大概也是他故意在“必读书”问题上采取极端之言的原因之一。

其实，只看到鲁迅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就以为他真的在说“读书”的问题，那就从根本上错解了他。多年以来，所有关于“青年必读书”的未竟的争论，其实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意图。“附注”的核心并非在“书”，而是在“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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