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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认识,本书提出“实证佛教”这个名相,并且主张:“佛教主要的特征,是透过实证而了知世界与生命的真相,由于如实了知这个真相,从而解脱三界万法的系缚。”这个主张,也就是本书的宗旨。
佛教也包括信仰的佛教和哲学的佛教。先谈信仰的佛教。对多数人来说,实证生命终极的真相是难以期望的,但是他们却相信佛陀与圣弟子,认为他们所说真实,因此愿意依循佛法,而修正自己的行为。例如,许多佛教徒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虽然他们不是亲见,但是他们相信佛经的说法,因此愿意念佛及行善;亦如有人相信佛经所说人人都有本来面目,虽然修习一世而仍然无法实证,但他们仍然愿意来世继续修学佛法,心中仰信而不怀疑,冀望未来世终有实证之时;这都是属于信仰的佛教。信仰的佛教,其知识的来源得自经教,可靠性相当于正教量。
另外一种人,他们多闻佛教典籍,并且反复地思索,虽然不能完全实证,但是却能依据已知的部分事实和若干假设,建立一套理论,用来解释世界与人生的现象,这是属于哲学的佛教。哲学的佛教,其知识的可靠性,相当于佛典中所说的“比量”。比量只是不完全可靠的推测,所以有可能会背离事理,成为“非量”。哲学的佛教,在三个前提下,可以承认它是佛教:第一,其前提不能背离事实;第二,其推测必须保留实证的可能性;第三,必须符合正教量。不能实证的哲学,称之为玄学;例如,安慧论师主张:“若最胜心,即阿赖耶识……行相不可分别,前后一类相续转故。”[1]──他的说法与《成唯识论》大乘见道者可以证解阿赖耶识[2]的说法正好相反。假设安慧的说法正确,阿赖耶识就是玄学,因为他说阿赖耶识的心行法相不可分别;既然不可分别,他怎么知道阿赖耶识有哪些功能和性质?别人又怎么验证他所说的是否正确?玄学既与实证无关,别人不能将它证实,也不能将它证谬,则其主张并非命题,没有办法让我们增长智慧,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解脱烦恼。这种无用的理论施设,佛经称之为“戏论”。
佛法是一门宇宙世间与生命真相实证的深奥学问,所以不管是正教量也好,比量也好,都会和真相有一段差距。有时候差距过大,基本上已经背离事实,这时候就称之为“非量”。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背离事实,怎么还可以称之为正教量?”此处所说的正教量并不是指现量者的语言文字,而是没有现量的人听闻前述语言文字之后所理解的意义;因为语言文字必须被人理解才会有指示的功能,许多人以为自己是依循经教,实际上他只是依循自己所理解的经义,这不一定符合宣说者的原意。[3]已经亲证的人宣说自己的现量观察,会受到语言文字的限制,只能选取要点而描述,没有办法全面地表达他的真实见,别人透过语言文字去理解,就成为正教量。所以正教量当然会和真实见有一段差距,甚至也有背离事实的可能。所以,常会看到同样的经教文本,却被不同的人解释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背离事实的正教量,称之为相似正教量,也是非量的一种。(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
以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而确认不疑的知识,称之为“现量”。在每个人的知识中,属于现量的部分并不是很多,未经实证的部分,必须仰赖比量和实证者的报告。在佛法的修证上,也是如此,已经实证部分佛法的人,对于未经实证的部分,仍然必须暂时依赖正教量和比量,以便做更进一步的实证。所以,哲学的佛教(不包括玄学)和信仰的佛教也都算是佛教,但是在衡量知识的可靠性时,比量胜过正教量,现量又胜过比量。如果正教量或比量,与现量观察的结果不符,必须以现量为准。也就是说,归根究柢,必须以事实为最高的权威。理论上虽是如此,然而一般人的现量并未具足圆满,既有的现量又可能只是昧于事实的相似现量,可能因为进一步的发现,而被修正或推翻。因此,发现自己的现量观察与经教不符合时,必须格外谨慎,要求的证据水平也必须更加严格。一方面,要详细检查自己的观察是否出现偏差或遗漏,观察的方法是否恰当,推论是否合乎逻辑;另一方面,则要推敲自己对经教的理解是否正确。
实证者的言论,有一部分也归之于哲学,例如伦理学(包括戒律学)。一般来说,伦理学属于哲学,并不是科学,因为善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然而,建构伦理学,必然是依凭某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虽然伦理学本身属于哲学,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作为其基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则有如实和不如实的问题。佛教所定义的善,是指能够减少烦恼的行为;所定义的恶,则是指会增加烦恼的行为。在这方面,仍是以所实证的事理为依据。
也许有人会主张:思想或信仰并不需要符合事实,只要你相信它,就会改变你的行为取向,这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本意。这个说法固然不错,可是只说中了一半。假使所信仰的宗教教义是有偏差的──例如有的宗教主张应该剪除异教徒,那么信徒在履行教义而造恶时会误以为自己是行善,这已显示信仰有时不符合人间善法的事实;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个人笃信一种宗教或思想时,他固然会循规蹈矩,但是当他不再相信的时候,以往基于信仰的行为规范,便会全盘瓦解。如果他没有及时建立另一种思想或信仰,他或者放浪形骸、无所不为,或者失去生存的意义,如同行尸走肉──形成所谓的“信仰危机”。如果宗教或思想完全没有验证的可能性(至少必须有少数人能够验证其真实性),或者验证之后与事实不符,人们不可能永远迷信下去,迟早有一天会觉醒的。尤其是在重视科学教育的现代社会,完全诉诸信仰或者是只有少许的现量而做过度推演的宗教,会受到世间智者严厉的批判。
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哲学,都存在着知与行是否一致的争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前)主张“知即是德”,认为在道德上有了认知,必然能够实践;一个人之所以会在道德上犯错,必定是出自无知的结果。中国明代的大儒王守仁(─)也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然而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前)则主张,道德上的犯错并不一定是出自无知的结果,因为确实有人知而不行,而且也有人明知故犯。[4]
如果所谓的知,只是正教量或比量,则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即使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碰到利害交关的时刻,也不能保证必然会服从宗教的戒律。因为一般人都具有强烈的动物本能,尤其是关于性爱和生存的执着与冲动,更是特别强烈。拿正教量和比量来对治这方面的冲动,效果很有限。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能够确认不疑:“毁破戒律的后果,一定会导致重大烦恼的生起”,则他绝对不会明知故犯。例如,因为我们都亲证了重力加速度,所以在高处自然会特别小心,免得摔伤或摔死。以这方面来说,苏格拉底和王守仁才是对的,因为这是现量。现量观察所得的知识,是确认不疑的知识,所以它会让我们打从心底服膺它的权威性,这才使得人格的净化和行为取向的转变成为可能。这也是佛教特别强调实证的根本原因。
正教量相当于实证者的观察报告,是在我们自己获得实证以前必须依靠的。就像学物理的人,必定会依靠他人的研究成果,再狂妄的人也不会企图自行摸索出相对论来。同样的道理,寻找灭苦的方法和原理,应该参考过来人的报告。暂时相信人家的说法并不是迷信,有实证的可能而拒绝实证才是迷信。
维特?曼斯菲德(VictorMansfield)教授,在《科学评估轮回》一文中,对佛陀于说法时所透露的科学精神相当推崇。曼斯菲德认为:佛陀反对盲目的信仰,但佛陀允许初学者有基本的信仰,这样他才能够透过实修来验证佛陀的说法;由于有了部分的实证,遂对于其他未证的佛法产生更大的信心,乃能再度精进地实修,获得进一步的实证;经由这个循环的程序,到最后,修行人便能将所有对佛陀的信仰,全都替换为实证所得的知识。[5]
因为实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所以虽然允许有哲学的佛教和信仰的佛教,但是这二者都必须有实证的可能性。例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有实证的可能性,至少必须有人因为念佛而往生佛国,这样的信仰才是正确的信仰。
宗教上的实证往往具有不可分享的特性。例如,禅定的经验,经典中有记载色界的四禅、无想定与无色界的四空定,还有俱解脱阿罗汉所证的灭尽定等,没有禅定经验的人很难想象。但这不影响实证的客观性,只要它可以经由特定的方法,让不同的人重复这样的实证经验。
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佛教与其他的科学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只是它求知的对象是世界与生命的真相──由此而说,这是佛教的主要特征。所以,只能说“佛教必须是能够实证的,唯有能够实证的,才是佛教”,绝对不能说“佛教就是实证,唯有实证才是佛教”,因为一旦采用后一说法,物理学等其他讲求实证的科学,也可以说是佛教了。
也许有人会问:“本书所主张的实证佛教,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有什么差别?”“实证主义”通常的理解是这样的: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论,它的中心论点是,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一样,遭遇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同,但是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在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
人类不是生而知道万事万物,必须经由学习过程,从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知识。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经验,推知或体认知识,并且在经验的、学习的过程里,进一步推论还没有经验过的知识。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孔德在他写的《实证哲学》一书里,说明人类进化分成三个阶段:一是神学阶段,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化;二是玄学阶段,以形而上的或普遍的本质概念,解释一切现象;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以及经验性的数据,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的,可信的。
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建立经验性的知识。这种思想恰巧与柏拉图的观念论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观念才是真实的,感官都是虚幻的。[6]
读者可以发现,本书所谓的“实证佛教”,正是“运用观察、分类,以及经验性的数据,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所证实的义理。所以,如果有人把“实证佛教”类比为实证主义,还不致引起太大的误会。只是早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之前,佛教已经具有实证主义的实质。要注意的是,五官的见闻觉知还要经过意识的思维整理,才能够导出正确的知识。知识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虽然抽象,却又能够在具体的现象中加以验证(例如“凡人皆有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可以具体为“某甲是人,所以某甲会死”,并得到验证),这才是实证的真义。再者,有人认为实证主义强调人类五官共同的客观经验,所以有反对神秘经验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就与实证佛教的方法有所差异了。
佛经中所述的体验,有时会被称为“神秘经验”,但那是就局外人而言,才是“神秘经验”,对于有相同体验的人而言,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说是“神秘经验”。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体验只有特定人或少数人有,便把它冠上“神秘经验”的标签,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否定。本书所反对的“神秘经验”,是修辞上的“神秘经验”。也许只是禅定上的轻安境界,便说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虚空怎么可能粉碎?大地又怎么可能平沉?从说辞上便知道这不是命题,没有客观的真假值,这样的“神秘经验”,当然不可采来作为修证指南。但是像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其境界在佛经中都有清楚的界定,可以让人自我检验是否已达到这些标准,也有修证的方法,所以不能因为只有少数人能证初禅乃至四禅、四空定、灭尽定,便轻率地否定禅定经验。
依照孔德(AugusteComte,─)所判的人类进化历程,佛教的方法论显然是最高度进化的。本来应该是在科学时代才能产生的学问,却提前在二千五百年前出现,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这必须归功于佛陀,他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旷世的圣哲。
能够以科学方法证实的佛法,《长阿含经》称之为“如实真要”[7]。《长阿含经》甚至说:“佛于初夜成最正觉,及末后夜,于其中间有所言说,尽皆如实,故名如来。”[8]所谓的“如实”,就是必须符合事实,所有的佛法都必须符合事实。反过来说,若是不如实,就不能说是佛法。既然所有的佛法都必须如实,那也就表示所有的佛法都是可以实证的。如果不能实证,或者验证之后,与事实不符合,就不能说是佛法。
若无法实证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便须依靠信仰或哲学。后者因为无法如笛卡尔所说的“清晰而明确地排除了一切怀疑”,所以无法使人安心。但因为实证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高度困难的工作,自古以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若以严格定义来说,或许只有佛陀一人。若放宽标准,将三乘[9]见道位以上的修行者纳入,仍然只是全体佛教徒当中的极少数人。)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诉诸信仰或哲学,由此便有信仰的佛教和哲学的佛教。信仰的佛教和哲学的佛教,与佛教的真实义理会有若干差距,若是信受非实证者所伪造的经论,或是对未能实证的教义予以曲解或玄学化,则其见解与修行方法会与真正的佛法南辕北辙,毫不相干。
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实证真实的义理,这些人所宣说的佛法,无疑才是真实的佛法;其他未能实证的人所宣说的佛法,最多只是相似而已。所以《佛藏经》说:“一切凡夫都无正见,但有随顺正见得柔顺忍,不能如实。”[10]
为了求得符合事实的道理,必须“如实正观”。如《杂阿含经》的记载:
迦旃延!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11]
“如实正观”,有时也称之为“真实正观”[12]。在佛教典籍中,表达类似意思的文字,俯拾皆是。这都是告诉我们,听闻佛法的人不能诉诸信仰和玄想,必须亲自去观察,确认事实的确如佛所说,才能够生起正见。有了正见,无明也就不复存在,然后才能断掉染污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如实知见的反面,就是不如实知见。在《佛藏经》中曾记载一个不如实知见的例子:
舍利弗!过去世中有一痴人不识猕猴,入一大林见猕猴群丛聚一处,是人曾闻有忉利天,便谓为是忉利诸天。即出树林还本聚落……将大众诣彼林中示猕猴群:“汝等观此忉利诸天。”众人皆言:“非忉利天,此是猕猴乐住林中。汝痴倒故,不识猕猴,又亦不识忉利诸天。”[13]
在这个例子中,那个“痴人”的错误很荒唐,所以我们很难联想到自己也可能会犯下类似的错误。实际上,不管是虔诚的信徒,或自命客观的佛学研究者,严重误会佛法名相的情形,往往都是难以避免的。
语意学将意义区分为外向意义(外延)和内向意义(内涵):
外向意义(extensionalmeaning),又称为明义(denotation);内向意义(intensionalmeaning),又称为涵义(connotation)。简单的说,所谓一个声音的外向意义,就是它在外向世界中所指明或象征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向意义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因为它就是言语、文字所代表的东西。要记住这个定义有个很容易的方法──当有人要你说明一个字的外向意义时,你只要把嘴蒙住,指着那样东西即可。
相反的,一个字或一句话的内向意义,就是指它在我们脑里所引起的联想。大致说来,当我们用更多的字来解释一个字的意义时,我们就在告诉别人它的内向意义,或是涵义。要记住这点也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蒙住眼睛,让脑中回响着这些字。[14]
内向意义是可以用语言说明的,所以也可以记载为文字,广为传播。因此,一般而言,内向意义比较不容易有重大的歧异。尤其是佛教各派,若有共同承认的经典,更是如此。只要经中有明确的解释,其内向意义就是确定的。所以,困难点便在于名相的外向意义。对佛法的误会,全都是外向意义上的误会。前述《佛藏经》的例子,便是误解“忉利天”的外向意义。那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必须了解外向意义,才是真正理解一个名相。有文字障碍的人,或者心存偏见的人,会连经文浅显的意义都误会,也就是说连内向意义都误会了,这时候外向意义会错得更加离谱。
虽然根据佛教典籍的记载,辟支佛可以无师自悟,但在这一期世界文明的佛教史上,除了佛陀一人是无师自悟之外,其他证果的修行人都有老师教导,或者虽然没有老师教导,但是都曾经参考经教。所以,原则上修行人都是参考别人的实证经验,依循他们的说法(正教量)修行,获得实证经验。既有正教量可以参考,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如实地了知名相所指的外向意义。
假设有人问小学老师:“什么是地心引力?”老师可以引用“百度百科”:“一切有质量的物体之间产生的互相吸引的作用力。地球对其他物体的这种作用力,叫作地心引力。”[15]或者也可以放掉一个东西让它落到地上,跟他说:“这个就是。”二者都算是正确的回答。前者是地心引力的内向意义,后者是地心引力的外向意义。但是这样回答之后,对方是不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又是另一回事。高明的教师会运用语言文字的说明再配合实例,具体地将地心引力的真实义,传授给学生。
《楞伽经》说:“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16]这个典故经常为禅师所引用,因为它和禅门的宗旨“直指人心”,关系太密切了!譬如有一个印度人到中国来,一个中国人问他:“月亮在哪里?”印度人便指了天上的月亮,这个中国人看了之后,便懂得真正的月亮了(明白“月亮”的外向意义)。后来,中国人继承了印度人的志业,到处告诉人家月亮的所在。但是,他很随兴地指月,有时候就拿着竹筷子当作指示的工具。看不懂的人就批评他:“印度根本就没有筷子,所以你的指示是中国化的,不是印度正宗的指月法门。”有时候,他也用语言文字说明:“月亮看起来像是袁大头。”人家又批评他:“袁大头是中国特有的银币,这种描述不可能得自印度人,所以你这个不是印度正宗的指月法门。”其实,指示的语言文字、肢体动作中借用的事物等等,并不等于所要指示的东西,所以只要能够正确地指示,用什么来指示并不是问题。
准此道理,日本“批判佛教”学者,认为中国佛教从头到尾都是格义佛教(伊藤隆寿说:“中国佛教,从最初传来至禅宗确立时止,均属格义佛教。”[17]袴谷宪昭认为,中国的佛教是“受到道家思想渗透的佛教”[18]),并没有搔到痒处。这个问题真正的重点是──中国佛教的祖师到底有没有实证佛法,而这个问题是各别化的,必须一一检视各别的祖师。如果某一祖师实证了佛法,他所宣说的必定是正确的佛教,即使他借用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事物来描述佛法,以致成为所谓的“格义佛教”,亦不影响其真佛教的本质。
具体存在的事物,而为人类所认识者,必有内涵和外延。不存在的事物,如武侠小说的“草上飞”(在菅芒草上奔跑的轻功),或科幻小说的“火星人”(居住于火星的高等智慧生命),则是只有内涵而无外延的。而佛经所说的龟毛(乌龟身上的毛)、兔角(兔子头上的角),也是只有内涵而无外延。第六阴、第七情、第十三处、第十九界等,则是徒有名相,并无内涵和外延。《杂阿含经》:“但有言说,问已不知,增益生痴,以非境界故。”[19]就是在呵斥没有外延的虚妄言说。
哲学家为了解释世界万有的现象,往往会逞其想象,施设自己所未能亲证的事物,作为理论架构的一部分。例如,古时有人主张冥谛、虚空胜性等,认为这是世界万有的本源。做这种假说之后,应该进一步去求证,不能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在充分证明以前,必须明白那只是一种假说,不能过度地倚赖。若能够从事实和逻辑证明假说的虚妄,就应该立刻放弃已被证谬的假说,否则就会落入虚妄的言说。
四、方法论的两个取向一旦承认佛教是可以实证的,在方法论上面,自然就会有两个取向:一、事实的验证重于经教的记载,这称之为“依智不依识”,也就是已经证实的“现量”重于“正教量”。(请参见第三章第三节《正教量与现量的差别》。)
二、可以允许以不同的语言文字讲述佛法,不一定要使用原本的语言文字。这个问题可参考《四分律》: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20]
欧式佛学研究者,大多过度重视梵文或巴利文经教的研究,以为那才是“原始佛法”。这是因为他们把佛教当成是哲学和信仰,所以必须注重原始的典籍。他们始终弄不清楚,佛教其实是行为科学。既然是科学,只要所述的自然律符合事实,原来的典籍怎么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就好像现在学习物理学的人,很少人会去看牛顿、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的原文。
中国佛教从唐朝以后,基本上是独立发展,不再受到印度的影响。如果不能实证,独立发展的时间越长,偏离原旨就会越严重──例如天台宗。但是,如果能够保持实证的传承,不管独立发展的时间有多长,都不会偏离原旨──例如禅宗。(禅宗一直都有真悟的祖师,但是天台宗从智顗创教时就把佛法的宗旨弄错了。详细的引证和讨论,留待《中国实证佛教源流史》论述。)所以,中国禅宗真悟祖师的语录,仍然是三乘见道者的现量观察报告,相当于正教量。但是,印度未悟祖师(例如安慧)的著作,虽然是用梵文写的,却不是正教量。(安慧的问题,留待《印度实证佛教源流史》再做详细的讨论。)
[1]《大乘广五蕴论》卷1(CBETA,T31,no.,p.,b29-c2)。
[2]参见《成唯识论》卷3(CBETA,T31,no.,p.14,b28-29)。
[3]-03-28补注: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正教量与现量的差别》。
[4]参见黄藿《伦理学与教育》,欧阳教主编《教育哲学》,页。
[5]参见Prof.VictorMansfield,‘Reincarnation:AScientificEvaluation’
-06-07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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