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仅以“面子”为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广泛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诸多负面因素，如官瘾、好斗、围观、健忘、信谣、瞒和骗、十景病、喜调和、马马虎虎、二重思想……而且还提出了构建新型民族性格的正面主张。

……

我们民族不缺乏谋士，不缺乏看客，不缺乏实用主义者，真正缺乏的是作为民族脊梁的斗士。

　　我感到，除开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鲁迅而外，鲁迅身上的颜色还曾被涂成了红色和灰色。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红色”二字，并不是象征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而是专指对鲁迅的神化和拔高。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屡见不鲜，其表现就是把鲁迅的一言一行都摆在绝对正确的位置，让鲁迅为某种狭隘的功利目的或现行政策服务。比如：学习鲁迅，只生一个孩子；学习鲁迅，搞好植树造林；学习鲁迅，评《水浒》，批孔子，批判党内走资派……鲁迅有一篇杂文，叫《骂杀与捧杀》，收入《花边文学》，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一度被神化，把他说得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为了加深大家对一度神化和拔高鲁迅的印象，我从年新推出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略举几个例子。这本书的作者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重印本书的主编是鲁迅之子周海婴。主编在序言中说，出版这部手稿本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因为这本书经过“集体讨论”和“上级拍报”，有些内容已有悖作者原意。那么，这部符合许广平原意的手稿本对鲁迅是如何描写的呢？

　　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写道：“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鲁迅就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中宣部的一个公务员了，哪里还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呢？好在修订时，这句话被删掉了。

　　二、书中第三章是《鲁迅的讲演与讲课》。许广平赞扬鲁迅讲话技巧高超，她对鲁迅说：“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许广平在书中写道，鲁迅默许她的这番话。我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鲁迅真的默许这番话，那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就不复存在了。鲁迅至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党政部门的官方发言人。好在公开出版时，这句话也被删掉了。

　　三、在《党的一名小兵》这一章，许广平谈到鲁迅跟红军将领陈赓的著名会见。许广平说，当时陈赓“描绘了红军长征的路线简图来说明事实，他报道了不屈的英雄们经历过千山万水，克服过无数困难的神奇事迹，令鲁迅听之不厌，还想有机会再继续一次。”我断言上述回忆同样背离史实，因为鲁迅与陈赓的会见是年夏秋，有人说是年春。红军长征则开始于年8月，结束于年10月。鲁迅跟陈赓会见时，长征尚未开始，那么陈赓将军怎么可能用穿越的手法生动描绘红军将士经历千山万水的“神奇事迹”呢？

　　四、在《瞿秋白与鲁迅》一章的结尾，许广平在谈到鲁迅尊重党的决定，并借题发挥道：“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鲁迅尊重党，并非绝对服从党的任何领导人的一切意见。鲁迅抵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李立三的建议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鲁迅更不是科学算命大师。他怎么能预见他死后刚巧十三年中国革命就会获得胜利？

　　我觉得，以上表述都是往鲁迅身上涂饰红色，而不是鲁迅的本色。我这样讲，并非苛责于我敬重的许广平先生。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应该归结于她当时的写作环境。作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不可避免会承受不少为一般人所难以体会的压力。她唯恐跟不上那个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唯恐给已故鲁迅带来不利的影响。为了紧跟形势，反倒事与愿违，写出了这些经受不起历史检验的文字。

　　我在前面说过，我题目中的“红色”二字，并不是指鲁迅固有的革命性。在当下，在有些人的心目中，“革命”二字已经跟“血腥”、“暴力”、“破坏”、“极左”捆绑在一起，避之唯恐不远。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要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从意识形态虚构中释放出来。这其实表现出对“革命”这个概念的极大误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革命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行动，正如《易经》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鲁迅还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包含了暴力行为，而且包含了一切合理的变革。所以，革命决不是只让人死不让人活的事情，“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所谓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来自于鲁迅本身的“人民本位”立场。“人民本位”，这是鲁迅的政治理念，精神信仰，也是他自觉肩负的一种时代担当。鲁迅青年时期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誓言，这里的“轩辕”指的就是广大同胞，就是人民大众。他在前期杂文中号召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筵席，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大众。他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其“目的都在工农大众”。他晚年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正是他认为，当时的革命政党是在“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正是基于这种“人民本位”立场，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革命和变革他都支持，而妨碍人民大众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旧势力，他认为应该“全都踏倒在地”。这就是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

　　革命其实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靠多条战线的协同作战才能获得成功。比如鲁迅是辛亥革命志士，曾由陶成章介绍参加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建设，同时亲自领导武装起义；黄兴侧重于起义方案的实施，是一个实行家。邹容、陈天华等致力于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革命者往往忽视了文艺这条战线，忽视了国民性的改造。而在鲁迅看来，如果不去掉国民劣根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所以他强调：“革命要先革心。”这一宗旨，可以说贯穿了鲁迅从事文化活动的始终。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认为，鲁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界之战士”。年4月14日，许寿裳先生《〈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中指出：“鲁迅一生功业的建立虽在民元以后，而它的发源却都在民元以前。他深切地知道革命先要革心，医精神更重于医身体，所以毅然决然的舍弃医学而研究文艺了。他曾在《浙江潮》和《河南》两种杂志上撰文，又翻译域外小说，都是趋重在精神革命这一点上。他之所以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也因为他是革命的学者，“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从精神革命的意义上，把鲁迅视为革命家，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离开了革命史这个大背景，对于鲁迅的业绩评价就不会充分。只要不把“革命”跟“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划上等号，而是把“革命”跟“精神”，跟“文学”联系起来，那含义就平和了。因此，我以为不必慌慌张张地去摘掉鲁迅头上那顶革命家的帽子。年6月24日，《作家文摘》转载了一位日本读者中村愿的文章，题目叫《走进鲁迅》。这位日本人在读完三联书店新近编辑的《鲁迅箴言》（中日双语本）后说：“革命家鲁迅的影子似乎逐渐淡化。该词语所提示的鲁迅的一个重要侧面似乎正在被逐渐淡忘，对此我本人感到不安。”说实话，跟这位日本读者比较起来，我更加感到不安。

　　在对神化、拔高鲁迅的文化现象进行拨乱返正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娱乐阅读、浅表化阅读，将鲁迅世俗化乃至庸俗化。近些年来，有人着力宣传鲁迅的人间性，说鲁迅是一位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和蔼可亲、爱开玩笑、非常幽默的老人；说鲁迅爱住宽敞的房屋，爱吃精美的火腿，爱看好莱坞的影片，去电影院之前还喜欢坐出租车兜风。总之，鲁迅生活非常“精致”。“用最生活、最新鲜、最通俗的语言说一个生活中的鲁迅，一个人间的鲁迅”，那只须两个字：“好玩”。我并不认为以上说法有什么史实上的错误；相反，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更为生动，更为具体的例子。但是，我以为，离开了鲁迅的独异性谈他的平凡性，离开了鲁迅的卓越性谈他的人间性，离开了鲁迅的超越性谈他的局限性，那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反而会扭曲鲁迅的形象，以对鲁迅负面性的个体化理解，冲淡或取代了对鲁迅的经典化理解。我多次讲过，我也自认为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或体贴的丈夫，为什么我成不了鲁迅呢？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都很幽默，挺“好玩”，为什么他们也成不了鲁迅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创作实绩的作家多达余人，留下的文学书籍多达种，为什么只有一位鲁迅，一本《呐喊》，一直高居排名榜的榜首呢？当今的作家（包括网络作家）就更多如牛毛。年3月《中国日报》记者报道，年中国内地有一百多万人说自己是作家、小说家、长篇小说家，当年一共发表了万部小说；这些人当中不少人一天能写字。这支庞大的队伍中为什么没有像鲁迅这样享有盛誉的旗帜性作家呢？最近国际政坛上有一位颇受 　　至于把鲁迅庸俗化的做法，用低俗猜想拆解这位文化巨人精魂的做法，那就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也难以原谅。比如，有一位资深学者就在他的畅销书《鲁迅与许广平》中，把考证鲁迅与许广平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时间作为他的学术创新点和书籍的卖点。根据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二弟周作人、鲁迅挚友许寿裳共同编订的《鲁迅年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时间是年10月，而这位学者却运用“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把两人同居的时间提前到年，那时“许广平才26岁，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大家知道，在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作为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广平受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被开除学籍之后有可能被军警押回原籍，这才到鲁迅家避难几天，跟另一位女朋友许羡苏合住在鲁迅北京西三条故居会客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如果这位学者的考证能够成立，鲁迅保护进步学生的正义之举就变成了乘人之危，金屋藏娇。这难道不是对鲁迅的亵读吗？无独有偶，还有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写了一本“《野草》探秘”的小册子，把这本散文诗中出现的“野花草”都视为鲁迅“婚外恋情的隐喻”，把这部极富哲理并洋溢着战斗精神的著作归结为“鲁迅渴望情爱心理被激发以后的产物”。这同样是十分荒唐的。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一概反对研究作家的私生活，因为私生活也有可能成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和素材来源。问题是这种研究要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而且必须跟研究作家的创作和思想发展相结合。为揭稳私而揭稳私，那学者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狗仔队”的行列了。通过世俗化乃至庸俗化在鲁迅身上涂抹的颜色，我姑且称之为“灰色”！

　　那么，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鲁迅有没有他的“本色”（或曰“本相”）呢？据我所知，中外传统的史学观，都是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官一贯强调“秉笔直书”，外国的历史学家也强调“如实直书”，笃信“真实为历史的灵魂”（Truthisthesoulofhistory）。所以，“存真求实”曾经是中外史学家的共同追求。鲁迅本人也强烈反对改变历史的“本相”和“本色”。年3月，鲁迅翻译日本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作者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倡导者，鲁迅说自己“对于这些都不了然”，“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也有大背自己的见解之处，但“为不失这本书的本色”，鲁迅特地加译了《说自由主义》这一篇，对于自己并不苟同的观点不加删节。鲁迅在这本译著的《题记》中说：“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可见鲁迅认为客观事物有其“本色”和“本相”。

　　对于历史人物，鲁迅更力求恢复其“本色”和“本相”。比如在中国历史上被神化的孔夫子，鲁迅指出他也有缺点，“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对于曾经被妖魔化的秦始皇，鲁迅则力求给予客观的评价。秦始皇最大的罪名是“焚书坑儒”，鲁迅说：“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舞台上那个白脸奸臣曹操，鲁迅指出他“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然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相对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史学，宣布敲响了传统史学的丧钟。这种理论认为，所谓历史就是由活人来讲死人的事，由今人来讲过去的事。这是对已逝岁月的一种叙述和重构。因此，历史的符码根本无法承载真实的过去，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拟仿物（simulacra）或语言游戏罢了。根据我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史学也并不一定全盘否定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本相”或“本色”；而只是强调，历史的“本相”我们无法直接触摸，也无法毫发毕现地加以再现。我们后人接触到的历史，都经过了史家的选择、编排、加工、定型，其中必然会蕴涵不同程度的想象和创造的因素。

　　尖锐指出传统史学中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和见解性因素，我认为这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合理内核；但如果因此认为历史本体并不存在，进而宣布“历史已死”，这又是后现代史学的一种偏颇，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比如正在进行的一场讲演，它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不同听众留下的记忆“同中有异”，可能成为一个七色板，只有完整拼接出来才能如实反映出它的原生态。所以，作为一个文学或史学的研究者，不能用宣布“文学已死”“历史已死”的方式来逞一时之快，而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研究使文学回归文学，历史回归历史；即使做不到毫发不差，也应该通过研究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精神对话，把握事物的本质，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事物的“本相”或“本色”。

　　下面我试图回答如何认识鲁迅的本色以及什么是鲁迅的本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谈论的鲁迅似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从年9月25日至年10月19日那个在历史上真实存活过56年的鲁迅。二，各种史料（主要是指有关鲁迅的文献、报道、回忆录）中呈现的鲁迅。三，鲁迅研究者在论文和传记中论述和描绘的鲁迅。这三个层面虽然并不存在不能逾越的厚障壁，但是史料和研究成果中呈现的鲁迅毕竟是经过整理加工和艺术表现的鲁迅，不可避免会出自写作者和研究者的特定视角，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所以，有些对鲁迅的阐释和再现能够逼近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有些则可能是对鲁迅的误读和扭曲。但判断什么是“逼近”，什么是“扭曲”；什么是“正解”，什么是“误读”，则又见仁见智，不可能完全达到共识。

　　那么，如何才能接近相对意义上的历史的“本真”呢？如何才能接近相对意义上的人物的“本色”呢？我以为主要的途径就是细读文本。我这里所说的“文本”，并不是后结构主义（亦即解构主义）理论中那种仅仅相当于言语的文本；直白一点讲，就是指“作品”或“原著”。因为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形式稳定下来的一种文化积淀，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不能完全与其创作实际划上等号，比如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初衷是谴责主人公的违背道德原则，而在创作过程中同情却逐渐转向了主人公一边。鲁迅创作《阿Q正传》，本意是想痛斥阿Q的劣根性，但写到结尾，阿Q反成了未庄里唯一可爱的人物。但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只有体现在文本之中才具有价值。在现存的鲁迅文本当中，既包括作为语言艺术家的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进行的实验和创造，而且也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表达了他丰富的人学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其中鲁迅对中国悠久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艰苦求索，更使其文本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恒久意义。当然，鲁迅文本在内容、意义和结构方面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鲁迅的语言文字同样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但这些不确定因素并没有使文本完全失去自身的目的性，中心思想，体裁界限，深层含义。相对而言，文本毕竟是探寻鲁迅“本色”的主要途径。鲁迅作品的生命力来自于传播。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鲁迅作品的完成并不是在他的搁笔之时，而是以读者的接受活动为起点。我们常说，鲁迅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要真正享有这笔丰厚的财富就必须阅读鲁迅。对于读者而言，阅读鲁迅的机遇是相同的，关键是我们自己会不会去主动把握，不过，阅读鲁迅，也还要接触其它作家的文本。有比较才能区分文野高下。鲁迅文本只有在与其他本文的关联和对比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

　　我感到，鲁迅的本色之一，表现为他是一位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这种天马行空的精神也就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创新精神。据说，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匹汗血马，它能在空中奔驰，气势豪放，不受约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认为，天马行空的精神就是一种跟萎靡锢蔽决不调和的精神，就是一种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精神。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于单纯模仿前人之作的志怪小说以及公案小说评价极低，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只有因袭而无创新。

　　鲁迅的天马行空精神当然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比如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没有停留在对日记小说体裁的移植仿效，而是把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对平庸弱小人物的同情提升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新高度。文末的“救救孩子”，也并非一个精神受虐者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成为了对整个封建体制的反叛之声。这样的作品，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创造的模拟”。鲁迅创作历史小说是以博考文献为基础的，但由于他执着于现实战斗，所以以古喻今，古今杂糅，运用了相当于当下影视界视为新潮前卫的穿越手法。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实践证明，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同时也必将丧失传承传统的能力。至于在小说创作中把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作为 　　鲁迅小说创作的创新精神同时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早在年10月8日，雁冰（茅盾）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雁冰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指出了鲁迅这一创新对后继者的启示和带动。文学作品的形式，包括了体裁、格式、手法、风格、韵律诸要素。雁冰的上述评价侧重于文学体裁，这是独具慧眼的。三年后，作家黎锦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一位“文体家”，鲁迅深以为然，有空谷足音之感。

　　在文学作品形式诸要素中，第一要素是文学语言。诗人艾青指出：“语言文字构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外表，即所谓形式；一是它的含义，即所谓内容。在这里，语言文字又是工具又是材料。”（《诗论》，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鉴于繁难的汉字在历史上曾成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的工具，鲁迅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盛衰存亡的高度。他把旧文字比喻为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菌，把五四时期那些维护“僵死的语言”的顽固派斥为“现在的屠杀者”，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地表达出来，真实地表达出来，发出“现代的声音”，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鲁迅的文学语言字斟句酌，炉火纯青。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心得时，鲁迅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阅读鲁迅《藤野先生》的感受时说，这篇文章开头一句话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个“也”就是一个在此处最为恰当的用词。“如果这句话没有‘也’行吗？根本不行。这句话有‘也’才有意思、有含义。他把人、世界、事件分为两部分。所以从一开始，鲁迅就能够引起我的注意。”（《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这就是鲁迅把中国语言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例证。

　　近些年来，民国的语文教材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了普遍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之前收入鲁迅作品的语文教材和活页文选约有余种，不仅收录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如《风筝》《狂人日记》《一件小事》《社戏》《好的故事》《秋夜》《双十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孔乙己》《故乡》《药》《端午节》《风波》《雪》《腊叶》《明天》），还收录了一些鲁迅杂文（如《夏三虫》《读书杂谈》《无声的中国》《娜拉走后怎样》《与幼小者》《半死半生的苟活》《维新与守旧》《生命的路》《〈呐喊〉自序》《杂感四十》《杂感二五》《老调子已经唱完》《读书与革命》《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随感录四十二·土人》《上海通信》《爱情》《不懂的音译》《无题》《忽然想到·三》《自传》《记念刘和珍君》《文章与题目》《打拳》等）。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这些教材中还选收了鲁迅的译文、书信、日记、序跋和学术论著，如《狭的笼》《小鸡的悲剧》《鱼的悲哀》《父亲在亚美利加》《夏季的旅行》《雕的心》《神话与传说》《清之谴责小说》《〈北平笺谱〉序》《徒然的笃学》《〈痴华鬘〉题记》《自己表现》《时光老人》《勃郞宁诗三篇》《池边》《鼻子》《罗生门》《苦闷的象征》《小说的浏览与选择》《马上日记》《上海通信》《厦门通信》等。由此可见，建国前教材中选收的鲁迅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题材比建国后更为广泛。这些作品被作为教材使用，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的重建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

　　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之外，比如杂文创作。中国的传统杂文（主要是指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的“杂说”）和西方的“随笔”是鲁迅杂文的中外文化渊源。为了能够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增强文章的感染力，鲁迅又在这种本质上属于散文的体裁中溶入了诗与政论的因素，从而使这种体裁在鲁迅手中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创造。又如鲁迅旧体诗词对前人的超越，是连他当年的论敌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著名南社诗人林庚白曾经写诗谩骂，说鲁迅是“刀笔酸儒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但他真正读到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和七绝《悼丁君》之后，也承认鲁迅的旧体诗词“不假雕琢，耐人寻味”，甚至认为鲁诗的工力“突过义山”，即超越了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孑楼诗词话》，第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年重版）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学术领域。鲁迅编撰文学史，不但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精神和辑佚的方法，而且也大胆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因而能在尊重前人论断的同时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他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就主张既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又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用一块木板，几柄刻刀，迅速反映现代社会的魂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鲁迅的翻译，在译文的“信·达·雅”三要素中把“信”看得更重一些，就是希望不但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输入新的表现法，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我们今天继承鲁迅的文化遗产，同样要继承鲁迅的创新精神，而不能邯郸学步，取其皮毛弃其精髓。宋人姜夔在《送项平甫倅池阳》一诗中说得好：“论文要得文中天，邯郸学步终不然。”

　　鲁迅的本色之二，是他以“有思想的文学家”现身于中国现代文坛。这种有思想的作家并不多见。如果说，有人解构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形象，是想使鲁迅研究挣脱极左思潮干扰，使鲁迅研究回归学术，动机不无合理之处。那么主张解构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形象，则更令人疑惑不解。固然人不能只靠思想活着，但如果没有思想，人就不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更何况鲁迅的文本是以文学语言为载体，以深刻思想为灵魂。一般来说，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不同：艺术家重感觉，思想家重抽象；艺术家重个别事物，思想家重普遍规律。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理论思维与艺术创作两方面都屹立于时代潮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然而，鲁迅却把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辨与生动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把“思”和“诗”、文学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以思想家的睿智去从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容涵了巨大的思想力和艺术力量，因而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家兼艺术家。

　　当然，对于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思想家的问题，是否必须有庞大的思想体系才能称得上思想家的问题，历来都存在争议。李长之在年1月出版的《鲁迅批判》一书中写道：“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这短短几句话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在鲁迅去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把鲁迅誉为思想家。二，不同人对于思想家这个称谓有不同理解，至少批评家李长之就认为鲁迅不够思想家的资格。然而鲁迅对于李长之胆子大而似是而非的批评文字并不佩服。他将李长之戏称为“李天才”，认为他的文章对自己并无启发。

　　在鲁迅研究史上，对鲁迅文本的第一次正式评论，始于吴虞的《吃人与礼教》。这篇文章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肯定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早在年，有一位美国人R．M．Bartlett写过一篇评论鲁迅的短文，题目就叫《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原载美国《CurrentHistory》第十期，译文载年10月《当代》1卷1期，年初，林语堂在《北新》3卷1号发表《鲁迅》一文，进一步指出鲁迅是一位“叛逆的思想家”。这篇文章鲁迅不仅读过，而且表示认同。该文把鲁迅比喻为“白象”，因为象多灰色，白象显得难能可贵。此后许广平就干脆把“小白象”作为鲁迅的昵称。年，鲁迅刚去世不久，日本东京改造社准备出版《大鲁迅全集》，约请鲁迅的一些友人撰写书评。当时郁达夫写了一篇《鲁迅的伟大》，指出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哲学家艾思奇发表了一篇文章：《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文章指出鲁迅不单单是一个文艺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因了他的文字才有这样的影响。但我们又可以反过来说，他的思想也是重要的，没有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也怕不会这样的光辉。”（收入夏征农编《鲁迅研究》，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以上都是在毛泽东年发表《鲁迅论》之前，中国文坛对鲁迅思想的论述。

　　有人批评鲁迅的思想是消极的，只有憎，没有爱；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对于这种看法，周作人早在年就予以了澄清。他以“仲密”为笔名发表了《〈阿Q正传〉》这篇评论，援引美国文学史家福勒特在《近代小说史论》中的见解，指出鲁迅的讽刺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摘发“恶”是扶植“善”，嫌恶“卑劣”是为了追求“高尚”；“憎”是含着“爱”，“恶”里含有“善”，“某种的破坏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设”（年3月19日《晨报副刊》）。还有一些人批评鲁迅是悲观主义者，对中国人的前途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这种观点也是十分片面的。最近来华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人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者。”鲁迅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看到了中国人体质和精神的硬化，看到了在古老中国进行改革的艰难，内心深处难免产生悲观主义情绪，甚至有时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鲁迅更乐观地指出，“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面对改革旧物，他采取的态度是：“即使艰难，也还是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之所以自觉把民族性格的重塑当作文化活动一以贯之的宗旨，就是因为“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他特意写过一篇散文诗《希望》，目的就在于帮助青年人克服情绪的消沉。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郞到北京讲鲁迅，讲题就是《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和大江健三郞的上述提法，是对鲁迅思想特征的准确概括。

　　谈到鲁迅的思想，我还想澄清一个问题。现在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有一些时髦词语，比如“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终极目的”，这些概念跟鲁迅思想是完全背离的。鲁迅认同的只有“中间物”意识，而从来不讲什么终极意识。年6月25日，鲁迅在给木刻青年唐英伟的一封信中谈得十分清楚：“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獉獉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獉獉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獉獉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獉獉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獉獉要死，却还要吃饭也。”

　　大约是上世纪末的一个夏秋之交，著名编剧梁左突然在中饭之前到单位找我，问我鲁迅到底有些什么思想？我毫无思想准备，又正值饥肠辘辘，便请他吃了一顿饭，说了一些与正题无关的话，就散了。后来想跟他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不料他却英年早逝，令我痛惜不已。

　　鲁迅到底有些什么思想呢？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鲁迅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科学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一个文学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思想，在作家群中实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在我看来，鲁迅思想中最为丰富、最成系统的是他的人学思想。鲁迅不仅以“面子”为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广泛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诸多负面因素，如官瘾、好斗、围观、健忘、信谣、瞒和骗、十景病、喜调和、马马虎虎、二重思想……而且还提出了构建新型民族性格的正面主张。鲁迅对“人”的认识前期、后期是有明显区别的。他前期常从人性论的角度剖析社会上各色人等的“善”与“恶”。如他在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赴部，车夫误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在后期杂文中，鲁迅既承认人性的普遍性，更指出阶级社会中人性必不可免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二》中，鲁迅以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短篇小说《本国话与外国话》为例，说明那位法国小姐跟参加过欧战的法国士兵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毫无共同语言；那阶级的鸿沟，甚至超过了国籍的界限。当今我们正置身于改革开放的黄金期，又面临着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风险。当今的种种社会弊端都发生在人身上，都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因此，鲁迅的人学思想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意义。我写过一篇论文：《鲁迅的多重意义》，除开谈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之外，还谈到鲁迅思想的认识意义和普适意义，或可供参考。

　　当然，鲁迅并不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这种思想家尚可质疑。比如孔子的思想，也是经过历代儒家的阐发，使其增殖，才形成今天的体系。鲁迅思想中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检索他的全部著作，也找不出一个“民主”的词汇。鲁迅虽然强调经济权的重要性，他的日记中也保存了若干经济史料，但他不但缺少经济思想，而且对某些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采取了不应有的藐视态度。比如马寅初博士，著有《经济学概论》《中国经济之改造》等专著。在研究中国币制问题时，马先生曾谈到主币与辅币的换算。这原本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可以榷商而不应轻蔑。鲁迅却将马寅初的理论简单概括为“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这两句话，多次加以嘲笑，显然是不妥当的。此外，鲁迅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思想，比如“猛人”（包括名人、能人、阔人）如何摆脱“包围”而不使自己变成昏庸，近乎傀儡。鲁迅构思过一篇关于“穷”的杂文，思考社会与个人如何共同致富的问题，也没有完成。不过，这些缺失并不削弱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原创性，不能以此作为解构鲁迅思想家身份的理由。

　　鲁迅的本色之三，表现为他是一位斗士。我们民族不缺乏谋士，不缺乏看客，不缺乏实用主义者，真正缺乏的是作为民族脊梁的斗士。何谓“斗士”？在鲁迅看来，像李逵那样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人不是真正的斗士，因为他没有认准战斗的目标；像许禇那样赤膊上阵结果身中数箭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斗士，因为他不讲究斗争的策略。真正的斗士应该是目的纯正，是非分明并且讲究斗争艺术的人，就像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儿子赫尔库来斯：“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坛斗士，因为在他心目当中，文学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行动方式。鲁迅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怀。在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前提下，他毫不讳言文艺的革命功利性，并且能够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他不承认在现在的社会里有什么“为人类的艺术”，不相信文艺家可以完全超出于人间世。他强调：“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对于外国文学，他侧重从中寻反抗和叫喊的呼声；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他也是看重其中的战斗精神。比如在“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作品中，他特别欣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一类“金刚怒目”式的诗作。在绍兴民间的目莲戏中，他最欣赏的是那不惧怕皇亲国戚、不惧怕铜墙铁壁的复仇鬼魂———女吊。在现代中外文学作品中，他认为“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当一位美学家照搬古希腊艺术理论，把“静穆”（Serenity）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时，鲁迅就用中外文艺史上的事实反驳了这种片面观点，并针锋相对的指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鲁迅作品中描绘了一些斗士的形象，其实都可视为鲁迅斗士气质的真实写照。比如《野草·这样的战士》一文中，他描绘的那位战士，只有一支脱手一掷的投枪。他置身于无物之阵，敌人的旗帜上绣出的都是各样好名称，他们都将护心镜放在胸膛的中央，以示区别于偏心的人类。但他从始至终举起了投枪。又如《故事新编·奔月》中，鲁迅描写羿在妻子嫦娥奔月之后出离于愤怒：“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特别动人的是《故事新编·铸剑》中侠义之士“黑色人”的形象。他掣出一柄青色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国王的后项窝直劈下去，把那位残暴国王的头颅砍落在沸腾的鼎里。当国王的头跟眉间尺的头厮杀得难分难解时，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伸张正义：“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澎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黑色人的头颅入鼎之后，就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直到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四处乱滚，由呻吟到断气之后，自己才微微一笑，合上双眼，仰面向天，沉入水底。大家知道，这篇小说中的“黑色人”叫“宴之敖”，而“宴之敖”正是鲁迅本人使用过的笔名。即使在鲁迅描绘的一些景物当中，如那株落尽了叶子仍“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那蓬勃奋飞，如包藏着火焰的大雾，旋转而升腾的朔方的雪，我们似乎从中也能看到鲁迅作为斗士的战斗英姿。

　　鲁迅的斗士本色，就在被一般人视为最具有私密性的情书中也表露无遗。在《两地书·序言》中，鲁迅就谈到这本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在《坟·题记》中，鲁迅说道：“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直到临终前鲁迅还说：“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许广平：《元旦忆感》，年1月15日）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在《中流》1卷2期发表了回忆录《最后的一天》。这篇文章是鲁迅刚刚去世时撰写的，许广平说，鲁迅在被疾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这就是一位在文坛征战了三十年的斗士临终前的梦。无怪乎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上，出现的志士仁人灿若繁星，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在年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上，辛亥革命期间被誉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甚至被颠倒错乱地列入了“落伍者的丑史”。今年是鲁迅诞生周年。他离开我们也有75年了。鲁迅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然而，他生前挚爱的同胞大多并没有忘记他。在海外他还拥有不少的读者与研究者。当下鲁迅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分歧经常被作为话题引起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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