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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古典文学专家经过综合系统的研究后早已指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1]，但这部作品的构成元素又异常复杂，其体内还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曾被鲁迅高度赞誉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

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众生相、“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使得人们对这部杰作流连忘返，由喜爱而走向研究，竟成为一门专学。“红学”在清代与“经学”并立，近现代又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三。

然而，红学中的“死结”和难解疑谜太多了，以至于引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流学术大师去猜谜解梦，有的甚至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心香燃尽，其治红成果亦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

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诸家研索的操作方式不同，学术思路迥异，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红学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研究流派。

从前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红学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红学流派如索隐派等进行了简单否定，对考证派亦大加鞑伐，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一花独放，但实践证明，其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红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从红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主要经历了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以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为起点，包括脂砚斋在早期钞本上作的“自赏型”评语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导读型”评点[2]，还有探究《红楼梦》“真事”的索隐红学。称为古代红学的原因是清代红学的评点、索隐均是以文本为依托的没有经过“西学东渐”洗礼的传统解经模式；

甲戌本《红楼梦》凡例

第二阶段为近现代红学，这个阶段从王国维引入西方哲学及美学理论为《红楼梦》的评论树立新典范开始，而胡适改造乾嘉学派建立的新红学成为《红楼梦》研究模式的主流；

第三阶段为当代红学，这个阶段以年泛政治化语境下出现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献研究空前繁荣及文本研究多元化格局，标志着当代红学史的新时期到来。

上述三个阶段的红学研究成果丰硕，不少红学代表作可圈可点。新时期以来，总结红学的渊源流变、学科特点的红学史研究应需而生。

20世纪80年代初，曾出版了两部红学史方面的专著：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及《续稿》和韩进廉《红学史稿》[3]，但这两部专著由于成书时间较早，未能反映出新时期以来红学的进一步发展。

众所周知，后来红学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热点问题，诸如围绕欧阳健“程先脂后说”及杜春耕《红楼梦》“二书合成说”的《红楼梦》版本论争，还有围绕周汝昌刊于《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还红学以学》论争以及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论争，还有王国华著述《太极红楼梦》及霍国玲等著述《红楼解梦》的论争。

《曹雪芹祖籍辩证》

此外，围绕曹雪芹祖籍、曹雪芹“墓石”的论争以及新旧两版《红楼梦》电视剧的论争都很激烈。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4]对上述某些新的红学热点有所反映，但该书体例同郭豫适、韩进廉那两部专著一样，都是侧重于红学历史分期的横向考察，还不是从纵向做红学流派本体源流的追溯；进入21世纪后，陈维昭《红学通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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