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是中国20世纪的伟大文学家，否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但由此而不分学科、专业，不分职业领域，笼统地给鲁迅加上“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伟人”的冠冕，则不相宜也不实事求是。说这话的是何满子先生，见于其发表于去年12月8日《中华读书报》上的《未来史家对鲁迅评价将比今人高》一文。何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杂文家，但对他这一观点，我还是要提出我的不同看法。
“伟大”作为一种形象状态，是比较存在的，这种比较，一般是应按行业进行，超越行业的比较，容易流于空疏，如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等。那么有没有超越行业的或者说顶尖级的伟大?当然有，有具象就有抽象，有特殊才有一般。对于超行业的伟大，按现有人类文明程度，我认为它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之一：其一，必须是能够开创和建立了在实质上的以民主制为本位的，而不是以个人专制或隐形个人专制为本位的、以物质建设成果为价值尺度的，而不是以精神胜利为价值尺度的并能有效抵御贫困和屈辱的某种社会制度。其二，必须是能够在地球的广大区域或多种民族中建立起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相对永恒人生理想、信仰。其三，有引起全球性生产力深刻变革的重大科技发现。鲁迅先生因为历史、时代以及个人机遇和志趣等多种局限，实事求是地说，与其上述三种情况是不符合的。所以其贡献基本还在文学领域，评价鲁迅也应当在这一领域进行，超越领域的推崇，无论对鲁迅或中国文化都是有害(助长个人崇拜)无益的。
何满子先生为证明“鲁迅第一”，把“事功”和“文化”、“文明”对举，说“事功”不是“个人的能耐”，是“众人参与的结果”，只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才是独立的创造”。这言下之意，是说只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才是伟大的，至于那些建立了“事功”的人物，不论其怎样显赫，都是说不上伟大的。这说法太可商榷了。且不说这一把“事功”、“文化”、“文明”的并列是否概念不清，就说“文化创造”，为什么就不能说是“事功”呢?而“文明”排开了政、经、文、军、科、艺等“事功”的积累与沉淀，还能剩下什么内容?试想，没有古埃及法老对尼罗河流域数十个“塞普”(小国)的统一，能会有充分展示着科学与艺术高度发展的金字塔出现吗?没有“梭伦改革”对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推进，会有古希腊哲学、科学、建筑、艺术的空前辉煌吗?没有汉、唐、明、清这相对安定时间较长的“承平之世”，会有今日足资夸耀于世的中华文明吗?至于以是否“众人参与”为尺度评鉴伟大与不伟大，更可能是把话说反了，因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迄今还没见哪种“伟大”是与“众人”分离的。陈景润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算是最“个人”的了，可这个命题并不是他提出的，并且还有“1＋1”的证明要期待后来者，可见并不“个人”。恰恰相反，“众人参与”系数最大的“事功”，伟大值也最大的，这是按之古今，无一例外的事。
对鲁迅评价，现在好像总绷着一根弦：有人要“否定”，有人要“誓死捍卫”。我看“问题”不这么严重，而在“捍卫”一派，是否有点“王敬轩”影子?就算在一片崇敬声中，有些微“杂”音，也没什么了不起。值得注意的倒是鲁迅研究的思想僵化倾向。讲鲁迅，一例是“最最最”，一例是“讲经解经”，容不得一丝一毫不同见解，否则就是对鲁迅的“否定”、“丑化”、“污蔑”，就是“群小的围攻”、就是“蚍蜉撼大树”等，简直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这正常吗?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拼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这话常常被人引用，在鲁迅研究上，怎么就不能有点实行呢?
如上所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伟人不是事事都伟大，鲁迅也做过错事，说过错话。比如，为“一件小事”，他就作过沉痛的自责；他告诫青年“不看中国书”。“一件小事”说明鲁迅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完人”；“不看中国书”，肯定是鲁迅先生说过的错话。不看中国书会怎么样呢?别的先不说，就说作为伟人的鲁迅先生，肯定不会在中国出现。参观北京、上海两地“鲁迅故居”，似乎那里的藏书绝大部分仍是中国书，鲁迅著作引书多种，绝大部分也是中国书，可见鲁迅先生主要还是看中国书的。中国书能孕育出像鲁迅这样的人物，说明中国书还不是狗屎一堆，读中国书也不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僵尸的乐观”。这里显然是偏激了。可以不夸张地说，“不读中国书”这一观点的出台，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毁，为害之烈，比“全盘西化论”和“知识无用论”不在以下。当然，相对于鲁迅的巨大成就，这只是其次要方面的一种失误。评价鲁迅，不能因瑕弃玉。
石穿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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