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人生论 >> 人生论知识 >> 民国时期,人文学科大师辈出
真的是在茶余饭后，秉承着每天码点字的精神才无意中翻到了这个话题。
少年时候我也是这么一个想法：怎么一提起新文化就是民国，一提起民国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灿若星河的大师？
等我慢慢长大了，这种想法越来越弱，对当年看不上的八大山人的画也有了感悟：这个世界本就那般萧索，我们永远需要冷眼旁观。因为我们只属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的灵魂不应该交给魔鬼，同样也不该交给天使——我们就是我们，人生百年，白驹过隙，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英雄。
一切过往，可以缅怀，但不可以酩酊大醉不是？
民国果然就是大师辈出的年代吗？力挺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人不外乎两类：
第一、具有强烈的怀旧气息的人；第二、没细致考究过民国大师人生履历的人。
并不是说“怀旧”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不怀旧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如果一直沉浸在“旧”里，直到把自己溺毙，似乎也不是一个思维健全的人能干出来的事。
我们只能活在当下，当泡起一杯清茶的时候可以追思一下过往云烟，想想对自己有什么启迪，汲取一点历史经验，仅此而已。
至于第二类人，我就觉得最好先全面认真地审视一下民国各位大师的人生轨迹，再来发言。
在这个过程中，建议对雄伟壮丽的博物馆一类的名胜古迹保持一种合理质疑的心态，不要被其中恢弘的气场压制了思维。要知道，我国的习惯是：为s者诲、为尊者诲。博物馆也好，名胜古迹也罢，不太可能展示大师们日常生活，只是展现出他们无意之中推动的历史。
从我有限的阅读来谈谈吧，虽然读书不多，但也算翻过民国时期一些大家的著作，还有些书现在还在架子上放着。比如：汪曾祺、丰子恺、邓友梅、萧红、沈从文、钱钟书、梁实秋、徐志摩、叶圣陶、陶行知、顾颉刚等等。
我必须承认，我所知道的民国巨擘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这沧海一粟的民国大师也并不见得多么尽善尽美。
例一、鲁迅。民国大师留给你印象最深的人无非就是鲁迅，他出现在以前的大中小学的课本上，伴随着好几代人成长。
我还记得前几天有这样一个报道，具体名字记不住了，说是一个知名的专门研究鲁迅的大学教授（大概是第一个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钱理群教授）断言：民国的文科大师仅有鲁迅一人，其它人没有资格称为大师。
可是，我们如果认真翻看一下鲁迅的生平，也能发现不少生活的苟且，不全然光彩夺目。鲁迅也比较在意金钱，也和人有冲突、有罅隙。
现在我们一提起鲁迅，似乎就认为他的收入多数来自于自己做教师的收入，或者写文章的收入。一些高校教师也乐意维持人们一个印象，借以说明当局多么注重教师待遇，以求为自己找到升职加薪的历史依据。
可事实上，鲁行的高工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在教育部做佥事的收入。根据鲁迅的日记记录，他在做教育佥事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有个银元那么多，之后就迅速上涨到元。在他因为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的文字，得罪了段祺瑞逃亡厦门，任教于厦门大学之后，还辗转托一众好友（比如胡适等人），言辞恳切地讨要欠下的薪金。
由此可见，你以为的民国大师，第一要务还是要滋润地活下来，并不见得视金钱如粪土，视功名如浮云。
此外，鲁迅驾鹤西去的之前曾经留下一句名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原谅！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鲁迅似乎没有这么做，这里的心胸就不能说是博大了吧？
当时和鲁迅有隙的人可是不少——我们指的都是文学界巨擘大咖，不去讨论政治上的敌手。
比如：年以岁高龄故去的苏雪林生前可是不遗余力地指斥鲁迅是沽名钓誉的小人；熊以谦在报上登过一篇题为《奇哉！鲁迅先生所说的话》，全文都是反话正说，将鲁迅定义成心口不一的人；叶灵凤更是出格，直言鲁迅是“阴阳脸的老头儿”，自己把《呐喊》拿来上厕所。
这些人你都没听说过？得嘞，下面这些人你应该不陌生：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等等，他们也不比前面几位客气，同样对鲁迅很是腹诽。林语堂甚至写出了一篇0字的文章传诵一时，有空你去找来读读。
零零碎碎说了这么多鲁迅，我要表明自己的态度：鲁迅在我的心中绝对无可替代，越是年深日久，我越认可鲁迅的文学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没有一点缺点。归根结底：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说完了鲁迅这个代表性人物，再来谈一谈我所读到的民国大师的生平。首先，民国时期的人文学科大师辈出有其客观原因，有的原因甚至上不得台面。
民国时期应该是指年到年的不足三十年时间，在此之后狼烟四起，偌大的北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实质上，在此之前，民国就很微妙：清朝刚刚终结，新的时代还没有成型。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怎么发展，谁都没有头绪，但又都有一腔热情。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彼此的青年们再也没有了科举的念想，只能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让人们有了“大师辈出”的错觉。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大学生，都是真正的既得利益群体，有钱有势，放到今天也是现实中的1％，只有他们才能够占有教育资源和掌握发声渠道。
比如写出《呼兰河传》的萧红，他的父亲可是当地主管教育的一个大官，很多人家依附她们家而活——这一点你去读读《呼兰河传》就有感触。
就算自称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沈从文，也有从军的家庭背景。在他的文章自述里，他可是有士兵小跟班儿的，绝对不是穷到一文不名。
丰子恺当年盖了时兴的三层玻璃小洋楼，甚至因为第一次建筑不满意，白白扔了几百银元拆了重建。这个他笔下的“缘缘堂”可是让他从民国写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可谓念念不忘。
其他人有一个算一个，你好好数数，哪一个的家庭穷到一文不名？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大师辈出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极端忽视科学和技术，法律、政治和文学等学科过度膨胀。在校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0％，学工程的为11％，只有3％学习农业。
人文学科的学生保有量这么多，大师辈出也属正常。你也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大师都不太愿意从事科学性、技术性工种，只是为了唤醒民众。只要能够采用一些方法唤醒民众，他就是大师。
那个时候的毕业生的志向就是做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去做一名教师，因为教师的工资虽然不是金字塔顶端，但也并不低——你细致考究一下，没有做过教师的民国大家屈指可数！
比如从最基础教育起家的叶圣陶，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之年）从事小学教育，年被排挤离职。年后进入商务印书馆，才开始顺风顺水，一路长虹。
有人说，他和丰子恺联合编著的《开明国语课本》很不错啊。
可你应该知道，这套丛书面世的年份是年，也就是叶圣陶几经沉浮、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编写，并且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有初小的四册（也就是一道四年级），放到今天未必有多少人以为奉为圭臬吧？我们的崇拜说到底还是“怀旧”二字，如果当真先进，现在应该已经作为教材了吧？
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大体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大师更多是占据了“天时地利”，更多体现在“嘴上”功夫了得。
当然，我也必须承认，钱钟书的《管锥编》之类的书籍，甭说能看完，我连第一页都不太知道他写了啥，这点必须佩服。
再说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吧——我特别推崇汪曾祺，民国里文字最清丽隽永的就属汪曾祺了。
可你把他所有的文章读完（我基本读完了），大概也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可不大务正业。我有点觉得他的文学成就更多来自于天赋和积累。他喜欢白天去茶馆吃饭、聊天、喝茶，甚至睡觉。他最喜欢的学习时间是夜半时分，自己一个人在西南联大的图书馆边读书边幻想着《聊斋》里的狐妖。
高邮汪曾祺纪念馆
说到汪曾祺，他的西南联大经历相当全面：从始至终。西南联大是联合大学，集清华、北大、南开的荣光于一身。可以说，很多民国大师都出自于这所大学吧？
可是，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大师们也都有一些怪癖。比如他印象中，闻一多特别喜欢抽烟，一学期也讲不了多少课本内容，都是即兴发挥。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真名士。
不单闻一多，在他笔下，很多现在看来是大师的教授当时都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
敢问：如果放到现在，这些大师们可以在没有任何非议的情况下自由生长吗？当然不会。
换个角度来说，没准儿现在的普通人里就有不少大师。
清华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石刻
谈了大师们的生平，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师们的爱情，可能也跟你想得完全不一样我在上学的时候，某一次老师意气风发地给我们讲述文学史的时候特别提到：文人的感情史是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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