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知百年中国奋斗历程；缅怀先辈，炼华夏儿女赤胆雄心。

“五四运动”这场属于青年的运动，在中国的近代史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

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八组浮雕里，“五四运动”就占据着一席之地。

然后，两位当年号令着这些“新青年”的精神导师，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人生。这两人一个是特立独行的狂人，一辈子造反；一个是表面温和的好好先生，骨子里却是“所有独裁和暴力的死敌”。这两人，便是陈独秀与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同样来自中国近现代人才辈出的安徽。然而，两个安徽人的个性却是大相径庭。

安庆人陈独秀，一生狂狼，风流倜傥。老友章士钊曾评价他说：“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阪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陈独秀，就是笑傲江湖的一个思想者，一个斗士，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受任何拘束，中国传统的狂士风范在他身上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而徽州人胡适，一生宽容忍让，温文尔雅，蒋介石在为他题写的挽联中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这个人，既具备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的绅士修养，他从来不恶语伤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青年学生，左派作家不断用各种非常激烈、恶毒的字眼来辱骂他，他从来不回骂。

蒋介石政权溃逃台湾后，胡适也随军来到台湾。于是，在大陆，胡适就成为被批判的“反动文人”的代表，受到了全国规模的批判。当时，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两百多万字。有意思的是，胡适竟认真地搜集起这些文字，并性质颇浓地进行了批注。

其实，面对责骂，早在年，胡适就曾经说过：“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俗话说“三岁看老”，两个安徽人性格的不同，还得从他们的儿时讲起。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庆城北的一间小平房里。陈家家传12代，是一个书香门第，可到了他这一代，人丁却并不兴旺。他和哥哥庆元，是家里仅有的两个男丁。

陈独秀三岁那年，父亲病逝，因而童年时期的教育，最初由他严厉的祖父来担当。陈独秀的祖父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老人家，乡里乡亲都叫他“白胡子爷爷”，据说村里的小孩晚上啼哭，只要一说“白胡子爷爷”来了，小孩立马就吓得闭上了嘴。

陈独秀小时候特别聪明，也特别淘气，特别顽皮。这就让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爷爷特别恼火。按爷爷的想法，恨不得是把四书五经掰开了揉碎了，一股脑儿塞到幼年陈独秀的小脑袋里。但陈独秀从小就不喜欢作八股文，因此，就免不了经常挨爷爷的板子。陈独秀从小就倔强，不管爷爷打得多重，打得多狠，他就是不哭，经常把爷爷气得是七窍生烟。

爷爷经常骂他：“你这小子，将来一定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但在背后，爷爷跟旁人说的却是“：“这小子，以后不成龙就成蛇”。

在陈独秀回忆里，白胡子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九岁那年，祖父去世，家里请来的几个教书先生，都被这个不爱念书的小霸王给赶跑了。母亲为此大伤脑筋，因为在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的最好出路。一次，母亲留着眼泪对儿子说了一番希望他光宗耀祖的话，没想到陈独秀大受触动，竟也哭了起来。此后，在哥哥的带动下，陈独秀开始为母亲的期望而努力。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他几乎是牛头不对马嘴地答完了看不懂的考题，没想到，这篇胡乱拼凑的煌煌大文，却把考官给镇住了，最后考官竟然取了他做第一名，陈独秀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中了秀才。

喜讯传来，母亲乐上眉梢，她鼓励秀才儿子继续努力，参加第二年的乡试。于是在年，陈独秀和哥哥一起，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然而，他看到的却是甲午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的南京城，还有市井无赖的百般丑态，陈独秀大失所望。随着他们兄弟二人的双双落榜，他心中早已厌恶的科举，终于寿终正寝了。

这一次江南乡试，是陈独秀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从此，救国，维新的进步思想，在他心中迅速萌发。他奋发图强，学习起日益盛行的新学。年，和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陈独秀决定留学日本，去看看这个刚刚打败了大清的近邻。身处异国他乡的他，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性情，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张狂付出了代价。

当时，清政府派了一个叫做姚文甫的学监来监督这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很限制学生的活动。有一次，陈独秀就与邹容、张继三个人一起冲到姚文甫的房间里面，由张继抱腰，邹容抱头，陈独秀用剪刀剪掉了姚学监的头发，他们计划用这样的方式来搞臭学监。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政府对他们的行为震怒非常，通知日本政府，将陈独秀直接遣送回国。

那时的中国，已经是辛亥革命前的疾风骤雨，各种进步团体纷纷建立，报刊杂志也在不断推动着思想启蒙。陈独秀自然不会闲着。他先后五次往返于日本，结识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具个性的激进分子，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为了聚集在他身边的能士。

《青年杂志》的创刊，意味着陈独秀光辉岁月的来临。在此之后，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陈独秀结识了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安徽老乡胡适。

当时，胡适在美国与留学生有一场争论，他认为八股文要改变，要提倡白话文，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没有一个同意胡适主张的，他就写信把这个想法跟陈独秀说了，没想到得到了陈独秀的全力赞同。

胡适，原名胡洪骍，徽州绩溪人，年12月28日生，他小陈独秀一轮，俩人同属兔。与陈独秀不同，胡适从小就聪明好学，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从5岁开始，他就像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在供奉着孔孟的私塾中，熟读了四书五经。从小受到的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熏陶，奠定了胡适以中国传统为主的文化底色。14岁的时候，胡适到上海的新式学堂读书，开始接触了很多新式的思想教育。如，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论》，都是这时候胡适反复诵读的锦绣文章。

胡适在后来说，梁启超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读了梁启超的书，他才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这对他有一种很重要的启蒙作用。

受到《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胡洪骍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年7月，在前往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时，他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胡适”字“适之”。也许是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被顺利录取，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

留学期间，年轻的胡适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抱着一种类似玄奘西天取经的虚心求学态度。他觉得当时的中国被搞得不像样子了，应该虚心去学习一些东西，借鉴一些东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在日记里写道：“将来回国要做国人之导师”，这就是他此后一生为之追求的终极目标。

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消息传到美国，很多人都对这个亚洲唯一的共和国以及革命领袖的生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身为中国人的胡适，在这时一方面充当起了中西方交流的介绍者；另一方面，祖国命运的转机，也让他更积极地融入美国社会，从这个倡导自由和民主的国度，汲取养分，他经常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得到了一大批美国人的重视。他曾经得过英文论文的大奖，这在当时的留美中国学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他还发表演说，到教堂演说，到妇女组织去演说。当地的选举，虽然他没有投票权，但他也像选民一样地参与其中。正因为有这样几方面的积极融入，他才能够对西方文化有着真正的深厚理解。

年，胡适以绝对优异的成绩从康纳尔大学毕业。第二年，他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投入大名鼎鼎的实验主义宗师杜威门下。杜威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倡导的实验主义哲学简单来说，就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去探索新的问题。胡适多次说，实验主义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基础，用实验主义这种方法去治学，能够把以往被人们混淆的东西理一个头绪出来，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把人们引到一个学术研究的全新境地。在他一篇论述“实验主义”的文章中说道：“实验是真理的试金石”。这个论断，跟马克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来到纽约之前，胡适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经常提到“文学革命”的字眼，认为传统文学最大的毛病就是徒有形式而没有精神。投入杜威门下之后，他运用实验主义，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分析方法，逐渐找到了改良旧文学的药方。只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这时，一个绩溪同乡给胡适寄来了几期《青年杂志》，并约他给主编陈独秀去稿。于是，陈独秀与胡适开始了通信联系。令胡适兴奋的是，大洋彼岸的这个安徽同乡，对自己文学改良的见解完全赞同。

就在陈独秀与胡适越洋信件频繁往来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教育界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正在发生，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了新北大的办学方针，同时这位前清的翰林开始在社会上广罗人才，他的目光投向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年12月份，陈独秀为了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合并的事情来到北京。蔡元培对陈独秀有着很好的印象，所以他就亲自到前门小旅馆去拜访陈独秀，结果他去的时候，遇上陈独秀在睡觉，蔡元培就交代茶房不要吵醒陈独秀，自己拿了条小板凳，坐在陈独秀的房门等着，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了好几次。这也就留下了一个佳话，说“蔡元培去请陈独秀是三顾茅庐”。

得知蔡元培的来意以后，陈独秀就对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学历，没有职务，还要办《新青年》，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蔡元培就说：“你没有职务不要紧，我聘任你做教授；你不会教学也不要紧，你可以去负责管理和组织工作，当文科学长；你要办《新青年》，你可以把杂志搬到北京来办。”蔡元培的这番话，想必对已近不惑之年的陈独秀触动很大。此外，北大文科学长的月薪是大洋，对于经济向来困难的陈独秀而言，自然也有不小的吸引力。在与蔡元培的谈话中，陈独秀还向他推荐了即将学成归国的胡适博士。

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年轻的留学生为半死的旧文学开出了八大药方：一，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坐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篇在胡适自己看来，仅仅是中国文学试探性改革的文章，在当时造成的震慑力，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胡适的名字自此风靡学界。

年1月17日，北洋政府正式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在动身赴北京之前，陈独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刊登在《新青年》上，他大呼：“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涨“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这篇满腔热情的宣言，把胡适的个人意见变成为北大文科学长的权威意见，也把胡适改良文学的主张，上升为一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到的这两年时间里，陈独秀与胡适成为了亲密同事，他们以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为中心，以《新青年》为发表言论的阵地，对旧文学、旧思想发动了猛攻，只是由于个性和经历的差异，俩人的分工各有不同。在领袖气质和号召力上，陈独秀无疑是《新青年》阵营的一面旗帜。

那一时期的《新青年》编辑部中，充斥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潮，其中有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介绍，也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而陈独秀的工作，就是从中进行筛选和提炼。在《新青年》的众多同仁中，陈独秀最为器重的，无疑还是被他奉为知己的胡适。当然，后者在学术理论上的深远洞察力，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之后又发表了《不朽—我的宗教》、《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等文章，进一步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号召青年把自己铸造成器。胡适有一句名言：“共和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们能够创造得起来的。”

鲁迅的《狂人日记》于年5月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这篇被后市文学界和史学界称之为“现代白话小说开篇之作”的文章，如一记重磅炸弹，迅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向旧礼教宣战的檄文。多年之后，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起《新青年》，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那几年，可以称为是《新青年》营垒的同人们难得而短暂的蜜月期，在箭杆胡同20号的《新青年》杂志社里，他们的激烈和迅猛，点燃了民国初期的文学空气。更为难得的是，即便是性格迥异，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他们所散发出来的融洽和一致性，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回味。

五四运动之后，曾经踌躇满志的陈独秀，在残酷的现实中备受打击。原本教育救国的梦想，也在此时彻底破灭，这时的他饱含对国内知识群落的失望，他认为靠知识分子空谈主义、空谈思想、空谈文化史的清谈是不能改变中国社会，也是不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如何将思想与实践相结合，并将之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陈独秀选择了“政党政治”。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公开提出，中国缺乏一个健全的政党政治环节。这再一次证明了陈独秀的超前政治前瞻性。

这时，回到上海的陈独秀，与李达等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交上了朋友。同时从年9月1日起，《新青年》也被陈独秀迁回上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他撰写的字里行间里，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独秀希望中国也有一个跟俄国共产党一样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带领民众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为第一任最高领袖--中央局书记。这可以说是陈独秀人生的又一个高峰。

然而在此之后，他的命运却急转直下，在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后，陈独秀仍秘密从事《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谨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因《新青年》被抓进上海巡捕房。两次都是依靠共产国际的营救放得出狱。如此，他在广州发下的“不要国际帮助独立干革命”的宏愿便难以兑现了。当陈独秀的手与他一向不感冒的马林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某种未来便已被注定。

此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很多问题上受到苏联、斯大林、共产国际的约束和掣肘，他的思想不能得到贯彻，还必须违心地服从共产国际。这段时间，是陈独秀感觉最为窝囊的时期。

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人头落地，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在此过程中，最为悲怆的莫过于陈独秀，不仅自己的两个爱子陈延年、陈乔年惨遭杀害，女儿也因伤心过度不久病逝。此时的陈独秀，众叛亲亡，形影孤零，过着流亡生活。

年10月15日下午，陈独秀最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以“共党魁首”的名义逮捕，随即被押送南京。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为躲避战火，他顺江直上，第二年到达了四川江津。

在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他发觉共产国际划定的游戏规则，是违背他当时创党时的意愿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要有自己独有的良好政治生态的，而不应成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

年5月27日，一辈子造反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终年仅63岁。

7年后，解放军横扫大陆，已经成为蒋介石“诤友”的胡适，被派往美国争取外交援助，在远洋轮船上，惆怅的胡适仔细读起了陈独秀晚年的文章，不禁对老友的大彻大悟感慨不已。他写道：“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在这艘轮船上，胡适还创办了一本《自由中国》杂志，并起草了杂志的宗旨，写下了他对一个自由民主中国的向往。年4月，68岁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他的到来受到蒋介石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然而，这个胡博士却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给蒋介石来了个大难堪。原来，在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院士会议上，蒋介石作为“总统”应邀致辞，可能是蒋介石说的话让胡适感到不舒服，他当时就起身和蒋介石唱起了反调。蒋介石说我们科学研究一共要配合反攻大陆的政治任务。胡适就反驳说，科学研究自有其理想和意义，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但我们做科学研究，最为首要的就是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胡适还没说完，蒋介石就拂袖而去。

胡适公然反驳“蒋总统”的发言，一方面是他实事求是的学者风骨；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长期对蒋介石专政的反感。他创建的《自由中国》就因为在言论上对抗台湾当局的白色恐怖而屡遭打压。在两年之后，《自由中国》由于“雷震组党”一案，被台湾当局彻底查封。这件事，让胡适身心遭受了巨大打击。

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谈论到“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话题的讲话中，心脏病突发倒地，终因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72岁。

在胡适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李敖先生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称胡适为中国新文化和现代新文化的“播种者”。其实，播种者一词，用来形容陈独秀和胡适二人更为贴切，是他们共同播种下了中国新文化的种子，也是他们一起点燃了旧中国，却燃尽了自己。有人说，播种者的命运往往太过悲惨。因为，后人一边吃着播种者种出来的粮食，却一边大骂当时的播种者。这样的看法，恐怕也有失偏颇吧。当历史的焦距和纬度足够的时候，人们自然会体会出播种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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