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本质是什么呢？恩格斯在年《新美国百科全书》中发表的《缅甸》一文，称佛教为泛神论，熟悉地提到缅甸的僧人“比较遵守‘清贫’（无私产）和‘独身’的戒行”（见年国际出版社《马、恩全集》第18册，页）。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佛教同基督教、回教一样，都是一神论（《哲学杂志》年文章《儒教质疑》）。已故陈海量老居士认为佛教是无神论，这当然要看对“神“的定义。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０年序（页16），先自声明立场，做出判断：“我们不信仰佛教，也不认为佛教所宣传的是真理”。鲁迅则告诉我们：“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们平常对于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早给我们启示了，真是大哲！“（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蒋维乔《佛学概论》说：“释迦实一慈悲智慧说法不倦之老比丘，应机指导，未曾自组教义，亦未尝对其他教派，有所攻击；对于弟子，极其亲切，又其生活，至为朴素，戒行严肃；以平民的圆满人格，留模范于人间。我认为《马、恩全集》的索引不将否定“至高无上的神“的《佛教》归纳于被批判的《宗教》项下，而别立条目，意义深长，值得深入探讨。

　　印度哲学权威拉达克里什南教授说：“原始佛教像‘实证论’，企图将重心从对神的崇拜转移到对人类的服务。佛陀对新宇宙论的创立就没有像他对新责任感的教导那么热切。“（《印度哲学》第1册，页）。这新的责任感就是对人类的责任感，也即是说，佛教是以人道设教。吕澂先生所谓“为人“的宗教，尊重人类的庄严；而不是以神道设教，尊重神格；因为佛陀就是一位反抗婆罗门神权，教导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众生负责，济劫独，破邪山，生活得又快乐、又有意义的导师。

　　马、恩批判一切宗教，独不及佛，有时还作不平鸣，有点像吴承恩在他的《西游记》小说中，“虽然把天上所有的神、佛、天帝嘲谑殆尽，却对观音采取不同的态度，把她描绘成仁慈可亲，有时甚至还带有赞美的意思。“《拙作（观音－一半个亚洲的信仰）》，原载美国芝加哥大学年11月《宗教学史》季刊，台湾《慧炬》中译）。太平天国“毁佛崇天帝“（翼王石达开《白龙洞题壁诗》），一场捌劫，马翁于年写于伦敦，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英、法作战计划》文章中说：“中国的反叛者（指太平军）对佛教进行了十足的十字军式杀伐，毁坏他们的寺庙，杀害他们的僧侣“（《马、恩全集》第13册，页41）。按照他小女儿埃莉诺·马克思·艾夫林，小名“科科、中国储君“的《卡尔·马克思散记》所说，“摩尔人“并不像他一般信徒和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凶神恶煞“，而是“挺幽默，挺温情的“。鲁迅有诗：“无情未必真豪杰“！马克思脸色黝黑，须发如墨，妻女和亲密的朋友都叫他“摩尔人“（非洲北海岸的土民）；他也称无情、失去人性、机械活动人为“商品人“。

　　唐武宗毁佛，诗人杜牧说：“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卷1０，《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正如中古欧洲教会之卖券赎罪，渐染成俗，遂迷正路。宋·宗颐禅师有诗自检：“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俭是民族传统美德，戒贪减欲，奉公守法之本；也是原“清贫“托钵谦俭自拘，释子的天职，《大宝积经》（卷88）所谓“信施之食难可消故“。

　　人心无厌，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竞选的标语是，“每家的锅子里每星期都有一只鸡“，现在每家的车房里有两、三辆汽车已经是平常事了。美国当前公、私债台高筑，亮起红灯，生产率和外贸都落在日本后头，正掀起一股向日本学习风，就是因为这个受过佛教和中华文化传统薰陶的蕞尔岛国，有“根深蒂固的节约民族性。“成就“高比率的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于工厂设备、器材、研究和人材的培养“（见莫比尔石油公司7年公关文章《使美国加强竞争力》之三，《让我们向日本看》）。

　　《人民日报·海外版》7年3月17Ｄ《中外名人名言》专栏。以“勤俭成功，奢侈失败“为题，录载唐·李商隐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败）由奢“。4月18、19日在这里举行的海峡两岸留美学者《中国现代化模式》研讨会上，台湾丁庭宇副教授指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台湾的色情问题严重，经济犯变成了英雄好汉，倒会的数目越大越了不起，以及价值观完全被扭曲。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满足，导致对理想主义的放弃。“（见《美洲华侨日报》7年4月21日）。这不仅如丁教授所云，“对台湾是一种危机“，而是对全人类的一种严重考验。宋·苏舜钦说：“习惰志覆，安久质变“（《苏舜钦集》卷13《送外弟王靖序》）。

　　晋·慧远法师曾言；“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初集》卷7《释慧严传》）。在现代社会出现“钢琴诗人“傅聪所谓“人性枯萎，精神贫乏“，导之以正则正。导之以邪则邪。哀莫大于心死，正本清源。重学敬德，为国为教，此其时也。

　　《四十二章经》说：“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中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遵纪守法，严持戒律“（《法音》6年第6期）。四川尼众佛学院更明确指出；“学员出家都是自觉自愿，是终身从事于佛教事业的独身者，如要结婚，必须还俗，脱离寺院“（见5年11月23日《美洲华侨日报》）。可见恩格斯所提出的“清贫“梵行虽不为中国社会形态所许可，“独身“断欲的基本戒律中国僧伽并不后人。其实百丈禅师的《清规》，不许僧众外宿、蓄财物，已契佛意。明·楚石和拾得诗云：“释子当持戒，沙门合离俗，休夸色身健，正恐业果熟。“白居易虽为白衣，尚“护戒先辞酒…香火道场深“今天的僧青年是桃李芬芳，不甘为凡夫，明天是宗门的龙象，负担起佛法的兴亡，“以文章接才子，以禅理说高人“，踵盛唐之风。

　　劫后百废待兴，寺院重修与僧材的德育固属当务之急，学术尤不容落后，只有在严肃学术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对佛教做出客观、正确、全面的评价，向世界看齐。

　　任继愈序正确地指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了邻国友谊与了解。“（《中国佛教史》第1卷。页18）。不过任教授认为佛教“所指出的解脱道路是假的……几千年来的广大佛教信奉着是受害者。他们信仰虔诚，态度严肃，真心相信佛教可以帮助摆脱现实苦难。他们的行为虽不足效法，而他们成为宗教的俘虏是值得同情的。……我们也还要指出宣传佛教的人们中间确有一些利用佛教作为工具谋取私利的……我们批判的锋芒所向是佛教的宗教世界观，而不是当前信奉佛教的群众，揭露的是佛教麻痹人民的宗教本质，而不是针对虔诚的善男信女。这样既尊重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尊重千百万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页16－17）。这样的“同情“和“尊重“恐怕不是千百万信徒所乐于接受的，也无补于学术研究的尊严，未必能“加深了邻国友谊与了解“；但他对一些以神谋私，污染佛门的指摘，合当拜受，以资鉴戒，发扬真风。

　　当我看到新华社7年2月26日传真，邓小平先生在北京会见泰国王储，接受王储赠送的银烟盒，我有点顾虑，小平先生回敬这位佛国贵宾的礼物之中，不知有没有这部佛教史？

　　任继愈先生有他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他的学识也是不容否定的，可惜这种责任感已经落在八十年代的后头。他的否定无异是一种挑战，对突破旧框框，进一步全面性研究佛教文化有其催化作用。“科研“重实验而非闭门造车，如巴利藏《相应部经》（相当于《杂阿含》）第一所指出，“佛陀的教义不是凭什么道听途说，而是意味着‘来察看吧’！“

　　清·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实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佛法今欲灭，我当勤护持“，《宝积经》（卷78）这么说正可表达我们这一代佛子的责分－一“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净化人心，护持正信，“恰似中秋月，无云点太清“（楚石和拾得诗）。（信息来源：戒幢佛学教育网）

近三十年，美国在佛学研究方面的努力与成果，居于欧美各国之冠，但这其间，中国佛教学者也尽了一分心力。一、陈观胜博士：陈博士（Dr.KennethChen）于一九○七年出生，他是中国饮誉西洋学术界的中国佛教史学者，他出生于夏威夷檀香山，就读于夏威夷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复就读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以后曾在加州大学研究，并入哈佛大学攻“佛学及印度语文学”，获博士学位。以后历任夏威夷大学、燕京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的宗教系教授，及加州大学教授兼东方语文系主任。陈氏在美国主授印度上座部佛教、及中国大乘佛教。曾着有《佛教在中国》（Buddh-istinChina）一书，全书十八章，自佛教初传以至于到二十世纪的过程与现况，相当于一部用英文撰写中国佛教通史，甚为学术界所称誉。此外尚着有：《佛教、亚洲之光》（Buddhism,TheLightofAsia）。此书论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及传播，到亚洲各国的概况，并述及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以及宗教仪式等问题。《佛教在中国之转变》（TheChineseTrasformationofBuddism）。此书系就伦理、政治、经济、文学、教育与社会等层面，论述印度佛教如何中国化。此书为日本福井文雅与冈本天晴二教授合译为日文，命名为《佛教与中国社会》。二、张澄基教授：湖北省安陆县人，一九二○年出生。澄基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张笃伦将军时任蒙藏委员，以此因缘，他随着一位西藏喇嘛，到西康伽尔雪山寺，修习藏传噶举派密教，为时八年，精通藏文及英文。一九四二年澄基游印度礼朝圣迹。与时任昆明中央电工厂厂长的沈家桢居士相遇，二人由此订交。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澄基返抵国内，未几内战炽烈，一九四九年流徙印度，辗转抵美，初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forSociatyofResearch），纳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ofNebraska）一九六六年任教于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在各校都是担任宗教学系的佛学课程。一九六四年，乐度法师与沈家桢博士等创立“美国佛教会”，张氏任该会总编辑，后来曾一度担任“驻台译经院”院长。一九八八年病逝于美国。张氏着有《佛学今诠》、《什么是佛法》等书，并将藏文的《密勒日巴大师传》译为中文及英文，均风行一时。三、齐思贻教授：北京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出生，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复入剑桥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年到美国，六五年受聘为印地安那大学教授，在东方语文系及文化系任教。齐氏在校专攻逻辑因明之学，是海内外学者中少有的因明学专家。他经常参加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以佛学会议为多。他的著作有：《佛教的形式逻辑》（BuddhistFormalLogic）、《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命题的比较研究》（AComparativeofPropositionsintheWest-ernAndIndianLogic.）、《存有与逻辑推理命题》（TopicsonBeingandLogicalreasoning）、《东西方命题之语意研究》（AsemanticStudyofPropositions,EsstandWest.）。其中《佛教的形式逻辑》一书，为“伦敦皇家学会”出版，备受学术的好评与推崇。齐氏于一九八○年后，曾主编《佛教哲学学报》（BuddistPhilosophy）。一九八六年逝世，遗嘱将藏书捐赠纽约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四、郑僧一教授：广东潮州人，一九一八年出生，一九三七年来美，入南加州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在校时曾担任南加大中国学生会会长。学校毕业，曾一度修学“比较宗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在美国航空公司任工程师，大战结束后回到香港，在崇基书院（香港大学前身）任教，并皈依定西老和尚。一九五九年二度来美，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佛州大学，一九七四年迁居纽约，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近东系，讲授佛学课程，时有论文发表香港《内明》、台湾《慧炬》等佛教杂志上。著作有《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一九九二年病逝。五、巴宙教授：四川万县人，一九一八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蒙藏学院，继而赴印度，入国际大学研究印度文化，获硕士学位，再入孟买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印度国际大学、阿拉哈巴大学、及锡兰大学任教，凡二十八年。一九七六年，应美国爱和华大学（UniversityofIowa）宗教学院之聘，担任佛学教授。其间曾多次参加国际性宗教会议。巴氏精通梵文、巴利语及欧西等多种文字，专擅佛学及印度学，著作有《大般涅槃经之比较研究》、《敦煌韵文集》、《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巴宙文存》，并译有《南传大般涅槃经》、《泰戈尔小品精选》等。六、傅伟勋教授：一九三三年生，台湾省新竹县人，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赴美留学，曾就读于夏威夷大学及加州大学，在伊利诺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伊利诺大学及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于宾州费城州立天普大学，授“中国佛教哲学”、“大乘佛学”、“佛教思想”、“成唯识论研究”等课程。一九九六年病逝。傅氏早年专攻西洋哲学，曾着有《西洋哲学史》一书，甚受读者欢迎与推崇。近年着《哲学与宗教》一、二、三、四集，并编辑大型宗教哲学丛书，对台湾佛教界颇有启迪之作用。七、于君方教授：河北沧县人，一九三八年出生，台湾东海大学毕业后来美留学，先后获SmithCollege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大学宗教系，现任教于纽泽西州Rutgers大学，讲授佛学课程。曾着有《TheRenewalofBuddhistinchina》，为探讨云栖袾宏与晚明佛教的论著，后来从事于观音信仰的研究，曾撰有有关观音信仰的英文专著。八、郑学礼教授：台湾宜兰县人，一九三九年生，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返台任教于台湾大学，后应美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之聘来美任教，现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九、黎惠伦教授：广东顺德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于香港，一九六八年赴日本研究佛学，一九七五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宗教系教授。黎氏研究重点，在于南北朝时代及隋唐时代的佛教思想。十、顾伟康教授：上海市人，一九四八年出生，上海华东师范学院肄业，旋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攻中国哲学，一九八二年获硕士学位，留院任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一九九二年应美国哈佛燕京研究社之聘，赴美作《当代新儒学与禅学》的专题研究。一九九三年应纽约世界宗教研究院之聘，任研究员。顾氏潜心研究佛学十数年，致力于禅学领域，着有《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宗教协调论－－中国宗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仙人之指》、《信仰探幽》、《禅宗六变》等着。目前从事于大藏经输入计算机制成光盘工作。十一、陈健民居士：湖南省攸县人，一九○五年出生，早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任公职，一九二九年皈依太虚大师，深入经藏，研究净土经论。一九三九年入四川，以后曾到西康，拜师多位，学习西藏密教各派理论与修持。一九四七年赴印度，隐居于孟加拉国的卡林姆邦（Kalimpong），为时达二十五年。一九七二年至美国讲经弘法，以后亦曾到加拿大、香港、台湾、菲律宾等地作佛教专题演讲。一九八七年在美国逝世。陈氏于密、于禅、于净，均有实修心得及理论探讨，有著作数十种行世，皆收录在“曲肱斋全集”中。十二、顾法严居士：浙江绍兴人，一九一七年，原名世淦，一九五二年皈依印顺法师，赐法名“法严”，遂以“顾法严”为其著作之笔名。顾氏中央大学毕业，在台湾曾任职农村复兴委员会总务处长，一九七○年退休后，应美国佛教会之聘，任该会“驻台译经院”院长，主持佛经英译工作，任职八年之间，曾将《大宝积经》译为英文。又将英文佛书多种译为中文，如《禅门三柱》、《佛陀的启示》、《原始佛典选译》等。顾氏晚年移民美国，侨居旧金山，一九八八年出家，仍以“法严”为法名。十三、冉云华教授：一九二四年出生，四川省广元县人，初毕业于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后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三年赴印度，入国际大学就读，从学于师觉月（p.c.bAGEHI）、贾太古（S.Chitterji）、及谭云山诸师，研究佛学及印度宗教史学。获该校硕士及博士学位，留校任中文及佛学教授。一九六七年，应加拿大McMaster大学之聘，任该校宗教系教授，凡二十余年，至一九八八年退休。旋应台湾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之聘，在该校任教。一九九三年应聘为中华佛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冉氏著述丰富，先后出书二十余种，早期著作均以英文撰写，近年东初出版社将其以中文发表之论文，辑为《中华禅学研究论集》、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

佛教在美国——胜会记实

一九八七年我在《法音》写了一篇《佛教在美国——纽大教学十年记趣》，客观地介绍美国的“佛学”和东方热，特别是关于佛教文化和道德观念。较早于一九七六年在芝加哥大学《宗教史》学报发表的《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台湾慧炬中有译)，也格于研究限制，不涉“感应”。老同学社会学者方民希认为“美中不足。”佛教究竟是一种身体力行，以奉献为宗旨，置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观，教导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破除迷信，凭自己坚固的信心、愿力和行为，在“苦恼忧悲满世间”的短暂人生中，面对现实，“悯己复怜他”(《水忏》)的走出一条自在、无畏、成就完满人格，人成即佛成的路来，诚如爱因斯坦所说，“要是有一个世界宗教的话，那就非佛教莫属了。”“佛学只是学佛的门径”。智“目”还需行“足”。禅、诵、礼、忏洗心净虑，专一其意，“入”佛之门，帮助达到定、慧之境，自利利他，烛己照人。“定”就是力量，作人处世，无往不利。杨仁山说，“君子而学佛，必能众善奉行。小人而学佛，亦得诸恶莫作。”郑板桥《文昌祠记》引昔人言，“拜此人须学此人，休得要混账磕了头去也”！

　　方外友洗尘法师圆寂香江，纽约观音寺敏智老和尚为作七七佛事。除诵《阿弥陀经》、《金刚经》、《地藏经》之外，《大悲忏队《水忏》、《地藏忏》，几乎无七不忏。我与洗上人有同师教阐天台、行修净土、“持金银戒”(见释洗尘《痛悼得戒本师定西上人涅槃》)的定西老人之谊，又有一段因缘。多年前他来纽约，承其至再嘱托在美国帮他创办一所大学，我以学生出路问题婉却，使他失望，中心耿耿。观其爱护学子，慷慨布施兴佛办道，创香港妙法寺、能仁书院、《内明》杂志，首倡佛教“短期出家”……可谓能取能舍，热心公益，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定公老人有诗述怀：“债借同寮每忘却，弥陀何日得相逢！”如此于常寂光中可以眉开颜展矣。

　　生老病死，佛所不免。僧肇注《维摩经》云：“菩萨之疾，大悲为源。”先是家姐梦一僧说要去师父处，问我们有没有话向师父说，自言他还在修，得道了便解脱。旋即于同修电话中得知上人就道。方外之交，故旧情深，人情之常。上人在东北时曾为定公侍者，在香港也曾向他老请示，老人以诗勖之：“逆境来时顺境因，人情疏处道情亲。梦中何必争人我，放下身心是洗尘。”如今上人放下身心，尘消妄寂，迳向安养，投师尊去也。

　　我们几年来未诣道场，于是无七不赴，济济多士，迥异往昔。信众义务执勤，放下身家，厨事杂务，清洁卫生，不辞劳累，菩萨精神，令人叹仰。自惭“超龄”，力不从心，坐享其成。还好老和尚慈悲，寺中餐具用的是膳毕废弃的碗箸，卫生省事。法会完满，正逢敏公莅美20周年，家姐烘云宽受有诗感赋：

　　 　　 　　 　　其一

　　廿年累烛烛昏衢，方轨慧门众所趋，

　　不是逆缘增上力，如何险隘变通途。

　　 　　 　　 　　其二

　　耄耋精勤驾爝龙，疲劳不倦古人风，

　　蜉蝣姐弟叨垂及，“悯己怜他”第一功。

　　竺道生《法华经疏》有言：“圣人悬烛，权引无方。”难得四十余精进的同修豪隽，济济一堂，一其念，专其志，泯人我，放下万缘趣胜缘，同声同气，同心同调，于木鱼钟鼓声中，恳恳切切，行其事，践其途，正如宋慈受怀深禅师所说，“众力相成愿力多。”如此胜会，非但海外罕见，国内恐也不多。尤其老和尚鞠躬尽瘁，为法忘躯，众心愿切，因缘巧合，洗师佛事后，即为护法弟子朱成元的父亲起七。十四周日，严严谨谨，连续两七七，更是难遭希有。忏由心发，心口一致(！)，尘埃垢妄投向流水，一片清凉。唐悟达禅师逆缘增上，“悯己复怜他”而作《水忏》。《本生经》未成佛前的菩萨，以至先贤圣哲、成功人物，莫不逆缘增上，自强不息。明楚石梵琦禅师《怀净土》诗云：“赞佛言词贵直陈，攒花簇锦枉尖新……愿求功德池中水，尽涤娑婆界上尘。”赞法赞僧也复如是。

　　潮汕俗话说：“吐出胸中百万兵，免用在腹扎成营。”恰好给礼忏写照，把心中刀枪剑戟般的贪瞋痴三毒搬清卸尽，“渣滓清时见性灵。”如同宋四明尊者《大悲忏》用宗教化语言形象地道出：“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又好比十六世纪西方宗教名著《德国神学》所云：“地狱无火，只有你身中燃烧着的火。”礼忏给人的感受是悲愿熏心，自惭愆过，提高警惕，“改往修来，灭恶兴善，”“未作之罪，不敢更作”(《水忏》)。唐宠公诗云：“积罪如山岳，慧火一时燃，须臾变灰烬，永劫更无烟。”心安理得，去“戒定慧”不远。难怪一八七一年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比尔在其《中国佛典录萃》一书中，描述当年在中国耳闻目睹的一场仪式隆重、恳切感人的大悲忏，心往神驰，不能自已。我受其感动，而有《大悲咒试译》和《青颈观音与大悲心陀罗尼》之作(附慧炬出版《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比尔百多年前的感受，乃于今日我得亲历其境，深甘法味，可谓千古知音，异教同调。

　　《水忏》行文深入浅出，发自内心深处，忏人所欲忏，言人所不能言，悲心婆口，惓惓切切，摄人心魄，发人深省。“爱何其切，虑何其深，悲何其至”(莲池大师赞佛语)。千百年后竟令同修大汉感悟前非，泪盈于睫，如赤子投怀，尽情倾诉。使我一时想起几年前友人携女儿来访，小女孩将手弄脏，摊开十指呼“妈——！”大哭起来。诗人即景生情，而有“尘埃垢妄难调伏，惟解呼娘观世音”之句(郑烘云《佛州小草》)。如今听他天真输诚“沥一心而忏悔”，罪根永拔，“扫除意地空空已，焕发心华灿灿然。”《水忏》感人之深，何其至哉！

　　宠公诗曰：“云何不忏悔？便道舍财钱……世间有这属，冥道不如然。”有些人认为出钱请人念诵，便可以灭罪获福，尤如唐诗人杜牧笔下的“买福卖罪”，和中古欧洲教会的卖券赎罪。世间有贿赂、“走后门”、这类事，冥道可不然。《水忏》关切地教人：“三途苦报即身膺受，不可以钱财宝货嘱托求脱”！这又牵涉到“因果报应”的佛教基本问题。定公老人言：“因果者，乃世、出世间之定律也。明心性谓之佛法，信因果谓之善人。”一些西化的人不信土产的因果，认为“落后”。但在“先进”的美国，人人自幼熟谙西谚，“你种的什么就得什么，”“种风得旋风”，作恶事罪加一等。今年美国中西部各州空前大洪水，一片汪洋，使千家万户倾家荡产。据七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刊载彼得·斯坦费尔斯以《信仰》为题的文章指出，差不多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向盖洛普民意测验反映：“这场水灾是上帝对美国人邪恶行为的责罚”。可见因果报应，深入人心。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人生过处唯存悔”。定公家人有云：“吾人处此浊恶世界，难免造罪，若不知忏法，修行难证圣果，往生也属不易，《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之十大愿内第四大愿即为忏悔业障，是知此法最为重要，不可轻视。”中国传统读书人“吾日三省吾身”，忏悔觉非。天主教徒也向神父忏悔。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禅、诵、礼、忏给人一种“福德因缘”的修持条件。历代高僧大德禅净双修，返补归真，千言万语一句话：念佛——专一其心，不杂余念。诵持《往生咒》：“甘露(阿弥唎哆)遍洒，”怨亲共沾，存亡两利，也是大乘佛教无缘大悲、菩萨精神的表现(见拙作《往生咒与人间佛教》)。拜佛学佛的人格，坚持基本的“五戒”(杀、盗、淫、妄语、酒)，成就大悲心，不舍一切苦恼众生——这就是“回向”的本旨，拜观音学观音的慈悲。能关心别人，拔苦与乐，就是慈悲；“拔苦”即慈，“与乐”即悲。大乘菩萨行者悲人生之无常，痛生老病死苦之缠缚，悯己怜他，当仁不让，见贤思齐，“博施济众而不受福德”(杨仁山力斥迷信命运说中语)。楚石和寒山子诗云：“第一哀怜苦，偏多赈济贫，非惟他受乐，亦足自怡神。”这也是养生益寿、却病延年的良方妙法。白居易说，“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富哉！”美国佛教布金长者沈家桢劝人：“世间如沙漠，众生苦焦渴，点滴之水，都能活命，愿各位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的提要》)。

　　星云法师说：“虽然美国不是佛教国家，但我感觉美国人士，有人间佛教、大乘菩萨的性格与精神。比方拿布施来说，美国人很肯布施，上教堂，多多少少都会乐意捐助的。社会有什么事情，都会欢喜的尽一点心力。尤其美国人见到你，就给你一个微笑，给你关切的一声招呼……这就是布施”(《觉世》一二八一期)。行菩萨道的六“波罗蜜”，布施第一。尽管道德观或因时因地而异，真理不分东西，人性是一样的。随着中国移民日众，佛教寺庙林立，纵使龙蛇混杂，免不了迷信，总给予离乡别井的人精神上的慰藉，和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维系，也给在动荡中的一代提供人生的肯定，给美国的多元文化平添异采。

　　(写于一九九三年癸酉中元于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

“药师佛”，伯恩班RaoulBirnbaum作。一九七八年科罗拉多州伯尔德Boulder香巴拉出版社Shambala

　　Publications出版。页数xviii——二五三。图片十六。（附）书目、索引。精装十四·九五美元，平装八·九五美元。（译按：本书乃哥伦此亚大学博士论文改写，在美国出版后，曾经德意两国先后翻译刊行。本文原载芝加哥大学“宗教学史”廿一卷二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出版）

　　佛家之为教，乃以道德的热忱为其特色。涅槃经说及佛陀“成正等觉，为大医王”华严经表达使一切众生“截断受苦之源（无明）”的愿望，并劝令“种植善根”。药师佛则促人“破无明壳，竭烦恼河”（页一五八）。伯恩班博士于药师佛的开路之作乃因应人类的实际需要而从微妙的辨证回到宗教的根本；它重申佛教在寻求性灵与精神之和平的过程中，以简朴及单纯的心态为贵的基本立场。

　　本书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十（页一五一以下）为讨论的中心，详述药师佛的行愿：方其为一初发心行者，刚踏上无我的菩萨道时，就立下十二愿以救度一切众生（页六一）。他经多韧努力修行，证成佛位以后，便以洋溢的慈悲接引一切有决心而响应他的人；这些人以般若智之发皇而能如实地观察世事，因以解脱由执著自我及一切变化无常的缘合之物所引起的忧悲苦恼。

　　药师佛在全远东都受奉为生者的保护者，如同阿弥陀佛之为死者的保护者。他与阿弥陀佛及史实上的释迦牟尼佛形成三位一体。人所熟知的佛号“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或“消灾延寿药师佛”（页六四、九一）于凡夫之心及悟道之人并具吸引力。“消灾”乃消除因贪、嗔、痴三内毒及身、口、意三业聚所引起的疾痛（页xiv及九O）；“延寿”乃期无死（即无生），超脱无休无止的短暂生死循环；所处的“药”方则是般若，即琉璃光所象征的涅槃之药。

　　伯恩班博士于琉璃如数家珍，论及其人迹罕到的阿富汗山区来源，及其在地中海的医疗用途，由此揭开了琉璃之滥觞的秘密，传统上附会琉璃于须弥山——印度神话中的奥林帕斯；无形中响应了华严经所说“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应习”的；话，其中包括知道“琉璃的出处”。这不透明乃至伞透明的天青色宝石含有蓝色的矿物蓝铜，间以白色的碳酸钙及金色的黄铁斑点（页八O）；据说此物“莹彻有辉”页(六五），而且如同碧空无云，是“纯洁与明镜般的内在无邪”的象征（页八一）。因此它代表药师与观音的境界以及观无量寿经中的弥陀净土。“东方”意味著「慧光普照，如日东升”而“破诸暗”。实贤（省庵）（一六八五——一七三三）论及分别为药师及弥陀所居的东方和西方之二分时写道：“佛无彼此皆同体，地有东西是假名。”这位净土诗僧以为“性海无涯，故无东西。”

　　伯恩班的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巴利文、梵文、中文及藏文的资料为背景，讨论疾苦的精神因素与治疗，以及佛像、禅定和药师礼拜仪式。第二部分包括三部相关经典及另一经的前言的完整译文，内容选自中文藏经而枝以梵文，即：强且耶舍的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约摸译于四二四年），慧炬（达摩笈多）为他译于六一七年的佛说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所作的前言，玄奘根据敦煌手写本译出的六五O年的通行本（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以及义净七O七年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大正藏编号一二八一、四四九、四五O及四五一），除了玄奘本（利本朔Libenthal曾据不同的版本译之于一九三六年，其中误把琉璃作水晶）以外，这些英译之问世，都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玄奘本包括陀罗尼、礼拜仪式、药师佛治疗惑病及导众生于无上正觉的十二愿。如同弥陀的四十八愿及其他一切诸佛菩萨之愿，药师佛的十二愿基本上即是大乘佛教的四弘誓愿（分别相应于四圣谛的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三谛）：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简单地说，便是成就菩提，广度众生。陀罗尼或曼陀罗为我们提供了一切禅定的焦点。庄严的礼拜仪式，有助于提高道德之忱。若说正式的仪轨繁琐而苛细，实际应用的礼忏则已降而为简单的香、花之供养，侧重一心的礼敬及全意的忏悔，毅然以积极无私之行，期使“诸病心廖”；这是佛教的特色，也是它存在的理由。

　　通俗佛教的译述寥寥可数，而伯恩班顺畅的译文来得适逢其会。借用拉达克利须南的话说：“药师佛”一书“申明人类基本的本能，复阐释深邃的宗教精神”，实为从基层研究佛教的一个可喜的序曲。

　　写于纽约大学

　　摘自《内明》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