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可见他在历史学和国学方面的造诣之深。在《钱穆珍稀讲义-中国学术文化九讲》中，钱穆先生特别讲了《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综述》，对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别推崇，认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优于其它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支离破碎的时期。自三国魏蜀吴鼎立，至晋武帝统一，接着便是八王之乱，随后怀、愍二帝蒙尘。接着东晋南渡，偏安一隅，有宋、齐、梁、陈四代，北方则五胡迭起，十六国纷峙，此后渐归统一。与宋同时期为北魏，后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是北齐与北周，其间前后约四百年。在这四百年中，太平统一的时间不足十分之一。在如此兵荒马乱、政治黑暗的时代，人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值得钱穆先生如此推崇呢？01学术文化上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活跃，迸发出其他太平盛世时代所没有的火花，主要表现在著书立说上，《隋书·经籍志》所收古今书籍，大多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所创作，以数量来看，在这四百年间，每年可得新书十部，也可说几乎每月产生一本新书，在这些著作中，佛道典籍还不算在内。中国史学的发达，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且此一时期的史学之盛，是凌驾于两汉、隋唐的，只有宋代能与之相比，重要的史学著作如晋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前四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还有两部编年史，东汉末年荀悦的《前汉记》，晋末袁宏的《后汉记》。这些都是现存的史籍，足以说明当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十分伟大的。这个时期，由于世道混乱，避世的思想比较盛行，佛教随之大行其道，此后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并由中国推行至高丽及日本。中国僧人热衷大乘佛学，最明显的是译经，在这四百年里，产生了一千六百部译经，大约相当于平均一年就有四部译经面世。所以现在要研究大乘佛学，都必须要依赖中国的翻译经典了，你说厉害不厉害。佛教中有佛、法、僧三宝之说，佛是创始说法者，法随佛生，有了佛与法，还得有传法、说法的人，这个就是僧人。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三位高僧可当代表，即：释道安、道安的徒弟慧远、竺道生。这三位高僧的人格和学养高远，被时人推为至尊。02纯文学的觉醒与独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从这段话可知曹丕已经认识到文章千古事，是比人的肉身更长远的存在，也奠定了曹丕在文学批评上的创始人地位。而且，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中有作者的影子，即将作者私人放进其作品中，以文学作品表现作者私人人生及感情。在《昭明文选》中读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大多可以在作品中窥见作者其人，如果想知道曹植，读他的诗比读史了解地更深入、更丰富。正是由于此时期文学的觉醒和独立，人们才知道借着文学作品将自身投入其作品中，并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觉醒形成了一种风气，也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于是，在那个时代，人人都喜欢自己有一部集子，在集子中表现自身，并赖此永存后世，这样，作者私人才可以赖此不朽。这种想法蔚然成风，集部大兴，至今流传下来的就有五百多部文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很多有风骨的名流，魏晋风流至今颇叫人向往，豪放不羁，心随意动，不为权不为利，青山绿水，侃侃而谈，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广袖宽裳，至今让后人无限向往。比较有代表的人物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有名的文人雅士有独爱菊的陶渊明，苦练书法的王羲之，还有发明了地动仪的张衡。03最后也许正是因为政治黑暗、世道混乱，人们看惯了生死，才豁然开朗，觉得自己要在这世间留下些不朽的东西，从而开始在内心去探寻，并将这些感悟诉诸笔端，创造了文学思想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留下广阔的思想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