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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传入中国，融贯儒、道之学，而表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应世之理益见通达，形上之思益显缜密，至近世，明显呈经世与思辨之两路分头并进。哲学思辨之路，于20世纪30年代，熊十力因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等哲学著作，闻三性、三无性之义以及师从欧阳竟无探求法相唯识之说，由是乃得以此为根基，“益进讨竺坟”，“评判佛家空有二宗大义，而折衷于易”，旁参西方哲学，“以反本为学”，强调“反求实证”的创造性思维，用主体构建客体，形成以本心为本体，庞大精深的“新唯识论”，并在与刘定权《破新唯识论》的讨论中，以《破破新唯识论》三破刘说，一谓“就本体言心，故说心无差别”，二谓“显发之异”，“即其心力为根境所拘蔽故”，以本体、色法之辨，坚固本心本体之论。可以这样说，熊十力的本心本体论不仅是中国佛学在近代思辨发展的最高层次，同样也是中国哲学在近代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最高层次。熊十力的学佛因缘及对佛学的评判熊十力，年（光绪十一年）生于湖北黄岗，原名继智、升恒，字子贞，三十五岁更名十力。幼家贫，十岁丧父，因而辍学，然则好学深思，独契心于阳明、船山和释氏之说。“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顿悟万物皆幻……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其时，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青年熊十力于年，结交毫贤，投军凯字营，图谋革命，并运动诸悍卒。而后，积极组织并参与秘密社团，奔走于反清救国活动之中，屡经奸徒告密，险象环生，幸免于难。辛亥革命成功后，熊氏出任革命军黄岗都督府参议，年，又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加护法运动。在熊十力的早期社会生活中，前遭奸佞背叛于下，继有军阀摧残于上，士习于浮浅，逞于侥幸，安于自私，如此种种问题，终日悬之于心。一日于车中，忽见车轮下石板如幻如化，遂思世情人心，而觉其每况愈下。他说：“我生不逢辰，遘兹多难，殷忧切于苕华，惨痛兴于常棣。”人心世道愈来愈不成样子。熊氏既外感世事动乱，内生种种疑虑，诸如宇宙实象、人生真谛，一切的一切，“均莫获正解”，深以为“革政不如革心”遂决意与政治绝缘，而心仪学术，所以特别强调：“目前最急者惟新哲学产生一事”。年以后，慨然脱离政界，全力以赴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年，慕名而投金陵刻经处，师从欧阳竟无，钻研法相唯识之学，时年三十五岁。后应蔡元培之邀，执教北京大学主讲新唯识论，前后二十年，熊氏又对其作“多所改定”，并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辩难，“杂引易、老、庄、宋明诸儒之语”，“涵万象而为宰”，终于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系统完备的本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尽管欧阳竟无指责其“依凡夫妄心而批评神圣立教”，但其评判佛家空有二宗，并折衷于《易》的新唯识论，还是在思想领域内不胫而走。这也是出入于儒释之间的熊十力，以佛学为理性的资料，与以佛解儒的欧阳居士，视佛理为权威信仰的不同。显而易见，熊十力虽与佛家结缘，但其思想则非佛理所能局限。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世人疑我是佛教信徒，只有宰平知道我究心佛法，而实迥异于佛学的趋寂宗旨。”“有人疑我的新唯识论，外面是释伽而内里是儒家，只有宰平知道我的新唯识论是自成体系，既深入众家学说，又超出众家学说，是圆融无碍的。”他对佛学的评判也可作上述思想之旁证。他说：六代以来的学艺，造端虽然宏大，至此而一切腰斩绝迹。此是何故？因印度佛教思想正于初唐之世，而告统一中国成功。是以举中国之所固有思想而尽断绝，此治中国文化史的人所万不可忽视的一大转变。佛法东来，本在汉代，僧徒多是来自西域，初亦不能盛行……及罗什来华……玄风始畅……主要原因，则以玄家喜谈形而上（三玄于形而上的道理只是引而不发。魏晋玄家才偏重及此），极与佛家接近，故迎合甚速……当时玄学家既接近佛教，而佛教亦乐引玄学以求进展，故佛法未能遽然独盛。时国内释子，颇多坚苦卓绝，只身渡穷塞，犯瘴疠，履万险，求佛法于天竺的人甚众，然发生重大影响于祖国的，亦很少见。到了唐玄奘西渡，研精群学，在印度已受有大乘天的称呼。回国以后，太祖以英伟的帝王，竭力赞护，于是聚集英俊，大量译经。高文典册，名理粲然，滋润国人神智。况复生死问题，足重情怀，则自汉魏以来，缓兵进攻于中国思想界的佛法，至此得玄奘与太宗的雄略，大张六师，一鼓作气，遂把中国而统一于印度佛化之下。自此儒道诸家，寂然绝响。此是中国文化中断的时会。佛法既盛，不独士大夫幡然景从，而其势力直遍民间，愚夫愚妇莫不向风而化……此固当时华梵间不可思议的遇合，不可阻遏的潮流。然佛教徒亦未免过于倾向外化，而将固有学术思想摧抑太甚。如佛道论衡，诋毁老庄，其词多顽鄙不足一笑。僧徒既不习国学，又妄以褊心嫉视异己。此所以造成佛教大一统之局。由今看来，不得不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不幸。佛家虽善说玄理，然其立教本旨，只是一死生问题。人因怖死生，发心趣道，故极其流弊，未来的愿望强，现在的兴趣弱；治心的工夫密，辨物的功用疏；能果敢的殉法，却忍心的遗世（六代僧徒多有焚身殉法的，然莫肯出而救世）沦于枯静，倦于活动。渴望寄于空华（求生西天）盲修绝于通感……这犹是有志苦修的人。像有些托伪之流，竞权死利，患得患失，神魂散越，犹冀福田；拜像供僧，诵佛修忏。其形虽存，其人已鬼。复有些小慧的人，稍治文学，规取浮名，自矜文采，猥以微名，涉猎禅语；资其空脱，掩其鄙陋；不但取誉于一时，且亦享名于后世，苏轼、钱谦益、皆是此流。今其衣钵，授受未已。至于不肖僧徒，游手坐食；或者粗解文辞，内教世语，胡乱杂陈；攀缘势要，无复廉耻。等诸自侩，亦无所谓。故自唐代以来，佛教流弊，普遍深中于社会，至今仍蔓衍未已。然则佛法可灭绝吗？不！昔日佛法独盛，故其末流弊病愈滋。今则扶衰不暇，怎可令其断绝？佛家卓尔冥证，万事一如（事事皆如，故曰一如，即所谓一叶一如来），荡然无相而非空，寂然存照而非有。智周万物，故自在无挂碍；悲孕群生，唯大雄无恐怖（虽悲而无怖于险恶）。仰之莫测其高，俯之莫极其深。佛教的道理是伟大的，我们只要会通其哲学思想，而涤除其宗教观念，则所以使人解其缚，而兴其性，岂可远离人群以为道吗？应当说明，为学贵在见体，贵在立人生之极则，是熊十力对一切学术思想，当然也是对佛法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上述不厌其烦地大段引证，正是为了说明熊氏思想，尤其是他的本体论对佛法的扬弃与抉择。与大多数学者一样，熊氏亦认为，佛法东来，玄风飚起，佛学与玄学相得益彰。至唐，既有玄奘等大师坚苦卓绝，西渡流沙，又得帝王之奖掖，僧伽、学士，高谈名理，佛法之盛过于六朝。不过，熊十力独辟蹊径，特别指出：华梵遇合，造就佛教大一统之局，于中华固有之学术摧抑太甚，致儒道诸家寂然绝响，佛家亦盛极必衰，弊害百出：或沦于枯静，或忍心遗世，或经谶符咒，超亡送死，一些附庸风雅的文人也以禅语取誉一时。尽管如此，卓尔冥证，万事一如，非空非有，智周万物，悲孕众生的佛法还是伟大的，佛教末流的这些弊端，并非佛法本身之过，所以，佛法不仅不应当灭绝，而实宜有检择的吸收！不难看出，熊氏欣赏的正是佛家的形上思辨，是它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要求涤除的则是佛门耽空滞寂、遗世遁世，以及经谶符咒、超亡送死种种与鬼为邻的思想行为，故有“岂可远离人群以为道”之叹。于是，评判空有二宗大义，折衷于易的本心本体论，便在上述思维的基础上建构起来了。注1：文章内容来自中华佛教史（近代史卷）第六章第四节熊十力破破新唯识论的本心本体论注2：图片来自网络。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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