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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创作，已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走向人物的内心化叙事。中外皆然。尽管欧·亨利式的奇巧叙事并不少见，但执着于故事外在冲突的这类叙事思维，已渐渐滑出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地带。大量的短篇都不再追求故事本身的热闹，而是将叙事的张力隐藏在各种看似松散的情节之中，通过极为日常、随意甚至无序的生活，慢慢地打开人物内心的世界，质询人性的内部真相。譬如伊恩·麦克尤恩、爱丽丝·门罗、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等一些世界短篇高手的作品，都是如此。我们的短篇创作也不例外。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多都不太注重故事本身的奇谲与生动，而是直接以日常生活的各种碎片化场景作为叙事载体，以人物内心的纠葛或冲突作为叙事主线，着力探讨人们在日常生存境遇中所遭受的各种难以言说的精神体验和人生困境。从审美接受上说，这类小说因为缺少启承转合的情节变化，也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传奇，会削弱读者的好奇心理；但从艺术肌理上看，它们常常驻足于某些微小的事物，借助一些独特的生活想象、各种微妙而丰盈的细节，让叙事往返盘旋，由此凸现人物内心复杂而隐秘的精神镜像，让人寻味再三。在这种审美追求中，张惠雯和薛忆沩的短篇创作尤为突出。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位海外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和把控，有着异乎常人的能力——尽管有时也不免给人以重复之感。本土作家中，东君和孔亚雷的短篇也是如此。他们对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欲罢不能的打探之欲，对日常叙事有着强劲而坚实的推衍手段，对各种微观的生活细节有着敏锐的捕捉和还原能力。遗憾的是，薛忆沩、东君和孔亚雷在近年来都很少涉足短篇写作了，只有张惠雯每年都会推出若干短篇。年，张惠雯相继发表了《玫瑰，玫瑰》《良夜》《飞鸟与池鱼》等小说。这些短篇依然运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从人物自身出发，或从旁观者角度，小心翼翼地探入人物的隐秘内心，撕开世俗表象之下各种无法言说的人生困顿。其中的《玫瑰，玫瑰》，就是以“我”的眼光，展现了一对夫妻压抑而无奈的异域生活。表面上看，秀珏与丈夫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别墅、花园、树林，以及不菲的收入。但是，当“我”在她家小住几日之后，总是感受到一种难言的压抑，并进而发现这种压抑源自秀珏的郁郁寡欢。随着双方交流的步步推进，秀珏内心的苦涩终于打开：身体颓败的丈夫，无儿无女的空寂，使她宛如满园萎靡不振的玫瑰，始终无法绽放女性的魅力。只有深夜偶尔的独坐和哭泣，才让人们看到秀珏的内心之苦，但它像隐疾一样，被日常的光鲜生活遮掩得异常严密。弋舟也是一位善于推衍人物内心的作家。他的《人类的算法》和《掩面时分》，都属于非常纯正的内心叙事。作者喜欢将故事的核心置于一种潜在的紧张状态，不断驱动人物在这种紧张状态中游走，撕开被日常伦理严密封裹的精神真相。在《人类的算法》中，当女儿马琳穿上刘宁的鞋子和衣服后，刘宁的内心便开始涌动着某种不安。按理，一个正处在发育阶段的少女，喜欢找些母亲的衣服，装扮一下小大人的模样，这实属自然。但是，这些衣服和鞋子，曾经承载了刘宁的情感秘密，并被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储物间，现在被女儿翻捡出来，一种紧张感便悄然逼近。是隐私被暴露，还是伤口被揭开？尽管作者将人类交往的可能性上升到某种精确的技术层面，试图诠释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体，真正的群体心灵交流非常有限，但就这篇小说的审美质感而言，其精妙之处，还是作者对人物内心紧张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回忆性经历的还原。朱辉的《求阴影面积》也是一篇有关内心叙事的精巧之作。它立足于生活的物质性，轻松地将人物引入无边无际的生活泥淖之中，呈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把控的生存境况。大学教师杜若因祸得福，成为有房有车的富裕人群。然而，车子和情人就像两条金光闪闪的项链，最终将他拖入各种难以挣脱的陷阱之中。因为车子，他不得不应付很难终结的交通事故赔偿问题，还要承受小舅子的无度索取；因为情人，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接着又碰上情人怀孕，更大更漫长的索取接蹱而至。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切是因为杜若有钱。没有钱，杜若或许不会碰上这么多的困顿。因钱而蔓延出来的生活阴影，呈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跑的黑白》，也同样巧妙地叙述了少年小跑的心路成长。艾伟的《最后一天或另外的某一天》讲述了俞佩华即将出狱时以及出狱后的生活，故事的外壳非常简单，叙事也像俞佩华一样的平静。但是，作家利用一场话剧，将俞佩华的杀人过程以及内心状况巧妙地再现出来。这台话剧虽是一种艺术的加工，似乎又有着无比的精确，生动地演绎了余佩华犯案的心理动机以及犯案后的内心撕扯，以至余佩华在观剧过程中提前离席。在小说中，作者好像在进行一场人物内心的自我博弈，所以他让俞佩华将真实的自我封裹得异常严密，然后通过监狱的哑巴童童、陈和平的话剧，不断敲打俞佩华的坚硬外壳，顽强地撕开某些精神裂缝，让人们窥探到这位女性柔软的本质。王占黑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她的“街道江湖”系列，曾经饶有意味地书写了一群穿行于都市街道之中，四处寻找生活尊严和情感归宿的外乡人。这篇《去大润发》，也是一篇有关内心世界的叙事。只不过，“我”的内心是一团无法宣泻的积郁、愤懑和隐恐，它涉及工作、成长、情爱，以及无法把控的都市生存秩序，它们像绵延不绝的雨丝，弥漫在“我”的生活的每个角落。有意思的是，王占黑并没有直接呈现人物的这种内心感受，而是借助一次偶然搭乘的大润发超市免费班车和陌生的黑T恤男的交流，缓缓地呈现出来。所以，它的叙事表面仿佛是一种生活流式的记录，从学校教学受委屈，到盲目逛大润发超市，闲逛闲说，话题小到小区里的小卖店，大到美国的“事件”，然而话里话外，都在着力传达“我”的内心意绪。文珍的《咪咪花生》叙述了一个京漂者的情感际遇，或者说是一个“废柴”的无序生活。因为喜欢爱猫的女孩井，单身的“他”便收养了一只流浪猫花生。在疫情严控的京城，他和花生之间，差不多有了相依为命的意味。通过花生，他渴望与井建立联系，无奈已有家室的井，只能偶尔和他交流一下养猫经验，直到一场暴雨让花生逃跑。井沿街寻找着花生，一声声亲切地叫着“咪咪”，听起来仿佛在说“秘密”，即一个属于都市孤独者的秘密，一个有关“废柴”的情感秘密，当然也是一个有关生命的秘密。葛亮的《猫生》也是一篇叙述猫咪生活的小说，不过，作者赋予了猫咪芒果以人格化的特征，并展现了“我”对芒果忠诚无畏、永不言败之品质的敬佩，以及生命由盛而衰的感伤。此外，像陈鹏的《麋鹿》、朱文颖的《分夜钟》、汤成难的《寻找张三》等，也都是专注于人物内心叙事的细腻之作。《麋鹿》试图探究并还原加缪之死，结果却在不断走访的过程中陷入各种迷津。“我”虽然无法求得真相，但在实地勘察式的分析中，仿佛看到了精灵般的麋鹿从车前飞奔而过的场景，它是死亡的神秘召唤？还是史料所言的一场意外车祸？《分夜钟》让暴雨、暗夜和人物心内的复杂情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并由此演绎了疯子与常人、情爱与自私、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纠缠。它是人心的内在冲突，最终却表现为故事的不断错位。《寻找张三》以一个少女的视角，讲述了女孩执着寻求父亲的真实身份。父亲是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缺席对人物成长所构成的漫长的心理折磨。与纯正的内心化叙事不同，在年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小说看似在经营故事的外在情节，让人物始终处于东奔西突之中，但在叙事过程中，人物的内心表达仍然处于突出的位置。如张柠的《玛瑙手串》，就是借一次泸沽湖之行，在一个叫着“筑梦居”的客栈里，“我”竟然梦见了自己早已过世的父亲。曾经的父子对抗，逐渐变成了梦中的彼此倾诉，父亲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并对“我”的命运构成一种潜在的遥望。在很多男人心中，父亲似乎是一种缺场的存在，可在生命的潜意识里，他又从来没有缺席，就像摩梭族的走婚，父亲的身份虽然明确，但永远无法在场。张柠在教学科研之余，近年来沉迷于小说创作，或长篇，或短篇，热力非凡，信心爆棚。本年度，他还发表了《巴金英来电》《艾小米和她的五匹马》等，都颇有些意味。班宇的《夜莺湖》依旧延续了作者熟悉且又别有痛楚的铁西叙事，书写了一群当代青年无序而又迷茫的生存际遇。他们生活在一个看似生机勃勃、实际日趋荒凉的都市之中。长辈们不是忙着自己的黄昏恋，就是跟随有能力的子女奔走异乡；城市里到处是奔突的人群，却找不到发展的机会和潜能。他们没有专业特长，没有长辈的依靠，也没有所谓的宏大理想，只能在这种缭乱而又匮乏的都市环境中，折腾着生活，折腾着命运。靠卖二手车维持生活的“我”，夹杂在前女友吴小艺和现任女友苏丽之间，不是碰上吴小艺的疾病，就是面对苏丽弟弟的死亡，只能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血性，左冲右突，全力以赴。小说的叙事虽然颇为热闹，在人物关系的纠结中冲突不断，意外频生，但它依然直指人物的内心——荒凉、焦虑、迷惘与无望。应该说，《夜莺湖》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意绪，在双雪涛、郑执的笔下也非常突出。他们之所以被文坛称为“铁西三剑客”，并颇受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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