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表现社会转型中，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乡村伦理的沉沦和救赎，乡村人性的堕落、挣扎、忏悔、重塑。“救赎”始终是其小说的主题，包括乡村的自我救赎和人生的自我救赎。他的作品中，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书写和诠释方式，是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

关键词：杨仕芳　阈限　救赎　边地叙事　

气质即命运。侗族作家杨仕芳是一个在湘黔桂边区乡村成长起来的具有忧郁和感伤气质的青年作家。他年出生，年前后发表作品。迄今，在各重要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上百万字，有小说集《我看见》《阳光穿过我们的村庄》《而黎明将至》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广西文学奖、广西“花山”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他是当下民族文学领域最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正处于创作的活跃期。

解读和研究他的作品，或许能够对当下民族文学创作有所启示。

人是自然的作品。与所有自然物种一样，人必须从自然中获取能量，具有自然的属性，即作为一个物种要维持其生存所具有的自然的本能。但人又是超绝于自然中其他物种的一个独特存在，人通过不断的进化路径，通过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文化能力，获得了唯有人才拥有的独特品质，即人性。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人类的本能与动物基本相同。但是人类的行为并不像动物那样单纯受到基因的控制，从而保持着千篇一律的模式。”“我们称之为人性的其实是人类全部的情感以及由这些情感掌控的预先学习状态的总和……它存在于我们的大脑结构中。数十年的研究已经发现，人性并不是决定我们的情感和预先学习状态的基因的产物，也不是所有文化中都有的东西，文化只是人性的最终产物。人性是在人类的心智发展过程中，由遗传得来的一些规律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促使了人类的文化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因此，人性是人类基因与文化的结合体。”正是由于建立和凝聚起了人性，人获得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而这种对于生活与世界的虚构与想象，不但极大地开启了人类的心智，赋予人类一个无限广大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也极大地激发起了人类的欲望，进而推动人类不断朝着实现永无止境的欲望的道路行进。对生活与生命的欲望，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永远的动力源。历史学者尤尔瓦·赫拉利在阐述人从动物到上帝的历程时说：“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欲望是基于人性的现实存在，欲望也是最深刻、最根本的人性。

文学作为通过语言形象地表达生活、反映人生、揭示情感的美学形式，其主要使命就在于形象化地表现人的生活，在于揭示丰富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由此指示真、善、美的境界与道路。在文学中，人性的揭示，欲望的书写与表现，是一个永远的主题。

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表现民族乡村在时代进程中的变迁。乡村是他的小说的底色。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来自于乡村——出生、生长、老死都在乡村中；或者直接间接地与乡村有着种种联系；更重要的还在于，乡村是属于“我”的乡村，与作家的生命和人生紧密地关联，既是作家的生活之地，更是作家心灵的归属地，属于鲁迅表达的那种充满寓意的“故乡”。作家是从故乡的视角对于乡村进行观照和表达，因而，他的作品，与传统意义的农村题材作品不一样，主要不是从生存、生活、生产、风情的层面表现乡村，而是从情怀的层面，从伦理和道德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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