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萧伯纳

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

——鲁迅与萧伯纳

by阎晶明

不独是人心，世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评说的人越多，纷乱程度甚至反而越高。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来访中国这件事，我已从准备到梳理经历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把握说整理清楚了当时的情形，包括事情的流程、在场的人员到底是怎样的，等等。这件事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议论和说法都难得清晰，要说当时能见到萧伯纳的人，毫无疑问都是上海滩顶尖的文化名人了，怎么连这件事情的本来面目也说不清楚呢？

也许有人认为，一次来访，而且不过是个作家而已，值得这么“推敲”吗？的确，这一百年来，仅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罗素（访时尚未得奖）到泰戈尔、萧伯纳，从勒·克莱齐奥到帕慕克，来中国访问的人数实在不算少。然而，没有一次访问能像萧伯纳一样，引发出如此强烈、长久的反响。如果说泰戈尔的访问是现代中国的一次文坛佳话，那么，萧伯纳的到访就是一次猝不及防的风暴。他登陆上海不过就大半天时间，去了两三个地方，与十几个或略多一点的人进行了交谈，甩下若干句幽默俏皮的话，然后就旋风般离开了。可是，就是这八个多小时，被中国的文人们谈论了八十年；就是那么几句话，被争论了半个多世纪；就是那么一段有多名记者追踪、包围，用笔、用照相机记录的过程，却成了一个无法复原的被撕裂的故事。

所有这些故事的发生及其后果，都与一位那天本是半道赶去的人有关：鲁迅。

由于梳理故事“流程”之难，在写此篇文章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旧上海的消失带来一个很大的遗憾，即我们无法沿着萧伯纳走过的路径重走一遍，去想象当年的那段故事了。资料，只有文字资料中的破碎、纠缠、矛盾，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磕磕绊绊地重述这件文坛往事。

先来看几个与故事有关的“情节”闪回。

邵洵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邵洵美在上海监狱里与文学史教授贾植芳关在一起，有一次他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四十六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贾植芳《我的狱友邵洵美》）

——可是，出钱订餐这件事除了贾植芳先生的“捎话”，仍然没有一个确实的定论。

戏剧家洪深受一家团体（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一家报社（《时事新报》）委托前往迎接并采访萧伯纳，不想这样一位文艺大家，二月十六日下午跑到码头上，“向昌兴轮船公司打听了四次，小火轮几时开出；四次所得到的答复，都不相同”，“昌兴公司的主持人说，今天至少拒绝了二百个新闻记者，因为萧老先生怕麻烦，所以一切闲杂人等，船长命令不许登舟。我想蛮干一下，我说，‘我上了小火轮，你未必能把我推下水去’。外国人说，‘我至少可以把你推上岸去’”（洪深《迎萧灰鼻记》）。

——谁能见到萧伯纳，气氛从一开始就很紧张。

萧伯纳行程里还有访问北京，与上海的热烈“造势”相比，北京的情形却显两样。身在北京的胡适就有过俏皮的声明：“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电讯）

——分歧在每一个层面和细节上都会产生！

一、“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

这个标题是鲁迅事后的感慨（《〈萧伯纳在上海〉序》）。萧伯纳是爱尔兰人，生于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世和鲁迅有一点相像，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乡绅世家，但幼年时父母离异（从此“家道中落”），父亲嗜酒（鲁迅父亲也一样）是主因之一，他随母亲来到伦敦生活（少年鲁迅去南京求学），失去受上等教育的机会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创作道路也十分坎坷，但他最终以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同时对英国戏剧艺术的革新而被世人称道（鲁迅创作的意义甚至更具划时代色彩）。很长时间里他自己的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却把诺奖奖金八千英镑捐给了瑞典的穷苦作家们（鲁迅从经济上扶持了众多文学和美术青年）。他活了九十四岁，不知道是晚年时看透了人世，还是历来就持有自己的人生观，其生死观也和鲁迅有相近之处，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这和鲁迅的遗言之一“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在心境上有如中英文对译。

一九三三年，七十七岁的萧伯纳携夫人乘“英国皇后”号游轮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达香港，在那里就发表了一大通针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势的言论，其中的一些句子已经开始在上海传播。鲁迅为萧到上海所作的第一篇文章，就写于他到上海前两天的二月十五日，发表于他到上海的那一天，即十七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文中所举萧氏言论，正是其在香港时对当地青年所讲。萧要来上海了，这消息在那一刻比文章中的观点更重要。

十七日凌晨，萧伯纳所乘坐的游轮到达上海，据说是因为船吃水太深，所以停泊在了吴淞口。萧伯纳此行虽是“家庭豪华游”，但所经之处受邀上岸从事活动也是正常不过的事，至少在印度、香港都有过。萧伯纳“离开香港时曾致电宋庆龄。宋以萧伯纳年老，且初次来华，特偕两位朋友乘小轮至吴淞登轮往访”（《宋庆龄选集》［上卷］第九十三页）。萧与宋同是世界民权保障同盟名誉副主席，宋庆龄正是依此身份登上“英国皇后”号的。与她同登游轮的“两位朋友”，是宋的秘书及杨杏佛。

故事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很热烈地开始了。从十六日下午起，操持各种语言的记者早已在岸上迎候萧伯纳了。假如文字也是镜头，就聚焦一下人潮中的洪深吧。这位中国现代剧作大家，也在迎候着来自英国的更著名的剧作家同行，还兼着为一家报纸做记者。然而，他当晚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却很尴尬：《迎萧灰鼻记》。这位中国的剧作名家，至少在十七日凌晨两点就开始在码头上等候机会，他远远地看到宋庆龄、杨杏佛等来了，便再三向杨请求捎他上船，然而终不得。这简直让人联想到铁杆球迷守候在球场门口渴望一张球票的情形。他除了“散步观潮”，什么也没见到，只能以“据说”为小标题记述这次“灰鼻行”的结束。其他种种记者，恐怕就更没有机会了。

我综合了各种能读到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将萧伯纳那一天的“沪上行”描述一下，这里的最大限度，就是凡有文章提到他去过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尽量罗列出来，然后再来看看这一路上究竟产生了多少歧义和不确定。

“英国皇后”号“晨六时抵吴淞口。晨五时，宋庆龄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并上‘英国皇后号’访萧伯纳，相见甚欢。后应萧伯纳的邀请，宋庆龄与其在餐厅共进早餐”（《宋庆龄年谱》第四百八十九页）。宋邀请萧登岸访沪，萧先是推辞的。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记述，他对宋庆龄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宋庆龄强调了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能算来过吗？萧因为很满意回答，便同意了。而萧的夫人因身体不适没有随行。

小火轮来到了位于杨树浦的码头，萧、宋、杨等上岸，那一堆还在等候的记者应该没有得到采访和拍照的机会吧，至今我们没看到名人登岸的照片。萧、宋、杨等“先赴外白渡桥理查饭店与同时来沪各游历团团员相见，稍作寒暄”（《宋庆龄年谱》第四百八十九页）。（那么，萧的夫人要很孤单地在船上待一天了。）接着又驱车到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三一号，在那里拜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那一定又是一通有趣的寒暄。接着又是坐汽车，这回是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宋庆龄的居所举行欢迎宴会。离开蔡元培办公地的同时，另一辆车也已同时出发，去接鲁迅先生直赴宋宅。大家坐定已是正午十二点，大约一个小时后的一点钟，鲁迅赶到了，看见大家正在吃素餐。桌上应该已经坐了七个人，他们是：萧伯纳、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以及主人宋庆龄。鲁迅加入后，八人共聚。宴会可谓足够高大上，上海滩的文化名流和诺奖获得者，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里小范围聚会，这场景恐难再出现第二次。

宴会期间，宾主们肯定谈论了很多话题。但宋庆龄本人曾回忆：“当时林语堂和他（萧伯纳）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也就是说，有之后用英文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编辑《当代汉英词典》的林语堂在，其他人与萧直接对话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鲁迅写了那么多关于萧的文字，但提到席间谈话内容的也就一句：“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摄于上海宋宅的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宴会在下午二时结束。在宋宅的门口，还有照相环节。萧、宋、蔡、林、鲁及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的“七人合影”，鲁迅与萧、蔡的“三人合影”。接下来，至少有蔡元培、杨杏佛、鲁迅三人陪同驱车（有说是宋子文的车）到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欢迎会（车子总是满员）。行前，宋宅外仍然有一大堆等候已久的记者，大家一齐围上来，要采访，要记录，要拍照。这时候，我们又看到整个通宵“灰鼻”“迎萧”、一无所获的剧作家兼临时记者洪深了。他没有机会参加室内的宴会，这时却当起了翻译，由他告诉大家，四点钟再回到宋宅，萧先生答应接见记者，可有六名代表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等候在世界学院“大洋房”（鲁迅语）的，据鲁迅观察有五十多人，其中就有梅兰芳、叶恭绰、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等沪上名流。鲁迅是这样描述迎候者们的：“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而张若谷的记载是：“有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团圆面孔静若好女子般的梅兰芳，鬍髭象刺猬的鲁迅，还有叶恭绰，杨杏佛，林语堂，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以及其他与政治文艺都有关系的名媛与要人。”（张若谷《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

萧伯纳入场后，和大家热情握手，可以想象场面何等热烈。萧伯纳的演讲时间很短，鲁迅说是“演说了几句”。鲁迅记录了“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意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发生在现场的还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萧伯纳同梅兰芳进行了简短交流。萧指认梅是自己的同行（其实洪深更是），张若谷记说，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张若谷继续记述说，萧还问了梅兰芳，“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梅兰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也有人说，站在旁边充当翻译的叶恭绰还补充道，梅兰芳先生的戏也有静的，如有声音也是音乐。同时萧伯纳还满怀惊讶地赞叹了梅兰芳的“驻颜术”。

第二件事是向萧伯纳赠送礼物。张若谷在他那篇俏皮的、“民国”味道十足的文章《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里描述说“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那里面放置着十几个五颜六色的京剧脸谱，“萧老头儿装出很有兴味的样子”，指着其中一个长白胡须的脸谱问道：“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回答他的正是张若谷本人：“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中国老头。”（据说这是张有意讽刺萧的。）如此一来二去，一群人围着“争看那个小玩意儿”。张若谷特别注意到了现场的鲁迅：“鲁迅一个人，似乎听不懂英国话，很无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一忽儿他安步踱出到外面另一间里去了。”的确，那样的场合下，依鲁迅的性格定不会找个翻译去酷评脸谱之类。一屋子人在喧闹，独有一个人坐在幽暗的角落里冷冷地看着，也许这个人就是有故事或最可能记述故事的人了。

这似乎是个礼貌的见面会，萧伯纳这部《大英百科全书》得让更多人翻看一下。几位同来的人又陪着萧伯纳乘原车回到宋庆龄的住宅。一大群记者，或守候或追随着挤在门外。洪深仿佛很主事地又提及了六位记者可以入场的“指标”，但备受拥戴的萧伯纳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所有记者进来。记者见面会在宋宅外的草地上举行。记者会时间并不长，大约从三点开始，四十五分钟后结束。上海当时有多种语言的报纸，萧伯纳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或是语言原因，或因其他更深缘故，反映到各家报纸上竟然大相径庭。这是后话。

见面会后，奔波了大半天的萧伯纳在宋宅稍事停留，又乘车离开。这里要先加一个“镜头”，张若谷似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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