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东晋时期是行书发展的巅峰，探寻行书八讲，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

1

书法在东晋时期实现了第一次文人化过程。

从思想上说，人们普遍抵制和反对汉代以来独尊儒术而形成的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追求道家的自然无为，追求个人生命的体验，即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社会时尚由重道德功名和学问而转向了重个人才情气质、风貌和精神追求。

从行为来说，由于常年的社会动乱，上层的互相残杀，特别是曹魏时期的曹马之争，西晋的八王之乱，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来不及躲避，纷纷卷入争斗而人头落地。士大夫阶层为求自保，开始躲避政治，厌倦政事。转向了以老子、庄子、《易经》为内容的清淡。不谈具体人和事，只谈抽象的有和无、言尽意和言不尽意等哲学概念，离政治、政事和现实越远越不惹是非，越能保全自己。正如“竹林七贤”的名士阮籍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人少有全者，藉由是不与世事。”善于清淡的称为名士，玄而又玄的清淡，逐步成了时尚。

从思想语言的载体——文字书写来说，也必然与当时的思想、言谈和行为相一致起来，也就是从汉代严整方正，以直线为主的隶书，转向了自由流畅，以曲线为主的行书、草书。而且可以看出这一转换正与玄学一致，即行草书的自由奔放和洒脱离隶书一笔一画的真实越来越远，离心灵越来越近，从而成为一种时尚。

同时，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发现文字的书写由原来的中下层官吏（隶），不知名、没地位的人手中，转入了豪门大族名士们的高妙意兴中。高层知识分子的揣摩、玩味、遣兴、孕化，将书法注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的情感和灵性。如“二王”的行书、行草，以其流畅优美、自由潇洒的线条及其组合，表现出人的生命节律和风神状貌，可谓情驰神纵，超逸出尘，百态横生；真正表现了士大夫阶层对自由，对玄妙，对潇洒的一种超凡脱俗的追求与理想。

↓

这个转变的过程，恰恰是书法文人化过程，从而升华到一个至高境界。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认为的，东晋王羲之的行草书代表了这一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命状态，达到了最高峰。在此前行草书没有成熟，而此后的隋唐又过于规范化、法理化了。

2

艺术有一个稳定性规律。

艺术的产生、发展和成熟，都是时代的产物，离开了当时的环境，艺术也就随之变化了，以后很难再达到当时的水平。正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后来均未超过当时水平。虽然历代行书大家不少，也就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总体上说，未超过东晋。

3

实践证明宋人行书格调不及晋唐。

由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所以唐人行书与晋人相近，故有“晋唐”之说。宋人行书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他们投入个人性情太多了，被称为“书为心画”的时代，但古法被破坏了。所以元代赵孟頫看不起宋人而学晋唐，走出来一条以故为新的道路，形成了一座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