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一定要点蓝字 　　6.邹碧华留下的法治遗产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萌芽于对专业素养的深耕和对职业伦理的自觉 　　上周三，上海一位优秀的法官离开了我们，按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来算，昨天已是他的“头七”。7天以来，不分南北，无论上下，法官、律师、教授、学生……整个中国法律界都在惋惜他写下《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深厚学养，回忆他维护律师职业尊严时发出的不懈呼声，谈论他殚精竭虑操刀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忍辱负重。 　　如果谙熟中国法律职业发展的个中曲折就自然心下明白，邹碧华身后的哀荣不仅仅是业界向其本人的集体致敬，也是各种法治力量一次不同寻常的和解。尽管分享着共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法治信仰，可这些年法庭之上法官与律师常常势若水火，学院内外理论与实践往往形同陌路，偏见与隔阂深埋在缺乏信任的互相鄙夷中，这种法律职业的四分五裂让人痛心疾首。但是，邹碧华的突然离世，却像是触动了联系着各种法治力量共同的神经，自发地融合成了不多见的同声共鸣。 　　为什么我们在邹碧华身上求得了最大公约数?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它从来不是脱胎自华丽空洞的概念，却萌芽于对专业素养的深耕和对职业伦理的自觉。 　　多年来司法公信力不高，法律职业的社会形象常常被污名化，个中缘由难以回避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职业化之路上的跌跌撞撞。职业化如若效果不彰，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就参差不齐，结果将导致即使一批批法律人怀抱着法治理想进入这个行业，却会面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在众人眼中，邹碧华的学识、胸怀、视野和对司法的热情，吻合了人们对成熟法治里一个职业法律人纯粹品格的企盼，他们对邹碧华的致敬也是对自己心中法治的重新确信。 　　而对于业界来说，这次共同体意识的意外动员，更要归功于邹碧华站在整体的高度与个别陈见拉开距离，由此弥合分歧、达成和解。他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法治力量都是为公众输送公平正义的平等一环，唯有珍视这种相生相存的价值纽带，才凝聚起法律职业最大共识、重拾社会对司法权威应有尊重、赢得人民群众对法治未来的真诚信仰。正如他自己曾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当法官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法庭内就会建立起一种信赖的气氛。当这样的法官多起来的时候，整个司法就会获得受人尊崇的社会基础。” 　　然而，邹碧华的难能可贵，恰恰反衬出现实中这种职业品格其实并未普遍建立起来。因此，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邹碧华成为一座为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仰望的高峰时，他所留下的法治遗产，他在无数人心中种下的法治想象，却让我们无法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复查聂树斌案：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这一天，最高法此举无疑将重重地载入中国司法发展的史册，也必然会在中国捍卫司法公正的进程中竖立起一座里程碑。 　　…… 　　“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极为引人瞩目的聂树斌案，如果最终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如果最终不能公布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结果，中国的司法将无法托起全体公民的信赖。反过来，聂案进入异地复查阶段，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已经激发了许多失望者的期盼。三年前，南都社论曾经将再审聂树斌案，喻为中国司法面临的自救之役;三年后，最高法指定异地复查，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司法一种迟来的自救。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但愿这句出自法官休尼特的脍炙人口的名言，最终能在聂树斌案上得到实现。 　　社科院学者：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 　　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法治不是终点 　　…… 　　在中国，和法治建设一样热闹的是关于法治的思想论争。这个论争主要在“要不要法治”和“要什么样的法治”两个层面上发生，但是在这两个层面上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不论在官方还是在学界，或是在普通民众的理解中，这两个层面都还处于毛坯状态。 　　我的上述分析角度，是受到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於兴中最近出版的《法治东西》一书所启发。这本书提出了被很多人忽略的关于法治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除了法治我们还应该要什么”。这本书有宏大的思想关怀，构建的是关于多维文明秩序的宏大理论，提出了一个超越法治的理想社会图景。 　　为什么除了法治我们还需要其他力量?於兴中在书中写道：“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 　　我在这里只用於兴中的理论来分析上述这件生活琐事。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时，我们诉诸的终极因素是什么?除了计较功利得失的法治理性之外，还有讲究个人德行、素养、友爱等修为的心性，还有注重虔诚、悲悯和宽容等属于宗教领域的灵性。这些构成了每个人内心的秉性结构。我们在何时何地何事上愿意诉诸哪一种秉性，这对每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人生意义至关重要。 　　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面临着“法治或其他”的选择。按照我对《法治东西》的理解，只有在“人生必需”的意义上，我们才应该首先诉诸法治。这些必需包括构成人的生存和尊严的基本要素，在法律上往往表述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但对于不构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甚至应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我在谈“法治或其他”之时，这种选择只限于普通个体。对公权力而言，除了选择法治别无旁路，因为在不受法治约束的公权力之下，没有人的“人生必需”是安全的。(叶竹盛) 　　7、贪官悔过书的功利性分析 　　“我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这是昨日媒体披露的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内容。落马官员发表忏悔自白，季建业远不是第一个。《法制晚报》记者从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发现，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回忆了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最常见的开头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有14人这样表述。 　　每逢贪官落马，在其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之外，还有道例牌菜，就是写悔过书，或声泪俱下地向司法机关和公众表达忏悔之意。这些人搭乘人生“过山车”直达谷底，台上威风八面，台下泪眼婆娑，对比之大，也常是坊间热议的话题。但俗话说“嘴是两张皮，张口不费力”，有时见到其中某些人忏悔得信手拈来，就像在背台词，我都分不清这究竟是他们掩藏已久的真心话，还是备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贪官之所以爱忏悔，与我们积累深厚的“忏悔文化”恐怕不无关系。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经验，从小做错事怕家长打，怕老师骂，最好主动认错，并积极表达悔恨。悔过不能光嚼舌头，情绪的配合也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大人面对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难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静，说明态度还不够诚恳。而如果你挨了训还要笑，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别说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错了，还会认为你完全是在挑衅。 　　当然，对于贪官来说，《刑法》并没有把悔罪作为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你再痛彻心扉也未必能影响判决。但是，一个把自己摆得较低的姿态会影响社会评价，并有助于改善舆论环境。基于此，对于退无可退的落马官员来说，他可能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让办案人员和外界有一丝恻隐之心，那就应该一试。你也看出来了，无论儿时认错，还是落马后悔过，本质上都是功利的。 　　从语词的角度分析，忏悔者习惯以“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起头，也透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强调草根出身，表达的是奋斗之不易，容易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虽有错，本质上还是个好人—瞧，这还是在争取宽大处理。还有一点，拿身份作托辞相比指责制度有漏洞也更为安全。忏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于观者不能对悔过者的真心与否冀望太高，更别奢谈警示作用。 　　有意思的是，贪官悔过书还经常被人搬出来，与其此前在台上说过的话作对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这种对比倒是更有警示意义，应该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脸最重，最不怕疼。 　　8、媒体评“史上最严”控烟条例：有屋顶就不能抽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12日，记者在条例实施倒计时50天宣传活动上了解到，届时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将走上街头，开展控烟执法。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尽管配有罚则，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几年没有处罚过一个人。原因很多，比如取证难，再比如执法主体不够明确、人员紧张，甚至包括执法者怕麻烦等情况。此外，还屡屡出现拒绝受罚的情形，由于缺少专门控烟队伍天天上街巡查，就算是抓到违规抽烟者，罚款执行起来也难。有业内人士感叹：“有的人吸烟了，等你人来，他烟头已经掐灭了;还有的客人在抽烟，服务员说老板不在，就是不给钱……”确有一些经营场所出于利益驱动，不愿劝阻消费者吸烟。 　　此次，北京出台的控烟法规，被称为“史上最严”，体现在“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除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之外，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禁止吸烟区域。甚至被冠以“目前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一部地方性法规”。但是，最严法规要落到实处，仍需要执法有力。 　　我国香港地区关于控烟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处罚金额高。按照香港的《定额罚款(吸烟罪行)条例》，在指定为禁止吸烟区的区域内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罚款港元。二是欢迎举报。吸烟时间短，“难取证”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市民举报就凸显了作用，据报道，在年，香港的控烟督察共收到约1.8万宗有关吸烟的投诉。所有违例吸烟投诉，控烟办公室都会根据既定程序跟进，向投诉人了解详情，例如违例吸烟的时间和地点，针对投诉内容还考虑日后于个别时段到有关地方进行突击巡查。三是加强巡查。控烟督察的巡查时间除一般办公时间外，也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晚间和凌晨时分。对于违例吸烟情况较为严重的公众场所，控烟办公室会重点打击，作出更频密的巡查。这些做法并不难参照，如果内地执法部门择其优点，落地执行，势必能发挥良效。 　　这些年，一些法律法规或公共政策出台，舆论总不忘冠以“史上最严”的前缀。评价法规、政策是不是“史上最严”，不能光看条款，而是更多体现在执行上。有了钢牙利齿，会不会张嘴?张嘴了，会不会咬下去?如果“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执行到位，真正成为撒手锏，无疑值得期待。 　　9、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靠谱吗? 　　突如其来的成名，让湖北农民女诗人余秀华陷入从未遭遇过的一场喧哗。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这些天来各路人马纷纷上门拜访，媒体来了，出版商来了……当地有关部门也来了，并“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 　　这种情形让人既感欣慰又担忧。让人欣慰的是，成名对余秀华来讲终归是件好事，可看作是对她多年来在逆境中坚持写作的一种嘉奖。这既可以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也可以带来现实的一些好处。特别是对每月仍在领取60元低保救助金的她，成名可以给她带来必要和实在的物质帮助。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热议之下，不乏一些不友好乃至于羞辱性的声音。虽然这可说是一个人成名的代价，毕竟余秀华从未经历过这种人生体验，这种过度消费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小的困扰和伤害。 　　一个诗人，成名之后引来媒体和出版商竞相拜访，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地有关部门“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的举动，多多少少有将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消费”余秀华的嫌疑。且不论当地有关部门此举的动机如何，单就此举的可行性来讲就大打折扣。文学艺术类名人或者名作，一般来讲都极具个体特质，很少有什么地域属性。不能用一地“特产经济”的思维来支持文学创作。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有违文学规律。 　　当然，当地有关部门上门慰问余秀华，这原本不是坏事。就算这是马后炮也好，搭便车也罢，总算是一种迟来的问候。当地若想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名片，也应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充分尊重余秀华本人意愿。凡事就怕做过了头，如果纯粹把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而不考虑诗人的切身感受，那样也是在消费余秀华，并且可能对她造成新的伤害。 　　处于当下社会，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新闻热点一波接着一波。余秀华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也可能转瞬就被抛下新闻舞台，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但对她的善意和尊重，要从多 　　10、“布衣院士”的最大魅力是“反季节” 　　我读了媒体关于中科院院士李小文逝世的消息和评论。对于这位特立独行的“布衣院士”，媒体此前早有报道，我也曾经看过相关的报道，略有所知。不过对于这位院士具体是怎么个特立独行，还是直到今天才真正知晓。 　　身材瘦弱，一袭青衣、不修边幅、光脚穿布鞋，手里喜欢攥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估计包上还印着“上海”两个字，看起来特别的“反季节”;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才高八斗，学术成就斐然，扬名海内外的大科学家。这样一个“违和感”爆棚的人，怎么能不让人觉得特立独行呢? 　　由于刚刚读过一篇“金钱颂”，我特别 　　如果不是大量媒体的报道，我还真不敢相信在一个几乎全民金钱崇拜、物质狂欢的时代，还有此等奇人，我定会觉得，这是某些部门为了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在塑造典型呢。我还记得此前有媒体报道过，说有某位占据高位的“工程师”，为了参选院士，不惜拿出几千万来打点，并请来“枪手”闭门造车为自己赶制论文。相对于这样的“聪明人”，李小文真是太“奇葩”了。 　　今天，会来事的“聪明人”是越来越多，实心人和性情中人却越来越少。像李小文这样的，必然会被很多人耻笑为傻气、孩子气、书卷气，一些“理论功底深厚”的人还可能会劝人家要“成熟点”。现在中国人的“聪明”据说已经远播海外，就连老外也会说“别跟我来中国人那一套”，言下之意是，别跟我耍鬼心眼。 　　不过在我看来，李小文最大的魅力可能也就在于他的“傻气”、纯真的“孩子气”吧，而他之所以瞬间“爆红”，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的就是这个。 　　我并不反对“金钱颂”。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铜臭味很浓的时代，实在没有必要为金钱这玩意唱赞歌。我知道一个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学家，名叫格奥尔格·齐美尔，写过一本叫做《货币论》的社会学经典著作。这哥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追求金钱至上的时代，不过他的《货币论》通篇讲的就一个意思：金钱是手段不是目的，别把它捧得比生命还重要。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强调金钱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要认识到，这世界还有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东西。吴晓波的文章里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饿着肚子的思想家，最后只能思想自己的肚子。”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至少我从营养不良的李小文身上看到的，不是这样。另外，如果说李小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例，但你别忘记了我们还曾经走过一个饿着肚子也能思考“哥德巴赫猜想”的时代。 　　在过去，类似这样饿着肚子搞思想的例子，还有很多，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稀缺，以至于我们都不再相信这样的事情了。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正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战火纷飞、物资奇缺的时代，产生了无数可观的学术成果：哲学家金岳霖在那个时候写出了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论道》和《知识论》;人类学家陶云逵则冒着战火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各种回忆录里找来很多，今天的人们可能听了都有点觉得不大真实，可那就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数学家陈景润：“在科学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我觉得，这句话可能用在67岁便早早离世的李小文身上，也是合适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保持一个纯真的孩子般的心灵，比做一个世故圆滑成熟的人要难多了。真心敬佩李小文院士，老爷子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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