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读书笔记。

《奇葩说》第七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刘擎老师。但节目结束以后，我并没有继续去找他的作品去看。

去年可支配的时间比较多，就一直想看他在节目里时常拿在手里的那本《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结果先看了《年以来的西方》，那本书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好读，里面有西方思想界的各种论战，有些谈得相当深刻，是一本非常开阔视野的书（下次可以单独讲讲）。

看完《》以后，对刘擎老师更加敬佩了，而在看《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之前，听了刘擎老师的公开课《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好像是很多年前录的一个版本，画质不大好，但讲得特别好。也许是因为听了这个课，所以《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看得很快，前后大概用了15个小时（算是我自己比较快的速度了）。

图片来自豆瓣

这本书主要就是讲20世纪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有哪些令人瞩目的思想，按照作者的话说是：

你将在这本书中看到，20世纪第一流的头脑是如何反思和洞察这个时代的。我会带你了解思想家本人的故事，领略他们独特的思想，也思索他们可能的局限和未竟的难题。

整个看下来很享受，他的表达非常柔和，就像他讲课还有参加节目或者做演讲的声音一样，有力量又非常好入耳。（如果不喜欢文字阅读去听公开课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得到也有这个课程。）

这些内容已经在他课堂上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能感觉到言语之间的从容，而且他总是能跟当下的事件联系起来。

比如在前言里提到：

谷歌有一个词频数据库，收录了海量的文本。从年以后，“alone”（独自一人）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明显下降，但，“lonely”（孤独）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却显著上升。大数据给出的答案是，尽管现代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却感到越来越孤独。

刘擎老师非常擅长将讲理论联系实际，而他的洞察力也非常敏锐，可能这就是哲学家的功力吧，常常能给出让人豁然开朗又难以反驳的洞见。

下面分享一些我在看的时候觉得“豁然开朗”的时刻：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比如说“人力资源”这个词。这个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但你有没有想过，“人”怎么会是一种“资源”？

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

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

认为彻底打碎这个铁笼就能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如果找不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打碎铁笼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

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

但现代和古代不一样，这个共同背景并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

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

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么？就是迫不得已地让步。

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么？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

他（韦伯）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无论如何，他人不能把你当“小孩子”来命令你，更不能实施强制，否则就走向了积极自由的扭曲形态。所以，要特别警惕那种“我比你更明白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话术。

比如，“你以为你不爱我，但其实你在内心深处有一个‘真正的你’，是爱我的，只是你还不敢承认，只是因为藏得太深，你自己都还没有察觉。所以和我在一起吧，这其实就是实现了你自己最深的愿望啊”。

对此，你可以有三种回答：

彪悍版：“滚！”

温柔版：“那就等我自己察觉了再说，好吗？”

学术版：“对不起，我已经学习了‘两种自由’，伯林认为，……（最好讲一个小时，后面提供论文链接援助）。

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

有很多正确的答案，还有什么困难呢？因为你找到了一个答案，仍然会不安心、不确信，你会忍不住去偷看别人的答案，然后就永远有挥之不去的怀疑：我的答案正确吗？

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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