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

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第十七章佛陀教育

发布时间:2021/5/19 18:45:36   点击数:

佛陀教育与可持续发展

Y.刘/文李涛/译

Y.刘,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李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级博士生(西方哲学专业)。

佛教在当代中国被认为是五种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一种。近年来,中国经历了一段信教人数迅速增长的时期。例如,仅在湖南一个省,在过去五年里信教人数增加超过万,从年的万增长到年底的万,保持着年均5.9%的增长率。在增加的多万的信教人数中,有60万是佛教徒。

在中国,佛教信众的增加促进了关于佛教是否是一种宗教的探讨。按照惯常的理解,中国传统上的佛教,与儒学和道教一样,并不被视为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教育。佛教修行的目的在于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和培养真、善、美、慧等性德。但在当今中国,至少存在四种不同形式的佛教。

第一种是真正的佛教,是释迦牟尼佛最初提出的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教育。在中国古代的佛教道场,学习课程包括每天上课八小时、修行八小时。修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坐禅,一种是念佛。所以,修行人每天用功十六个小时,解行相应。上课是听讲、研究讨论,这是理论上的;然后修清净心,修觉、正、净。不幸的是,真正的佛陀教育在现代很少能遇到,其他形式的佛教或多或少都是变质的。

第二种形式的佛教是作为宗教的佛教。尽管最初佛教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在过去几百年里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如今已经很难拒绝这种形式,因为今天佛教从外部形式来看确实是一种宗教,它再也不是在传统的道场所能找到的那种教育。在传统的道场,出家人每天有十六个小时在用功,妄念当然少,所以成就很快。佛教传统中几千年的发展经验为所有求道者提供了一种无可比拟的资源,即最终达到觉悟或成佛的道路。今天,这种佛教的传统形式在寺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寺庙都变成了经忏的场所。

第三种形式的佛教是“佛学”。如今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佛经哲学的课程,把佛法当做哲学来研究。佛陀教育像一个完整的大学,所有的科系统统都包括在其中,现代人只认定佛教是属于哲学的范畴,把它缩小得如此狭义,所以也是错误的,正如把一所大学当作一个单一的课程来理解是错误的一样。

第四种形式的佛教是作为邪门歪道的佛教。这是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出现的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作为宗教的佛教教导人们行为要正当,作为哲学的佛教教导人们要追求真理,都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是这种邪教形式的佛教却偏离太远了,它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欺骗和伤害众生,并且破坏了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邪教的讲演和行为十分有吸引力,并能迷惑人,对于一个没有读过、学过佛经的人来说,很难把这种邪教与真正的佛教区分开来。因此,许多人被这种邪教所误导。

在本文中,笔者将把佛教看作一种追求真、善、美、慧的全面而深刻的教育。佛陀所有的教诲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使人回归真如本性。佛的所有方法都是为了使人能够逐渐地恢复本来的性德。本性包含了人类所有好的品质,比如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等。因此,佛教中的修行是一个离苦得乐的过程。离苦得乐是果,破迷开悟是因。只有通过消除迷信和妄想才能达到觉悟,这就是佛陀教育的目标。

在最著名的佛教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说:“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另一部著名的《大佛顶首楞严经》中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说法表明,所有的事情和物体都是我们心灵的产物,我们的想法影响了外在现象。比如,如果我们的心善良,我们就会常做好梦;如果我们的心是恶的,就会常做恶梦。佛教认为,所有现象,如人、山河大地和我们的梦等,都是由我们的心变现的。

现代科学也对此做了研究。例如,日本江本胜博士对水的结晶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他因表明了水的结晶是如何深深地与个体和集体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江本胜博士发现,在不同的思想面前,水的结晶是不一样的:在类如“爱”和“感恩”(或其他确定的能量,像古典音乐)面前,水的结晶展现得十分灿烂美丽,而当被置于负面的词语、刺耳的音乐或污染的空间、不对称的样式前,水的结晶则展现出阴暗的色调。一个科学家对着两瓶同样的水分别说“和平”和“战争”,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水的结晶,发现对着说“和平”的水的结晶十分漂亮,而对着说“战争”的水的结晶却丑陋不堪。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宇宙的本质在于爱和感恩,以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道理。

在中国,并非只有佛教才持有这种观点,即认为所有现象都是心的反映,其他两种主要教育——儒学和道家,也同样如此。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古代受到热烈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儒家看来,世界万物在一种倾向于和谐与平衡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着。在这个可理解的、充满生气的宏观宇宙中,每个事物都有其准确确定的功能,每个事物都是由内在于宇宙能动过程的特有功能形式决定的(就如现代术语中所说的,每个事件都是“一个生命机体中特定的细胞”)。同时儒家也认为,人类生活是与宇宙的进程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不因为人与其所在社会的有机关系而被忽视。正如孟子指出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荀子也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荀子·正名》)

早期儒家这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被后来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所继承和发展。宋朝的张载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明朝的王阳明也曾对儒家的宇宙论提出了一个简练的说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大学问》)

对王阳明来说,因为自然和人类是一体的,所以自然和人类是互相影响的。这也意味着人的心灵能够影响自然环境。因此,改变我们的心灵就能改变环境。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所以人类与天地共存的最佳方式就是存其心、养其性。因此,只有首先解决我们内心的冲突、不满和争端,才能找到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

道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即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才能改变环境。在克里斯多夫·斯齐普研究道家的著作中,他解释道:“对自我、对个人与道的关系的强调也表明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每个人对道都有责任,每个人都体现了道。对自然界秩序的维护绝对依赖于对人内心的自然秩序与和谐的维护,而不依赖于某种外在权威。环境是内在于我们的。”

在评论道家早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关于环境的观念时,克里斯多夫写道:“《一百八十条箴言》从来没有提到过对最高权威、政治的对抗,以及对正义与和平的要求,只是提到呼吸训练、内在的和谐与个人的平和。这是挽救环境的唯一途径。真正完美的本性只有在内心才能找到。为了平治天下,我们必须从修身入手,照顾我们的内心领域。在道家敬神者的箴言之中、之外、之下、之内的观点中,我们可发现一个精神生态学的全新世界。”

这些关于个人和生理的自我修养,可能不是那些环保主义者用于解决环境退化时所需要的。但是正如里萨·热菲指出的,这种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抛弃“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中国思想中自我观念的多面性:内在与外在的不可分割,‘无私’品性的崇高文化价值,宏观和微观的统一,以及与西方不同的个体重构观念”。而且,上面提到的由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所做的关于水结晶的科学实验,证明了中国传统智慧与当代环境保护的重要关联。

“我们都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的生态学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自然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应该被人类征服、掌握、使用和控制的东西。例如,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高审美标准就是“巧夺天工”,意味着最奇妙的构建工程就是像自然一样的好。这就是历史上的建筑(比如颐和园或苏州园林)建造得恰到好处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年前修建的水渠和堤坝至今仍在造福当地人民和当地环境时并不感到特别惊讶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中国人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享有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直到最近一种错误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变得更有影响以后,这种关系才受到了破坏。现在的中国,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正在遭受这种错误地对待自然的态度所带来的痛苦。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生命体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古代圣贤在教育中强调了美德与美德的培养,并把道德教育作为建立国家和领导人民的根本方法。中国古代圣贤教导的美德可归纳为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如果每个人都学习实践这些道德原则,世界自然会变得和平。因此解决冲突和稳定社会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实施培养和实践这些美德的教育。正是这些美德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追求和谐的文化。

中国人的精神经常展示为渴望和平和追求和谐。例如,年前,明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年),组织进行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行,他率领着由多艘海船和2.8万人组成的庞大船队,穿越岛屿繁多的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完成了横跨印度洋的壮举,并且抵达遥远的非洲东海岸。在将近30年的七次旅行中,他们并没有发展殖民地,从未侵占他国一寸一尺土地,而是全心全力奉献,帮助当地人民提升农业、工艺等各项技术知识,促进文化交流,造福人群。他们带到外部世界的是友谊、和平和文明。这充分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与其他相关国家和人民保持和谐关系的良好愿望。他们不仅为当时的人们带来繁荣与富庶,为世界航海史留下不朽的篇章,也为人类智慧文明的发展带来深刻启发。尤其在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深陷天灾人祸愈演愈烈、人心归向茫然无所从的重重危机时,郑和那伟大航海事业背后所蕴含的“团结宗教,和谐世界”的启示,更使我们深信,唯有大慈大爱、诚敬谦和的精神,才能为世界带来永恒的和谐与安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开始变成一个地球村。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科技可以带给我们方便和利益,也可以是恐惧和破坏。这取决于谁控制和使用这些技术。因此,世界和谐的达成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培养美德和责任为核心的道德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我们可以使恶人变成善人,使敌人变成朋友,使互相仇恨的对手变成互相友爱的兄弟姐妹,使普通人变为圣人。这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和谐的唯一办法。

关于这一点,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他年出版的很有影响力的论文《污染的起源》中说道:“文明之宗教与哲学的创始人明白,神的本质并非威力,而是仁慈与博爱。佛、菩萨和基督并非代表实施威力,而是代表克己奉献和自我牺牲。儒家代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互助,道家代表着尊崇自然。确实,只有在这些智慧而柔和的传统宗教和哲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世界观,才最有希望在今天拯救全人类。”

贯穿历史的是,世界各种圣贤和宗教经典的教诲都强调了道德教育,这是符合于世界的自然法则的。类似的,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和许多信仰的创始者和先知,都坚信道德教育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道德教育深深扎根于各种信仰和精神传统强调的普通美德,这些美德包括爱、同情、宽恕、和谐、忠诚、尊重与和平。当这种教育被实行的时候,将会带来人民生活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世界的和平。如果忽视这些教育,严重的冲突无可置疑地将会持续升级,导致混乱,并给所有的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总之,作为一种追求真、善、美、慧的教育传统,佛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当代中国面临的宗教体验的全面和深入的解释,也为解决当今世界出现的各种冲突提供了最佳途径,这是值得我们珍惜和重视的。建设一个我们可以享有与自然环境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和谐世界,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爱、和谐与感恩等德行培养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只有在爱好和平与追求和谐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之后,世界才可能真正走向和平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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