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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关怀”和“圣人人生观”

——从一个具体问题看《论道》与《道、自然与人》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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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的《金岳霖文集》（共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首次公布了一些金先生的生前手稿，其中以英文的《道、自然与人》（收入文集第二卷）最为重要。后来，胡军教授把它译成了中文，刊载于《金岳霖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金先生说得很清楚，他写的这些篇章，大部分是《论道》（初版，商务印书馆，年）这部书的节译。他还说《论道》这部书，图书馆里很难找，他自己手头也没有。在节译之外，最后一部分“自然与人”（金先生称《论自然和人》一章”）是他新写的。金先生为什么要节译《论道》的英文稿，照金先生的说法，他是为了回报美国国务院对他的邀请。为什么要补充《自然与人》，金先生也有说明。他说：“增加它的目的是使本书的思想多少易为人接受”。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为什么原书“不易”为人接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在此之前，我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给出一个说明和解释。

也许让人费解，《论道》这部书恰恰是金先生试图要让他最具有“中国味”的一部书。这部形而上学的书可以说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与他的《知识论》和《逻辑》两书相比，《论道》使用了不少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道”是一个代表。《论道》这部书《绪论》的后面，金先生对“道”说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话，这些话常被人引用。金先生也说了他对知识论与形而上学（“元学”）态度不同的话。说他为什么使用“道”，而不立别的“新名目”，是因为：“从情感方面说，另立名目之后，此新名目之所谓也许就不能动我底心，怡我底情”。旧版《论道》中，金先生有一个序，可惜的是，这个序没有保留在重印的“新版”（商务印书馆，年）中。金先生谈到，他使用《论道》是接受了叶公超先生的建议：“我也要感谢叶公超先生，他那论道两字使一本不容易亲近的书得到很容易亲近的面目”。既然这样，《论道》还有什么不易为人接受呢？其实，《论道》还使用了不少传统哲学的术语，诸如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性、情、体、用等，虽然他说他是“旧瓶装新酒”，但至少从面目上让大家有亲近感，况且金先生对这些术语的用法，与传统又不是格格不入。为什么它不易为人接受呢？

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年）这部书中，我曾经对《论道》提出过批评，这个批评甚至相当严厉。这个批评的中心观点之一是说金先生对“人类”太悲观了，对人性太悲观了。充分尽性的人，很纯洁，很高尚，但他对于人类是多余，在他个人则是悲剧。金先生说：“大多数的人以为人是万物之灵。这从短期的历史上着想，大概是这样。……我个人对于人类颇觉悲观。这问题似乎不是人类以后会进步不会底问题。人之所以为人似乎太不纯净。最近人性的人大都是孤独的人，在个人是悲剧，在社会是多余。所谓‘至人’，或‘圣人’或‘真人’，不是我们敬而不敢近的人，就是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面都冲淡因此而淡到毫无意味的人。这是从个体的人方面着想，若从人类着想，不满意的地方太多，简直无从说起。人类恐怕是会被淘汰的。”（《论道》，第页）结果就是，金先生的《论道》，几乎不谈人类的问题。不谈人类的问题，不意味着金先生没有理想。实际上，金先生不仅有理想，而且有“最崇高”和“最完美”的理想，这就是“道”从“无极”演变到“太极”时的情景。这里的情景用金先生的话说就是“至真”、“至美”、“至善”和“至如”。在绝对的真善美三合一之外金先生又加上了一个最自由的境界──“至如”。这是一个最美丽的乌托邦，也是一个终极的宇宙乌托邦。但其中没有人类的存在，因为人类在天演中已经被淘汰了。这种没有人类的乌托邦，大概是金先生独有的想像。

从积极性的意义上理解，金先生对人类的失望，对人类起到了警告的作用，或者就是通常所谓的激将法让人类自觉；从消极上意义上来看，人们可能因自己不可救药而破罐子破摔。像形而上学这样的题材，总需要对人类说几句鼓励的话，但金先生太泄气了，以至于他根本不愿意谈人类的问题。这种悲观性根源于金先生的“完美主义”，或者是根源于金先生的“柏拉图主义”。理、理念是完美无暇的，现实的事物都是粗糙不堪的，人类更是麻烦。我对《论道》的意见甚至是不满的情绪，就集中在这里。

金先生晚年曾回忆说，他一生写了三部书，最糟糕的是《逻辑》，费劲最大的是《知识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他没有谈他不满意的地方。但他回忆到了别人的不满，这个别人就是他视之为长者、他非常尊重的林宰平先生。金先生的话是这样说的：“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惟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金先生还说，林宰平是他惟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个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刘培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订本）》，第2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年）根据这里所说，林宰平先生“不易接受”的原因，主要是金先生把形而上学逻辑化和用中国哲学的旧瓶装西洋哲学的新酒。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不是主要的。金先生补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天人关系。补写这一部分，解决不了林宰平先生所提出的上述问题。林宰平先生当时还有别的感觉，这就是《论道》的“冷漠”，当然是对人类的“冷漠”。从此书的出版到年金先生在美国写英文稿，中间没有多长时间，人们不易接受的地方，我想应该就是原书《论道》忽略了人类的问题。

金岳霖先生

在中国形而上学或玄学中，宇宙和天道，都是社会和人道的背景，或者是人类和活动舞台，人类是这个背景下的主角，可是金先生的宇宙和天道演变到太极的理想境界，比天堂还美丽，但却没有了主角。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寺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比拟一下的话，金先生的“太极至境”富丽堂皇，遗憾的是却没有了仙人。金先生正是想弥补一下不谈人类问题的不足，而且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补充，显然这正是中国哲学讨论最多的天人关系问题。

金先生的《道、自然与人》保持了《论道》一书中对人类命运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人类不可能是永恒的，在无限的宇宙演化和道演中，人类不管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久，最终他都要消亡。人类出现在某一宇宙演化的某一个时期，他也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金先生对人类的这一宿命并不悲观，他不渴望人类有进入到一个永恒的最完美的黄金时代。金先生关心的是过程，不是目的。他这样说：“如果任何东西持续存在下去直到永远，那么它们也同样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目标并不一定比过程更有价值，目的也并不一定比手段更重要。只有在过程中所需的工作已经做完，目标才会变得更有价值。整个人类的生命正像个体人的生命一样，盛大铺设的葬礼并不能个人生命以尊严，真正给他以尊严的是他的生活方式。”（《金岳霖集》，第页）“过程”比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观点，使金先生对人类并不悲观。在金先生看来，人类作为具有目的和意识的动物诞生在宇宙的某一时刻或进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最终的，恰恰这样，人类被赋予了必不可少的尊严。追求人类生命永恒存在的思想，对金先生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对道教不死信仰的一种根本性否定。金先生说：“希望有一个不老的躯体的想法会夺取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变化、成长和衰老所带来的各种乐趣。希望有一个永恒的心灵的想法实际上惩罚一个人使他具有包括排遣上帝样的孤独和寂寞。想要上面的一个或想同时要上面的两个想法都不过是追求所不能具有的一种特权。这样的企图是想要借助于下面的手段来保持自我中心的地位，这一手段就是扩大差异、忽视同一性。”（同上书，第页）

人类是一个有限过程的观点，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机会。但不是纵欲主者及时享乐的机会，也不是禁欲主义者故意与自己过不去的机会。这是一个人类把人类的本质表现出来的机会，是人类尽到人类责任的机会。他作为个人，就是尽心尽性。金岳霖说：“在人类生命的漫长历史中那些可以被叫做人的人必须活得像个人，他们必须去做孤独的努力和奋斗以完成所期待于他们的那些作用或角色。”（同上书，第页）又说：“生活是现实的和能动的，生活方式的本质是按照被给予的或被分配的角色去发挥作用。一个活着的人应该朝着按照活着的人的本质去生活或去努力。亚里士多德就是向着亚里士多德德性而生活或努力的。”（同上书，第页）这就向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必须努力发挥出自己的本性，使自己真正作为一个人而生活。

按照人的本性而生活，在金先生那里，也就是按照一种理想的人生观而生活，这种人生观就是圣人的人生观，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即是“天人合一”的人生观。金先生说：“最高、最广意义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中国哲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从人生观而不是不同的人的类型来说，圣人人生观只是人生观的一种，金先生提出的还有“朴素的人生观”和“英雄的人生观”。朴素的人生观，没有自我中心论，对自我与他人的分化和实在的两分化程度最低。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他具有孩子般的单纯性和质朴性，他有欲望但不被欲望所控制，他保持着心灵的平和的境界，用天人关系的术语来说，他处在朴素的“天人合一”状态之中。与朴素的人生观相反的人生观是英雄人生观。英雄的人生观，程度不同地都表现为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这种人生观在实在的两分化中达到了最大的程度，坚持这种人生观的人，心中充满着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热情，并强烈要求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坚持这种人生观的人，也常常追求成为英雄和不同寻常的人。金先生认为，人类文明需要英雄，需要不同寻常的人，但仅有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往往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和平的缔造者。英雄人生观是典型的“天人相分”的人生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圣人人生观有点类似于朴素的人生观，因为具有圣人人生观的人看上去就像朴素人生观的人那样朴素；说起来，这种人生观也是“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但这种人生观的朴素性和天人合一状态，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于高级的沉思和冥想。圣人的人生观既不是个人中心，也不是人类中心。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他懂得人类与万物的界限，也知道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但他同时又要求人类对万物的同情，自我对他人的同情。金先生分析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动物和一个客体。这是千真万确的。作为一个动物，人是不同于某些客体的，作为人，他又不同于某些动物。作为自我，他又不同于他人。但如何他认识到被认为是自我的东西是渗透于其他的人、其他的动物和其他的客体的时候，他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特殊自我而异常兴奋。这一认识会引导他看到他自己与世界及其世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他会因此而获得普遍同情。”（《金岳霖集》，第页）

从一方面说，金先生的三种人生观，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三种不同境界，或者说是人生的三个阶段。当我们在幼年时，我们与自然和他人的分化程度最低，我们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朴素性和纯真性；但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与自然和他人的分化程度大大提高，我们不仅增加了控制周围环境的意识和能力，我们也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在经过了前两个阶段之后，我们对人生经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处理我们与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关系的方式，都将变得宽容和达观。从这种意义上说，圣人人生观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金先生的三种人生观，又是各有优点的人生观，特别是英雄人生观与圣人人生观相比。人类需要英雄的人生观，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生存的问题。在金先生看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一直是英雄的人生观，如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如认为上帝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西方因近代工业文明和技术条件而获得的对自然的力量，只是英雄人生观的一种强有力的形态。英雄的人生观为西方带来了惊人的发展，这确实是它的长处。东方社会就需要这种人生观来补充，因为东方没有很好地解决人类的困难。但是，英雄的人生观也有它的问题，它的无限度的征服，他完全从自己的欲望出发而改造客体，不仅丧失了对自然的基本尊重，而且也使自己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反过来自己又成为被征服者。因此，金先生强调，英雄的人生观需要圣人的人生观来补充甚至是挽救：“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些圣人，而是一部分人们起着不同的作用，努力获得圣人观。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的麻烦不在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星球，而在于我们自己，而且为了防止社会机体被即将要影响整个世界的英雄观所控制，很有必要以圣人观来救治英雄观。”（同上书，第页）

正是由于对人类的关心和讨论，我们感觉到金先生的形而上学不仅与中国古典哲学水乳交融了，而且也与我们当下的关切息息相关了。

（原载《哲学研究》增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