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年进养老院以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我现在已经不再作鲁迅研究，但还是要以《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为题来作演讲，是因为鲁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无论我面对什么问题，或者要研究什么问题时，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总能从鲁迅那里得到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支援，朋友们读我的任何著作，包括这两年所写的书都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鲁迅的身影。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讲鲁迅。我在八十年代进入学术界时，就已经赋予自己一个“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的历史定位，一直坚守到现在，而且恐怕要坚守到生命的结束。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与宿命。而且我要说，这样的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不只我一人，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杰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说到，这在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形成了一个学派的，我把它叫做“生命学派”。这本身就是现当代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位现代作家、思想家对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响，会达到这样的深度，除鲁迅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人。当然，对我们的选择，学术界是一直有不同意见的，这本属于正常：一切学派都是在质疑中发展的。因此，今天来讲我的鲁迅研究，绝没有将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推销给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对我的鲁迅观，我对鲁迅的态度，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但或许能从我的关于“为何与如何研究”的介绍里，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得到某种启示，那就达到了我今天演讲的目的。还是我经常说的，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下面我的演讲也主要是叙述式的：对自己研究鲁迅的历程，作一个具体的回顾。

（一）我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先谈谈我对鲁迅的最初接触，也可以说是“前研究”吧。

我在《与鲁迅相遇》里，曾经谈到，我读到的鲁迅第一篇作品，是《野草》里的《腊叶》，那时我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是从已经是大学生的哥哥的一本《文选》里翻到的。里面一段文字立刻吸引了我：“一片（腊叶）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当然读不懂它的意思，在我的感觉里只是一团颜色：红的，黄的，绿的色彩中突然跳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在看着我。当时本能的感觉这非常美，又非常奇，更非常怪，那红、黄、绿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着你，你被看得很难受，甚至觉得很恐怖，就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莫名的感觉。但就是这个感觉，在一瞬间留在自己的心上了。以后长大了，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最后成了鲁迅专业研究者，不知读了多少遍鲁迅著作，对鲁迅的理解也有很多变化，但总能从鲁迅作品的背后看见这双藏在斑斓色彩中的黑眼睛，直逼你的心坎，让你迷恋，神往，同时让你悚然而思：这就是鲁迅著作给我的第一印象。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和鲁迅的这第一次相遇：我是通过鲁迅的文字、语言认识鲁迅，而且是用直观的感觉、朦胧的感悟，进入鲁迅世界的。这非常重要与关键：这意味着，首先把鲁迅看作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语言艺术家；因此，要用文学的方式去把握鲁迅，先要有感觉、感悟，这是基础，然后才有理性的分析。我由此想起了我在大陆与台湾讲鲁迅的一个观察与感受。我发现大陆的青年，恐怕也包括在座的诸位，在阅读之前，就有了一个抽象的、先验的概念，即领袖所说的、也是老师灌输给自己的所谓“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三家论”，然后又用“两大分析（思想分析、写作技巧分析）”的模式去读作品。其实，这一论一分析，就已经远离鲁迅了。台湾学生则不同，他们没有这些先入主见，而是直接读作品，感觉鲁迅文字之美，之特别，进入鲁迅的世界，逐渐发现与体味其思想之美，之特别，其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别，最后不同程度地与鲁迅产生共鸣。我以为，这才是阅读鲁迅、研究鲁迅，以致研究文学之正道。万幸的是，我一开始就无意识地走上了这条正道，它是影响了我一生对鲁迅的认识与把握的。

正式读鲁迅是在中学，吸引我的是小说家鲁迅，他和诗人艾青，剧作家曹禺一起构成了我青少年时期三大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把握方式是把阅读与写作联在一起：读鲁迅的《药》，就自己写篇小说《夏瑜之死》；读艾青就尝试着写艾青体的诗；读曹禺戏剧就上台演戏，还自己写剧本。现在看来，这样的文学训练，既读又写，是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的。

（二）读鲁迅不能走捷径：第一个教训

年上大学时，正赶上《鲁迅全集》出版。尽管当时是个穷大学生，还是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了一套全集，并且通读了一遍。但很快就发现鲁迅的书很难读，至少不像读其他人作品那样容易与轻松。年轻人的浮躁心使我不耐烦像鲁迅自己教我们的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硬读”下去，我想走捷径。于是先找老师请教，后来就去读各种各样的讲解鲁迅作品与思想的小册子。这些讲解比鲁迅的原著好读多了。里面转引的鲁迅语录也变得好懂，可以随口搬弄，显得真读了许多鲁迅作品的样子。我开始满足于读大量的小册子，而不知不觉地把鲁迅的原著丢在一边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读到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读得很畅快，甚至很舒服。这本书能够把鲁迅许多非常复杂的思想说得极其简洁、明确，而且处处与最流行的思想相一致，再经过姚文元的发挥，就可以随时引用来作大会、小会上的发言，特别好使管用。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在这样舒舒服服的阅读中，鲁迅已经被简单化和实用化了。等到多年后我自己下功夫读鲁迅原著时，才发现姚文元小册子里描述并向我灌输的鲁迅和真实的鲁迅相差很大，于是有了上当的感觉，并且开始自我反省：难道不正是我的虚荣、浮躁，好走捷径，而终于不辨真假？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正是这上当受骗的屈辱感，驱使我走上了独立研究鲁迅的道路。我的办法是：什么参考书也不看，只读鲁迅原著，反复阅读，不断琢磨，读熟了，想透了，有了自己的感受、见解，这时候或许可以看看别人的研究成果，以启发思路，但也要有自己的判断。这办法其实是鲁迅早就教给我们的：有人问他：“该读什么书？”他的回答是：“要看一看真经，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他还告诫年轻人：看了批评文章以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不要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这应该是我读鲁迅第一个经验教训，20年前（年）我就给年轻人讲过，今天再讲一遍，希望大家一定要走独立阅读、研究之路，不要走捷径，以防上当受骗。

（三）“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我的第一个鲁迅观

我真正走上独立阅读与研究之路，是在年大学毕业，来到边远的贵州山区以后。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饥饿难忍之外，更感到精神的苦闷与饥渴。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除了读毛主席著作之外，我还向鲁迅问道，读鲁迅原著。或许是因为有了人生的阅历，生命的体验，并且怀着探索的欲求，“带着问题”去读，一接触鲁迅著作，就产生了亲切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开始仍有些难懂，坚持读下去，读到后面，先前不懂的地方，也会略有所知了。这样，日积月累，读多了，读久了，就有所悟了，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里或许有一个重要的经验：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鲁迅研究者，除了要有一定的艺术感悟力和修养外，还需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厚的生命体验，要有对社会、现实，人生和人性的大关怀。

我在对鲁迅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后，就从年1月1日开始，写《鲁迅研究札记》，尝试着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第一个研究题目就是《鲁迅与毛泽东》，而且这样表述了我对“鲁迅精神与性格”的理解：它包括两个侧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称赞鲁迅先生的那种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性格，那种对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都决不屈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嫉恶如仇的反抗性格”；另一面是“鲁迅自己概括的‘韧性精神’”，“锲而不舍地与敌人作坚毅、刻苦、执着的持久战斗；冷静地对待敌人，注意保存实力，讲究斗争艺术”。这样一个“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相结合”的鲁迅，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它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其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称鲁迅精神为“东方风格”，这都是对六十年代冲破所谓“帝、修、反的封锁”，强调“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的响应；更表现出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当时毛泽东与鲁迅正是我的两个精神导师。但它确实又是属于我自己的鲁迅观，而且是我坚持一生的鲁迅观：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鲁迅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和“锲而不舍、长期战斗”的韧性精神，都是当下中国和中国知识界所缺失和急需；更重要的是，坚守这两大精神已经成为自我生命的绝对命令。这也是我对青年的期待：我曾以“智慧与韧性”二语赠与志愿者；我在和学生的谈话里提出“不能作奴才”的告诫，也都是这个意思。

（四）研究鲁迅而背离鲁迅精神：最惨重的教训

再回到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起来，我在被强迫无休止地写检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毛泽东和鲁迅著作。我在我的第一本鲁迅著作《心灵的探索》的《后记》里，对这段历史有过一个反思。我说自己是以“一个混乱、迷惑的，曲扭的心灵”和两个精神导师进行“对话”，“这自然已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要求灵魂的‘超度’：要给突然强加于我的屈辱地位找到一个‘合理’的、自己能够接受的解释”。于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弱点的批判”就被“任意强化和夸大”，成为自己在文革中“必须接受批判和改造”的“理由”；“鲁迅的斗争精神”也被“绝对化”，成为自己后来参加非理性的“造反”的重要动力。直到文革结束后，我重读《鲁迅全集》，看到他早在年就已经发出警告：“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我如同受到雷击一般突然被震醒了：在文革中，自己的具有局部合理性的不满现实的“怨愤”情绪，不就是被利用，而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从而走到自己主观意愿的反面吗？觉悟到这一点，我感到特别的悲哀与沮丧。尤其是想到自己也因此完全肢解与扭曲了鲁迅，更是羞愧难言！这应该是我这一生阅读、研究鲁迅最惨痛的教训：利用鲁迅为政治服务，以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与方法研究鲁迅，必然曲解鲁迅，远离鲁迅。研究鲁迅而背离鲁迅精神，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五）“回到鲁迅”：我的鲁迅研究的起端

应该说，在文革期间我就做起了“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来。在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我更开始了“跟青年朋友讲鲁迅”的尝试。当时的讲稿后来整理成《读野草、朝花夕拾随笔》，收入了我的《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还有一篇《读故事新编》则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当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考上了鲁迅研究的前辈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正式开始研究鲁迅时，比起其他同学，我可能是更有准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历史包袱也特别重，在摆脱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鲁迅研究模式的束缚方面，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当然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是，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是把鲁迅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既定轨道，用鲁迅的思想与作品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性。这可能是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积弊：总是想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鲁迅和其他现代作家）的思想和文学纳入某个既定理论框架：五六十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以后就是某个西方的时髦理论，现在似乎又是某种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研究独立性的缺失，自然也就谈不上任何研究的创造性。

在八十年代，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代研究生，面临的就是这个如何获得研究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的历史任务。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回到鲁迅那里去”：这是王富仁在他的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里首先提出的，我在《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作了回应，并有这样的阐释——

“这就必须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独特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

任务、目标确定以后，我又作了一系列的理论设计，研究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方法的设计。也就是说，不仅要找到在现代思想、文学界里的鲁迅“这一个”；还要找到当代鲁迅研究中的我自己“这一个”：属于我的理论、领域与方法。在我看来，这是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研究者的关键。我曾经说过，如果说硕士研究生的任务是“入门”，那么，博士研究生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自己”。应该说，我在这一点上是高度自觉的。我在自己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里，就作了两个方面的设计——

1，理论设计。我在“引言”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

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这里包含了几层意思。

首先是承认“鲁迅本体”的存在，即历史客观本体的存在，坚信历史的可知性，坚守历史的研究的客观性。评价研究得失、价值的客观标准，就看多大程度上接近研究对象的本体。如研究者所说，“对本真的历史以及人性存在的虔信，构成了钱理群这一代人难能可贵也是无法替代的财富”（吴晓东：《探索文学史的叙述学》），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的不可退让的底线，我们因此也就和主观主义，不可知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犬儒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

其二，它又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有机体”，研究者对其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不断接近，而永远不可能穷尽，不可能完全把握与复原的，永远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但其中又确实包含了若干历史的绝对内容（因子）：这就是“相对中的绝对”。

其三，研究者的每一次研究，或某一阶段的研究，都是从一个特定侧面去接近鲁迅，通过观察角度、方法、视野范围的不同选择，将客体的某一侧面、层次突出于‘前景’，或推移于‘后景’。而决定这样的不同选择的，首先是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精神”。成熟的研究者总能敏锐地把握自己时代提出的问题，以此“照亮”研究对象，即发现历史研究对象与当下时代之间的内在契合点，而加以突显和发挥，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不仅是鲁迅的时代，也包括研究者、读者的时代）特色的“鲁迅”来。

其四，促成不同时期对研究对象不同侧面的发现和照亮的，不仅有时代的问题与影响，更有研究者的主体因素：研究者是带着自身的生命发展中的问题，去感应研究对象，寻求生命的共振、共鸣，从而对研究客体的某些方面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开掘和阐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任何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必定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一种融合。从另一面说，研究过程必定是研究者自我生命不断提升、丰富的过程。我的最大体会，就是鲁迅能够把你的内心最美好、最富创造性的素质与能力，全部激发出来。这也是鲁迅研究的特殊魅力所在。

其五，强调主体参与，同时也就是承认，研究者对于鲁迅的认识不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研究者主体自身发展的限制，任何研究只能部分地接近，而不可能全面把握和穷尽鲁迅本体。甚至可以说，每一次研究，在发现、强化了研究对象的某些侧面的同时，也会有所遮蔽，因此需要不断有新的研究来揭示被遮蔽的方面。它们相互补充，映照，在张力中显现对象的多个侧面，以形成相对完整的整体形象。

我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在八十年代最初的理论设计，就是因为我此后的几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自我生命的成长发展，不断发现和揭示鲁迅本体的不同侧面，总结起来，大概有八个侧面，将其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鲁迅面面观”。

2，研究方法的设计：

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真正“回到鲁迅”，即抓住鲁迅之为鲁迅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接近鲁迅本体？这样的方法论的寻找，也是八十年代探寻“我的研究之路”时，最伤脑筋，最为费力之处。

我最后找到的，是所谓“典型现象（单位观念，单位意象）”研究。这也是受鲁迅的启发：他就是用“酒、药、女、佛”来概括、描述六朝文学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设计：“每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们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个性的印记，以至于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作家的名字，称之为‘XXX的意象’，‘XXX的观念’，从而构成了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家艺术个性本质的‘典型现象’。而作家（以及思想家）作为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象都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词语）表现出来的。由此为产生如下研究路线：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或有独特意味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说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

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自觉尝试，我也多次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六）我的“鲁迅面面观”

1，个人的，民族的，人类的鲁迅

在八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以及我自我生命发展中的问题，激发了我的鲁迅研究，由此而发现与强调怎样一个鲁迅呢？我在《心灵的探寻》“前言”里，有过这样的说明：“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封锁的40、50、60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70、80年代，我们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需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轻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魂。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于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之一。我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从‘民族’的单层面转向‘个人’、‘民族’、‘人类’统一的多层面，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民族视野的扩大，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

这里说到“历史的补课”，是一个重要背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痛定思痛，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在追问“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专政”即发展到极度的专制主义的严重后果与根源时，都谈到了在“党至上，革命至上、国家至上、集体至上”的意识形态统治下，对个人欲望、利益、尊严与权利的全面剥夺，造成全民“驯服工具”化。因此，“历史的补课”首先要补的就是“个人”之课；强调个人欲望、利益、尊严与权利的合理性、合道德性的“个人主义”就成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解放的主要任务之一。鲁迅的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立人”思想就这样被重新发掘与发现，具有人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的鲁迅“个人”的心灵世界，也因此成为了包括我在内的新一代鲁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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