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称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是不无道理的。应该说，“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特征，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中国美学是与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综合纠结在一起的，着重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感悟，因而也可以说中国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不以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的命义追问为目标，不着力于以分析式、思辨式地抽象解释“美”为起点去建构一个关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对人生意义、价值、“味道”的反复体验、领悟中去把握有关审美与艺术的问题，并在人生实践中融入美与诗。从而，这种人生美学的精神就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乐生与逍遥，而它的哲学基础则是中国传统的以情为本的“一个世界”观。

更明确地说，中国古代美学，就其作为人生美学来看，至少有两方面内涵，一为“乐生”精神，一为“逍遙”精神。这是中国美学的两大基本精神，或者说是中国美学精神的两大原型。

“乐生”精神与“逍遙”精神的哲学基础是以情为本的一个世界观。中国古人把世界看成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整体，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它没有所谓现象与本质、此岸与彼岸之分。人、自然、社会、精神构成一个充满情趣精神的有机整体。故而“天”与“人”，个体与社会，自然与人类，相互之间是感应灵动的，“天道”与“人道”不可分割地相互缠绕影响，“天道”决定人事，但人的品德操守与活动也会反过来影响“天道”的运行和走向。

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自然充满灵韵和情感。人亦须以高尚的品德操守和积极的行动去迎合并建构天道。这是人与天、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精神和情感的交流互动，也是人坦然乐观地面对生死穷达的依据。

下面我们主要从孔子所代表的原典儒家美学和庄子《逍遥游》所体现的道家美学角度来切入乐生主题与逍遥主题。

一、“乐生”精神

中国传统智慧中，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学说，本来都是一种鲜活明亮的人生哲学，是在人生实践中践履道德、完善人格、实现超越、获得自由的一种人生经验与感悟的升华。这种人生智慧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艺术、审美、宗教的思考成果。

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的言行中，深刻地体现出一种珍惜在世生活、积极乐观面对人生境遇的人生态度。经过宋明理学的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基本上被伦理化、道德化了。宋儒甚至试图建立一种人生的道德本体论，把人的自然生理需要看成“人欲”而大加限制和批判。如此一来，孔子学说中那些鲜活而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被消解、遮蔽了，儒家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精神消逝了。

一部《论语》本来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实录和思想留影，它记载的是孔子在各种情景中对人、对物、对事、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以及根据不同情境灵活处理的实用理性与方法，却被看成一部无所不包的治国“圣经”，那些本来具有高度生活性的对话、鲜活生动的语言，便也在反复的阐释中成慢慢变成了教条。朱熹把“吾与点”①解释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其实，“曾点气象”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暂时疏离还原人的本真性情，并使人直接面对自然，从而以一种无遮碍的态度和状态去体会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它与所谓“天理”“人欲”很难勾连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暮春之际，顺从那在春天里躁动不安的心去郊外踏青，在把自身融入自然的阳光风雨、河流山川的过程中，吸取自然之精神，洗涤日常生活的琐碎所带来的精神境界的碎片性与庸常性，达于诗意化的人生之境，这正是顺从了“人欲”的需求。

曾点之志是要一方面逃离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希望在自然中得到精神的休憩与安慰。何来“人欲尽处”之“天理流行”？当然，若一定要说此处有“天理流行”，这个所谓的“天理”也只能理解为天地自然的精神气韵。人在秀丽的山川中忘掉自身的卑琐欲念，被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涤荡心灵，从而升华自身境界，提高人格操守。这是曾点之“志”的审美内涵。它是带人脱离日常生活的庸俗化，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升华。

在《论语》中，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和“审美升华”还表现为孔子的快乐精神。这种快乐并非完全是感官肉体之乐，它与感官相关联，但更多是一种艺术的“满足的不关心精神”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同时这种“乐”也含有道德上的崇高感与伟大感。它是灵与肉、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汇通的综合性结果，是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它通过对具体生活过程和细节的重视去品味和体察人生的真谛，把日常生活塑造为一种融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于一体的境界。在这里，超越寓于现实，精神寄于物质，心灵呈现于肉体，理性积淀于感性。它是一种“乐感文化”，或称之为“乐活”的人生哲学或人生态度。

这种“乐活”的人生态度，首先表现为对生活的珍视和享受。《论语·乡党》篇记载的孔子是个非常讲究生活的人，它记述了孔子的一些生活细节——吃饭、穿衣、睡觉、上朝、斋戒，都有一定之规，很是考究。从这些习惯中，可以看到很“科学”的一面：食物腐坏，颜色不正，味道发臭，自然不可以食用。“食饐而鍻，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论语·乡党》以下凡引《论语》，皆只注篇明，不再注书名。）但对孔子来说，这还不够。关于进食，他还有更高级的追求：不但不吃腐坏的食物，还要讲究烹饪的方法，要有规律地进食，而且要讲究肉切割的美感，酱的质量。“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乡党》）

其次，“乐”在孔子那里还表现为人生的艺术化和审美化，即在艺术创作与欣赏中，在对自然的凝神观照中得到精神的升华与巨大的愉悦。孔子是一个有着很高艺术修养的人。他欣赏音乐能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这个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孔子对音乐的鉴赏力可见一斑。在美学史上，孔子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评价已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史上的经典之评：“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成为传统艺术批评特别是诗歌批评最重要的标准，奠定了中国美学欢乐不逾分、悲哀不过度的“中和”标准和美学特征，使中国人不走极端，善于克己，无论是表达快乐之情还是体现悲哀之情，都控制在恰到好处的范围之内，使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一种雍容大度、慷慨有节的审美特征，从而使得华夏民族很少有过度的精神和情感取向，很少走向极端。

孔子不但有很高有艺术鉴赏力，本身也善于演奏乐器，且技艺高超。《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时，曾击磬自娱，无意中却遇到一个知音：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②

这也是古人讲“言为心声”之意。击磬时，孔子作为演奏者的思想、情感融入了磬声之中，流露出来。其时，孔子正离乡出奔卫国，心中自是有些郁郁不得志，大约磬声中也流露出了这种愤懑不平和怀才不遇之感叹，以至于一个挑担的“布衣”都听出了其中的不平之意来。

《论语》中多次提到“乐”。这些“乐”里，有求知的愉悦，有友情的悦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有欣赏自然山水之陶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更有由于崇高的道德人格战胜了外在的恶劣环境带来的精神自由的大乐，这种精神的大乐转化一种达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如他的自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以及他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称赞颜回身处贫贱而不坠精神、不丧失其人格独立的乐观精神——“孔颜乐处”：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简单的快乐”，到认识世界的认知之乐，到朋友之间的信任与情感思想的交流，再到在自然中获得心灵的平静安慰，精神得以寄托，最后，形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状态，孔子的“乐”层次丰富，内涵深厚，既是生命精神的状态，也包含道德人格的内蕴，可说是蕴涵了审美和道德的人生化境。

正是由于有这种“乐活”的精神，平淡的生活才可以被审美地“点化”，人生才能变得“有味道”、“有意味”、“有意思”，也才值得人去活。

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被定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屡次遭受冲击而不衰，说明它的确有某种值得人们去挖掘的精神内涵。在当今这个强调感性、感性泛滥的时代，如何赋予感性以一种内在的理性精神，如何让物质性的生活具有诗性的光辉，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陈鼓应先生曾言道，庄子哲学对于人生既非出世，亦非厌世，而是一种“逍遥”。这种所谓“逍遥”，其实是在无可奈何之际的一种选择。因为庄子时代，战乱频繁，人命如蝼蚁，朝不保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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