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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元气人生》专栏

学业之外，大学生活中仍有广阔丰富的领域待我们探寻；各行各业里，曾为世界着上自己颜色的那些亮眼身姿，也不只是汗水和泪水浇灌出的花朵。元气人生专栏以元培人多样的选择与探索为主题，希望以我们的访谈，向各位读者呈现大学生活可能应有的种种多彩面貌，以及这些探索“得失”背后的那些个人生命路径、关系羁绊与生活样态。

年，来自湖南湘西的全希西考入元培学院（原元培计划实验班)，与同样来自元培学院的滕佳佳、徐萌和来自法学院的韩世中一起住进了北京大学37楼的宿舍，在宿舍生活的亲密友谊中一同见证和感受大学为她们所开辟的可能性。后来，三位元培学姐分别选择了新闻传播、PPE、与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韩世中学姐则从法学院转到了中文系。在大学外的不同人生道路上，他们也各自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更丰富和别样的价值。

毕业十年后，全希西、滕佳佳与韩世中三位学姐重新聚首（徐萌学姐因为目前身在美国而未能参与此次对谈），她们畅聊过往时光、大学教育与人生选择的视频，经由全希西学姐剪辑上传社交网络，引起广泛共鸣（）。带着对这段视频对谈的好奇，我们尝试专访了全希西学姐，希望更多了解北大与元培的经历对她后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也希望从她身上探寻，来自江南塞北又将走向海角天涯的我们，如何面对厚重的北大与渺小的自己，如何像她一样在变动的人生中时时拥有拿起和放下的勇气。

这篇专访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全希西学姐进入大学前的经历；在第二部分，我们主要提问了与她大学校园生活有关的问题；最后，是她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与对大学生活的省思。

全希西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07级毕业生，新闻传播方向，艺术学双学位

现任新世相副总裁

01

第一部分

Q:让我们从您最初的经历谈起吧，希望学姐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来到北大的，学姐是哪里人，从哪个中学毕业，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元培实验班，在进入大学之前有对未来的专业、职业的想法吗？

A:我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我的中学叫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这是自治州里唯一的一个省重点中学。每年我们学校都会有大概10个左右Top2的学生；它的一本率、二本率在全省里面也比较靠前，所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甚至都不是我们班的第一名。选择元培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想法，我们当时选专业主要听老师和校长的，因为我们手里有的信息特别少，也没有做过多了解。老师说，分数比较高的，要不去光华，要不然就是去元培。大家其实没有了解专业本身的情况，只是不想浪费分数，就建议我说去元培。我本身是非常笃定想考新闻系的，听老师这么一说，就觉得我其实后面选专业的时候，还是可以再去新闻系，所以报了元培。其实我是在一个懵懂的状态下、没有去做任何的资料搜集和信息整理就做了一个非常随机的决定。

全希西学姐大学时期的照片

Q:看来您一直以来就有一个新闻理想，这个理想或者说兴趣是怎么形成的呢？

A:这其实也是一个随机的决定。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比较喜欢写作文、写周记，老师也会让我去讲台前念我的周记，可能这让我觉得，写稿子的工作会是适合我的。另外，我在读书的时候也订阅了很多杂志，从小读到大，对我影响很大。像《女友》《新周刊》《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我在上面看到原来有人写稿子可以写得这么好，我就觉得我以后想成为这样的人。那个时候读书很紧张，但每个周五回家我还是会去看白岩松主持的一个叫做《中国周刊》的节目——开始应该是叫做《新闻周刊》，后面改名叫《中国周刊》，那时候还有一本很受欢迎的许知远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他也是媒体人也是北大毕业的。

我当时是在一个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这些媒体人曝光度比较高，他们就是你能接触到的那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所以他们就会成为你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所以这个决定其实也还是随机的，它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

Q:您提到的这些新闻周刊也唤起我很多回忆，您上大学是年，那个时候和今天的社会氛围似乎也有许多不同。社会氛围和对时代的感受可能和大家的选择是相关的，您觉得这和您对媒体的兴趣、您的选择和追求有关系吗？

A:年的大学生和年的大学生中间相隔了15年，可能已经是两代人了。年的大学生，身处一个GDP飞速增长的时代，大家普遍对全球化的未来抱有极度乐观态度。当时最有名的书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大学校园里最爆满的课是林毅夫老师讲“世界自由贸易”。我们这代人大部分生于80后、90初，其实就是邓公南下讲话之后的时期，我们的成长跟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同步的，所以我们这代人是非常乐观的，非常相信个体的力量，怀揣着能在这个社会大干一番的想法，是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的感觉。这些心态，可能是我们当时选择的一部分原因。

然后到今天，因为经济已经发展到某种阶段了，然后房价也已经涨到某种阶段了。你们这代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工作几年就出来买房是不敢想象的——现在买房一定要双方老人都拿出家里的积蓄、或者是卖掉家里的房子才能换；再加上这几年碰上了疫情。我觉得那种对个体改造世界，以及个体对世界的影响力的信心可能会减少很多。但同时，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对国家的信心又更强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会觉得西方的各种经验特别先进，出国是一个绝对的好的学习出路，但现在可能未必还是这样；而再过20年，好的选择就一定是把中国的东西带向世界了——我觉得我的女儿长大之后，这个就是她的使命了。

在我感觉中，这就是时代背景下这两代年轻人的不同。我觉得你们这代人在独立思考的能力、思辨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方面比我们更强，或者是说你们是更务虚的一批人——我们那个时候多多少少还是物质压力非常大的，我们的父母是60后，有很多贫穷和苦难的记忆，你们的父母是70后，成长环境和精神追求都更好。我观察到现在的大学生，中产家庭出身比较多，成长环境相对比较健康，追求也会更加多元化，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批年轻人，其实我是对他们充满了信心的。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这代人更强，身上也承担了更大的使命的。所以我也希望现在年轻人更具有冒险精神一些。

02

第二部分

Q: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吗？在您的四年里，学业、实习、社团活动、恋爱、娱乐与闲暇，这一切您如何权衡和安排？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您当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A:我觉得整体上元培是一个很学术的地方，讨论的氛围也比较形而上。因为很多同学是状元，状元基本上都是有学术抱负的，也就是说要读博士或者出国念硕士的。所以在元培似乎大家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是我对我们那届学生生活状态的一个感受。

但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很学术；我当时也非常明确，我不会走上学术这条路，所以我的时间可能主要花在做实习、参加各种比赛，做这种让简历会更好看的事情上。这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或者是说因为我的习惯——如果我确定了一个目标，我不太会去做过多思考，而会想到很多执行上的事情，这也是现在我在工作中的习惯——老板给出一个方向后我不会特别去怀疑这个方向，但我会很好地落地和执行这个方向，这可能就是一个擅长执行的人的特点。

除此之外，我大学其实花了挺多时间去谈恋爱的——虽然那段校园爱情并没有走入婚姻，我也觉得很可惜，但我还是觉得那是很美好的，让我在自己的人格建设上收获很多的一段关系。因为你从书本中、课堂上可以学到东西，从生活中、通过亲密关系也可以学到东西，它同样很重要。我大学花费最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在恋爱关系里，因为在大学之前你也从来没有正当理由去做很多跟恋爱有关的事情。

另外，我还花了一部分时间去感受其他院系的课程。虽然我比较笃定我选择新传方向，但我们那个时候，新闻传播学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院，所以它的课程设置大概是从社会学系、中文系和外国语学院都拿了一些过来，它自己本身的课程设置还不完善，所以我去上了很多哲学系、历史学系、艺术学院和政管、国关的课程——还有生命科学学院，我的高数是在生科学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它不会改变我的职业规划，但让我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比如在生科课堂上认识了研究海藻的同学。

全希西学姐大学时期的照片

Q:您选修的这些课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A:太多了。我看李锋的采访也提到过，吴增定老师开的“理想国”对我影响挺大的，当时感觉“一个学期就读一本书”的形式太新颖了，我觉得太好了。

我的专业课程里，阿忆老师的《广播电视学导论》非常有意思，这可是《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在给我们上专业课，但凡你对媒体有兴趣，都应该去上上这门课。还有胡泳老师的纪录片课，胡泳老师在10年前就非常准确地预判了现在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我现在的工作本身还因为这两门课而受益。还有徐泓老师的新闻写作课，当时这门课的助教是方可成和吴琦师兄，当时上课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两位师兄今后都是业界里创造了很多价值的人。

还有朱天飙老师的“比较政治学”。他那时候每次下课都会给我们发论文，大家会一起去咖啡馆读论文，围绕着论文一起辩论，让我明白了原来大学学习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发言非常少，因为我不敢发言。当时我是一个基本没什么思考能力的人，我可以做题、答卷子，但让我就一个观点发表看法很困难；但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听到其他人的发言，看到不同的立场，我都会觉得特别好玩。而且朱老师每次都会请我们去避风塘吃饭，让我印象很深刻。

另外也包括朱青生老师的“艺术史”，因为这门课的关系，我读了很多艺术史相关的书。后来我还去“芭莎艺术”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还上了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上讨论了很多热点的社会事件，你会发现原来之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并不是事件全貌，或者说是一种非常个体的叙事——个体叙事当然是真实的，但会有局限性。而如果还原到非常抽象的、底层的法理学框架去思考，可能整个事情就能从一种个体的悲情主义里面走出来。这些思考其实和写作是直接相关的：写报道并不是说开头一个白描、把场面写得非常有戏剧性，就够了，比较重要的还是对所记录事件背后的东西有理解。

当时我还在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上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这些对我的工作效率、或者说职业发展都挺有帮助的。

Q:您觉得经济学对职业发展有哪些帮助?

A:学习经济学会让你变得更理性，对于整个市场如何运作、你的需求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都会有所了解，也会更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在听经原之前我是一个伤春悲秋的“文艺青年”，所以接触到这一切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所以我觉得，但凡你是一个人文社科人，确实都应该去广泛地接触和学习这些。但我肯定还是有一些遗憾，比如说戴锦华老师的课没有上过，阎步克老师的课没有上过，杨立华老师的课没有上过——但后来我都在b站上了他们的课（笑）。

Q:您现在从事的媒体行业也许比较特殊，一面有很多职业化的、技术的要求，另一面也肩负着一些社会理想。您会怎么在两者之间平衡？以及，在实际投入工作的时候，您之前广泛的兴趣与人文教育究竟对您有什么帮助？只是在个人人生价值方向有引导，还是会在某些具体方面有些启发？

A:对于具体工作是没有帮助的，但有一些更弹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经历过很低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业务做得不够好，我负责的整个项目被停掉了，那个时候我要去开掉多个人，解散团队，流水也从几千万垮到几百万。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算是职场上非常重大的失败——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但因为我明白，人在低谷的时候是有力量的，所以我用了很多方式走出来，去搭建新的业务。大学教会我的东西，不一定要在具体业务判断中发挥作用，而是会让我在很多地方变得有韧性。这份韧性不是来自于你性格上多么坚强，而是来自于你明白，人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换言之，很多人说听了很多道理，但过不好这一生；而大学可能能把这些道理真正种到你的体内，让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特别能应对它，从而比较从容地走过艰难的时刻。

再举个例子。工作其实都是很无聊的——当然我知道，做学术也很无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高光的时刻只有1%，你要怎么应对99%的繁琐？你怎么实践普通生活里的英雄主义？“普通生活”人人都知道，可是那个“英雄主义”的部分，其实是通过教育去给你种下的。

我觉得自己讲得比较抽象，因为它确实很抽象，无法体现在你任何的业务判断当中，但能给你一种面对事情的底气和勇气、坚韧和坚强，包括对人的善良。因为你越受教育，具备的学科视角越多，就越能理解每个个体的叙述，理解一切为什么是如此，也能因此变得善良和宽容——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在这些方面，高等教育搭建了你的底层逻辑。

Q:大学宿舍的女性同伴是自己走向成熟的重要一部分，她们对您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在大学生活中有没有哪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人，或者特别钦佩，认为可以成为自己榜样的人，不知道您可不可以介绍其中几位？

A:影响很大。首先，为什么我说无疾而终的校园爱情非常可惜，是因为你和伴侣的成长是同时发生的，你们彼此会知道你们为什么成长为现在的样子，这就会让你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对彼此多很多理解和宽容。室友同理，你看我们在视频里聊天的状态，虽然真的有10年没见、没同框过了，但依旧很自然。那是因为在大学每天熄灯之后，没别的事儿干，就是躺在床上瞎聊，其实大学就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我心中元培最大的好处，我们宿舍4个人里面，我学新传和艺术，佳佳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世中学法学和中文，徐萌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所以我们宿舍有9个专业，聊天的时候，每个人的兴趣都很不一样。差异如此大的几个人聚在一个宿舍已经特别好了，因为能通过聊天打开新的世界，更好的是我们之间没有课业上的竞争，所以彼此之间关系特别好，想想简直太梦幻了。从这个角度讲，宿舍生活真的是元培学生特别需要珍惜的，大家唯一的矛盾来源是生活习惯，而不会有那种隐秘的嫉妒和比较——因为你们非常不一样。

当然，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互相嫉妒？其实也会。但因为大学时我们还有充分的可塑性，可以把“嫉妒”的他人的优点变成自己的优点。比如我当时很嫉妒佳佳的条理，而我现在在我们公司写文档就是写得最有条理的——我的条理完全是以佳佳为模板而来的；世中嫉妒我的爆发力强，而她后来自己创业的职业选择，也会有我充满冲劲儿、敢于迎接挑战的影子。

人生非常难得的是在迅速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是陪伴你一起的，这是大学友谊对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又加上我们都是女性。女孩儿一定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是非常艰难的一批人：首先，高学历女性进入亲密关系就很不容易；其次，整个社会对你的期待是既事业有成，又贤妻良母，这种冲突在高学历女性上表现得尤其明确的——她们是特别撕裂的。所以我们在有些事情上特别需要这种守望相助的力量。因为女性的困境往往是相通的，彼此的支持和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男生就不同，因为男孩儿在性别议题上是比较顺利的，很难体会到那种隐秘的不容易。

所谓陪伴，并不一定需要天天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个人，就像大学得到的教育一样，是种在你心里的。你碰到很多事的时候，会把这个人拿出来反复地想一想，然后就能得到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在价值观成型的阶段所得到的这一切，是尤为重要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十七八岁，只是对一条标准的成长路径来讲，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它很有可能发生在十七八岁。

全希西学姐大学时期的照片

03

第三部分

Q:您给大家目标笃定，专注事业和自我建设的感觉，但也有了美满的家庭。您也说婚姻是您人生路上的重大节点，您觉得建立家庭对您的生活有怎样的意义？在追求自我成长和家庭责任之间，您如何理解和平衡？

A:这确实是很多高学历女性要面临的困难。我的大学爱情并没有很好地走到最后，但走出校园之后，进入亲密关系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当时我们的标准都是我要找一个学历比自己更高、或者至少跟自己匹配的，把自己的选择范围限定在一个特别小的圈子里。我的老公学历比我低，是一个二本毕业生，可是他身上有很多我珍视的品质，事业发展也比我好很多，帮助我成为了更加善良和稳定的人。

我觉得要打开你的想象力去接受，千万不要让学历反而成为你的“绊脚石”，在爱情里学历真的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你完全可以比对方学历更高，能力更强，这些都不影响爱情，想通了这一点，你的选择范围一下子就扩大了。接受你和对方的差异，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相亲局”，那样的标签化爱情我觉得挺荒谬的。在不拿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去要求自己和自己伴侣的时候，你的关系和婚姻都会一下子顺利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的育儿分工，为什么我生了孩子之后没有你所说的“家庭与事业平衡”的困扰呢，是因为我不用平衡——现在全部的育儿责任都是我老公跟他妈妈在承担。家里的、对内的事情，确实是我老公主动地承担了更多。可以说，拿掉性别的刻板印象，你的人生会顺利和轻松很多。

全希西学姐的结婚照

Q:您认为在一个行业深耕多年，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水平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我们也想了解您在媒体行业的工作，今天具体会做哪些工作？

A:我来现在这家新媒体公司已经6年了，每一年都在带不同的业务。从一开始去做活动执行，到市场公关，到用户增长，到内容策划；这之后还做过在线教育，之后有做过一些付费内容；做了付费内容之后有开始做MCN的业务，然后到现在是在做经纪的业务。总之就是一直在做偏管理类的事情，但手上的业务可能会有所不同。主要取决于公司每个阶段的需要——比如说做用户增长，可能做到1,万用户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做了，因为再做增长对于广告体量的增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而且这个时候账号的自增长速度也已经非常快了，这个时候你要去开辟新的其他的业务。所以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执行者，我可以比较快地去适应、去执行、去落地。

当然这些工作经历中有一些内容是贯通的，因为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业务，首先它都是在内容这个行业嘛，底层的逻辑都特别像。我觉得我工作到最近就会发现，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岗位，有一天他们突然融会贯通了——你突然升级了，好像你吃了很多蘑菇，然后你变色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想着，我好像又回到元培了，我好像这也做过，那也做过，我好幸运。我做过这个岗位，做过那个岗位，我理解内容的情感共鸣是怎么回事儿，我还理解品牌的营销费用是怎么拆分的，我也理解明星经纪约的竞争壁垒是什么。这种感觉其实跟大学学专业是一样的。

前面没有提到，你知道我在元培还学到一个什么东西吗？就是我觉得，事儿跟事儿、专业跟专业之间，都是通的。就像那个时候我去学新闻伦理学，我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哲学课吗？你会觉得专业跟专业之间，不该因为标签而放大事物间的差别，其实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所以我在工作上也真的从来没有给自己设限。可能这就是元培带给我的习惯。

Q:您现在这组和室友的对谈的视频与您的工作相关吗？是如何想到这个策划的？

A:不相关，我的视频栏目之前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频道，我想自己做一些记录。只不过现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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