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人生论 >> 人生论新闻 >> 写于25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哲学
今年除了纪念，还有更多复盘。我在想我这么多年的人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过去的人生经历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该怎样消化这些经历，以及，我今年5岁，我又需要用什么样的思路来指导我以后的人生。
全文两万字。很长很长。也考虑用作“自序”。
前半部分梳理我从小对中国教育的思考，我写作《论中国教育》的经过，跨专业读教育，再到读博的经历，后半部分梳理我在间隔年所意识到的自己身上两个问题，以及直到现在的反思。
、从中国教育谈起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我岁就立志改变中国教育，在那之后，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伴随我整个青春期直到现在。以至于我“发现自我”和“自洽”的过程，都离不开我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在中国当代的众多社会变迁中，个人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经历了一个从“我们”过渡到“我”的过程。但可惜的是（暂且不谈政治领域），这个过程只有在经济领域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并形成一部分共识进而得到广泛认可，而在文化领域，人们对个人化的认识和反思都非常落后，“个人”依然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概念，被镶嵌在集体中，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得到重视。
而中国教育，作为深受政治管控和文化影响的领域，它所体现的更多是国家的意志和群众的意志，从来不是鼓励年轻人发现自我，开拓自我，而是逃避自我，消灭自我，按照“我们”这个集体概念来塑造一个社会期望中的“我”。
理想中的教育，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精神，一个是自我实现，一个社会化，并且要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中国教育经常是“社会化”有余，而“自我实现”不足。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走向社会”都远远比“发现自我”更为重要。很直白地说，中国教育在“目的论”上是很有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不简单；但出于很多原因，很少有人会公开讨论这一点，我也没有必要展开。
而作为受教育者，“成长”这件事原本应该是从内激发，在一种温和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陶冶情操不断习得某些技能和观念；但是在中国社会里，“成长”往往被简单粗暴地等价于“走向社会”，而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走向社会”在本质上意味要在碰壁和受挫之后向社会妥协，最后融入社会，并且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康德之前说启蒙是“去除自身的蒙昧状态”，但放在中国的语境里，启蒙的定义还要再补充一句，启蒙不仅是要“去除自身的蒙昧状态”，启蒙还要让人懂得如何“应对来自外界的思维束缚”。这个外界可以是很多方面，可以是文化中的劣根性的那部分，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可以是流行文化的“娱乐至死”，可以是名为世俗的各种道德枷锁，甚至可以是身边人以“为你好”的名义对你进行的各种灌输和引导。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教育在启蒙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甚至矛盾的，它在极大促进民族智识水平的同时，却并不真正鼓励个人意义上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想觉醒自我，只能靠教育之外的机遇；想实现自我，则必须鼓起格外的勇气去对抗格外多的压力。
但是，觉醒往往是偶然的，而觉醒之后，就必须直面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躲也躲不开，甚至容易变得很痛苦。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在处理这种落差和痛苦；而也正是这些落差和痛苦，塑造了现在的我和我的人生哲学。
、真实的自我：始于我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高度重叠的。
我的童年经历告诉我，懵懂的小孩总是招人喜欢，开始有自己想法的小大人，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
我在岁以前，思考过的问题包括但远远不限于：
考试的分数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要区分优生和差生？那些差生在十年二十年后的生活一定会很差吗？衡量生活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老师如果讲错了，我该不该指出来？当老师讲第一遍的时候，我已经听懂了，那我有没有必要听老师“为了照顾大多数”反复把一道题目讲第二遍、第三遍？而这个时候如果老师批评我“不听讲”，真的是我的错吗？学校的校纪校规真的合理吗？那些班规到底是为了给老师们省心省事设计出来的，还是真心为了我们学生好的？班主任经常强调的“集体荣誉感”和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当然，那时候的思考不可能有太多的深度和广度。但那些思考的意义，不在于寻找答案，而在于找到了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在冥冥之中塑造了我后来思考中国教育的所有方向。因为思考这些问题，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要用“学校之外”的标准来思考什么是优秀，成功的标准不是由别人定义，而是由我自己定义。我在初二的时候就自己悟出了这一点，后来成为我所有教育思想的源泉，也是我青春期所有叛逆的根源。但这种叛逆在那时候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我家里人说我叛逆，我跟他们说，我是“理性叛逆”。然后他们问，“你凭什么要和别人不一样”；我反问他们，“我凭什么一定要和别人一样”。他们坚持说，“是让你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让这个社会来适应你”，我说，“我偏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脾气该是有多犟，竟然没有一丝的服软；而我的家人最后也不再试图听我解释，只是压制。当这种对立不断升级之后，我思考的焦点就转向“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十几年过去，直到读博后我才意识到，我这么多年整个的思考体系，包括我对自由和平等的思考，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考，对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的思考，竟然全部是以此为原点。能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找到思考问题的原点，的确幸运；但在当时，又是多么不幸——因为没有父母会允许你用这么超脱的方式去思考社会，也没有老师会允许你用学校之外的标准去定义优秀，你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在按部就班学习，没有人跟你探讨这种问题，甚至没有人愿意理睬你。到最后，你身边那些长辈，所谓的“监护人”，他们认为你就是叛逆：你的所有怪念头都该被抹杀，成绩单上任何小小的波动都会被他们夸大，有任何不同于他们的意见都会被打压，当你表达一个观点，他们从来不会首先考虑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而是直接用他们的立场来批判和反驳。哪怕你想认认真真做一件属于你自己的事情，都会被他们报以轻蔑的眼神。我五岁上小学，等到上初中也不过十来岁。可就在那个年纪里，少年的天真和阳光全都消失不见，他们只觉得我上了初中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边埋怨我整天阴沉着脸，一边指责我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又不符合他们预期，全然看不见我心中各种不被理解的冤屈，孤独和愤懑。终于有一次矛盾升级，彻底心灰意冷，我就去自杀。正当我爬上窗台准备纵身一跃，不经意间看到楼下车水马龙，又突然在想：哪怕我跳下去，楼下不还是车如流水马如龙？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时间和生命的意义。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跳下去，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跳下去。那种死亡的威胁或者求生的本能，让我突然从窗台反向跳回屋里，躺在床上，大口喘气，内心涌现出一股非常强大的信念：“那些想把我打倒的东西，我要把它打回去”。就是这么偶然的事情，岁时候立志改变中国教育，竟然成为当时鼓舞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后来看到加缪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我不仅感同身受，而且还要补充一句，哲学家最好不要随便自杀，因为哲学家在自杀的时候还在思考问题，想多了就不容易自杀成功，反而进一步激发哲学本能。就像我，在岁自杀未遂之后，反而脑洞大开，我一面小心翼翼保护好我的“分数”，一面悄悄进行我自己的伟大工程。从初二开始，每次学校开表彰大会，学生们都会搬着自己的小板凳坐在操场上听领导讲话。而我就坐在人群中，一边看着台上的领导，一边悄悄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下各种笔记，像老师区分优生和差生一样去分析谁是“好老师”和谁是“坏老师”，分析班主任对学生的“发型管理”（男生不准剃飞机头，女生不准披头发）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分析每年的“优秀班主任”到底是怎么评出来，分析“优秀教师”为什么是老师们互相评的而不是学生评选的，分析补课浪潮中的“跟风行为”是如何把一件可选择的事情变成非做不可的事情。我也慢慢养成了一回家就反锁房门的好习惯。家长一旦看到成绩单还不错，就会默认你在房间里学习，但实际上，我干的事情和他们以为的“学习”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相反，我是在分析他们，分析他们如何使用各种传统观念来管束我，分析他们如何只顾着用大人的视角去论证对错，而不去反思自己的孩子是否喜欢、是否适合。并且，和很多人的口头抱怨不同，我从小就意识到写作的重要性，也几乎很少有人像我这么细致地记录和分析成长过程遇到的问题。我认真写，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铅字，在输出的过程中进一步检查自己的想法，在不断修改和反思中把很多细碎的事情概念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巨大相似点，而家庭教育作为一种不需要“纪律”和“制度”的教育，它其中的压迫和管制竟然还能和学校教育如此相似，那么一定有一些制度之外的东西在起作用。家庭教育从此构成我思考中国教育的重要起点之一，而我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也放在更宽的地方，也从来没有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不仅如此，及早写下这些思考，让我牢牢记住了我在少年时期遇到的烦恼，也让我提前思考和应对后来社会上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人一直强调“出校门”和“进社会”，以此把学校和社会对立起来，但实际上，学校即社会，学校和社会之间没有边界，无论学生和老师都是社会人，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是权力和话语体系的掌控之下——很多人在高考完就彻底忘记他们在上学阶段遇到的诸多烦恼，但殊不知，他们进入社会后遇到的很多烦恼，和他们在上学时遇到的烦恼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没有在意而已。那时候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其实可以迁移到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思考。以至于那些人文社科里的宏大概念，比如马斯洛需求层次，异化，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自由与平等，规训与惩罚，帕累托最优，情境分析等等，在我十几岁时思考中国教育时已经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这世上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过早地思考这些东西，未必是好事。3、孤独和自由：-0年轻的时候思考太多，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孤独。因为总是想得多，很难体会那些“简单的快乐”，经常在无意识中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该哭的时候不会哭，该笑的时候不会笑，一直苦丧着脸，给人一副故作深沉的样子，没有办法和身边人打成一片，因此很多时候其实是孤零零的。但这还只是最浅层的孤独。更深的孤独在行动方面。最直接的一点，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老师的那套“优生”“差生”的话语体系是有问题的，在我当时萌发的教育观念里，幸福永远比优秀来得重要，更何况分数并不能真的代表优秀。但偏偏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成功导向，而不是幸福导向的，在我父母眼里，我的分数高低比我过得开不开心更重要，我生命的意义仿佛就只是考学，考不上好学校就仿佛天就要塌了。他们对我的方式几乎完全取决于我的考试名次，而且他们只允许我的名次前进，不允许后退。高考后，他们直接命令说，“考不上XXXX（本省最好的两所大学），你就去复读”。他们根据我的分数为我的人生做决策，而从来不考虑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在我的青春期非常反对和痛恨我的父母，但很快，我也意识到，他们的举动都是常规操作，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而其他的父母也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甚至放到现在，那些鸡娃父母甚至还会竖起大拇指说“干得漂亮”。所以我发现，如果只是恨我的父母，那没有用，因为是整个社会都出问题了。但可悲的是，尽管你有充足的理由说你自己是对的，但是你的父母乃至全世界都反过来逼迫你承认是你自己错了：他们不仅不会尝试理解你，还要用尽办法来改造你，压制你，直到你老老实实顺从他们才肯罢休。我初中时候就有了自己对教育的思考；那时我就明白，分数不代表一切。比起“为什么一定要上名校”，另一个问题“同一所名校出来的学生，为什么人生的差别还是这么大”更能指向教育的本质。前一个问题也并不是教育问题，它本质上还是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的问题核心还是在于阶级、竞争和生存压迫。而后一个问题，才会问到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意义，而这才是教育的关键；只可惜这个问题在当下还上不了台面。而对于“为什么一定要上名校”，哪怕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推敲。首先，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话在三十年前是很管用的，但它现在的效度在递减；名校子弟需要面临自身的生存压力，他们的人生在幸福感上的回报率并不一定高于泯然众人；而在更大的层面，文凭社会早已到来，高等教育的扩招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并不是线性的，入学率继续提升，就业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会加剧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错位。这里暂不讨论社会问题，哪怕是当成教育问题来处理，选择最好的并不等于做了最好的选择。家长们每每觉得只要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就是做了最好的选择，上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专业，选最好的老师，连兴趣班也要报最好的，但实际上，对孩子自身来说，这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教育是人的延伸，教育的出发点之一必须是学生自身；学生自身合不合适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合适”，才能让学生自身的内在体验和当下经历意义最大化，这才是教育的本质；而就算通过外力给学生找来最好的资源，如果不合适，培养效果还是不尽人意。但是更加可悲的是，中国的社会很喜欢论证一个集体意义上的对错，而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