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按：年，陈修斋先生诞生90周年之际，我们的大师兄、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编写了一本纪念文集，收录了几十篇纪念文章。8年后的清明之际，在纪念祖先父母之际，也要纪念老师传承的学脉，征求作者同意后，兹发表段德智为这本纪念文集撰写的总结性的《编者前言》

陈修斋先生（－年）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莱布尼茨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先生去世后，我们曾于年编辑出版了《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年3月7日是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日。为了更好地缅怀先生的业绩和人格，我们在《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的基础上，进一步编辑了这本纪念集子。

陈修斋先生“在数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博识强记，孜孜不倦，善于博采众长，长于开拓创新，在我国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巨大贡献，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陈修斋先生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西方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史著作和哲学史教材。他参加编译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至今还是我国西方哲学史工作者的必读书。60年代初，他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选编、组译和审校了多卷本《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近万字，是我国解放后第一套大型当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80年代初期，他与杨祖陶教授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西方哲学史教材之一，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80年代中期，他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我国在该领域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莱布尼茨哲学研究领域，他不仅翻译了《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中一种）、《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和《新系统及其说明》，指导翻译了《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而且还在其去世后不久即出版了《莱布尼茨》这部由华人写出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学术专著，受到普遍好评，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陈修斋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我国当代卓越的亚里士多德专家和哲学思想家、陈修斋先生生前挚友汪子嵩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非常中肯地指出：“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因为陈修斋先生“不但从纵的方面”研究哲学史，而且“又从横的方面”研究哲学史，“将当代哲学家争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理性和经验、思维和存在、一般和个别、身心关系，以致真理标准等等，一一作了细致的剖析，为我们展开了哲学史的复杂画面”汪子嵩先生特别提到了陈修斋先生于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如果说陈修斋先生在他的大量的哲学史论文中所讨论的是“理性和经验”、“思维和存在”、“一般和个别”、“自由和必然”这样一些比较根本的“哲学问题”，那么，他在这篇论文中所讨论的则是哲学之为哲学的问题或哲学问题之为哲学问题的问题，亦即所谓“元哲学”问题。

陈修斋先生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这样一种治哲学和哲学史的高明的方法或窍门，也不仅仅是他的非凡的哲学事业和哲学成就，更为重要的还有他那与其哲学成就和哲学方法相互辉映的让了解他的人不能不敬重他的崇高的哲学人格。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三章在谈到“敬重”这种人类的道德情感时曾经指出：“一个人也能够成为我所钟爱、恐惧、惊羡甚至惊异的对象。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成了我所敬重的对象。他的诙谐有趣，他的勇敢绝伦，他的臂力过人，他的位重权高，都能拿这一类情操灌注在我心中，不过我的内心对他总不起敬重之感。芳泰奈尔说，‘在贵人面前，我的身子虽然鞠躬，而我的内心却不鞠躬。’我可以还补充一句说：如果我亲眼见到一个寒微平民品节端正，自愧不如，那末，我的内心也要向他致敬。”在我们与认识陈修斋先生的学者谈到陈修斋先生的为人时，绝大多数都是怀着极其敬重的心情谈论先生的。。而他们之所以敬重陈修斋，最根本的也正在于陈修斋先生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哲学生涯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摆脱了全部自然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的哲学人格。

陈修斋先生是在年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听了贺麟先生的哲学讲演、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和“伦理学”课程，从此“迷上”了哲学，立志将哲学当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从而在年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毕业前夕，当贺麟先生向他发出召唤时，他便“立刻就回信表示同意”，甘愿放弃外交官这个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诱人的职业”，而到编译会这个“清水衙门”“坐冷板凳”。陈修斋先生的挚友王太庆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非常敬重地写道：“他是比我早两年毕业的学长，原来是学外交的，却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前程从重庆跑到昆明来搞哲学。这只是因为他爱哲学。我原来没有想别的出路就选择了哲学，不如他从别的道路上经过思考终于转到哲学上。”这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陈修斋之所以值得敬重，乃在于他在选择职业时完全摆脱了世俗偏见的“自然机械作用”，仅仅从他对哲学的挚爱出发“独立而自由”地选择了这项事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道路。

当人们回忆起陈修斋先生时，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参与的那场要不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争论。陈修斋先生无疑是那种争论中最耀眼的一颗哲学新星。他不仅早在年春天，就与贺麟先生一起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在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而且还在会后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出了《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在谈到陈修斋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的作为时，汪子嵩先生由衷地写道：“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明修斋性格的一个典型方面——他的耿直性，有话总要说出来，凡遇到他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总要争辩到底。……在长期‘只许批判，不许辩护’的情况下，许多人的发言还是有保留的，并没有直抒己见，而批评方面却依旧气势汹汹。在会上，修斋的观点和贺先生的观点一起成为批评的靶子，而且批评者还是当时理论界的权威；可是修斋并不为其所屈，在会后（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暴风雨的前夕了）还要继续撰文，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反驳对他的批评。这在当时确实是使朋友们为他捏一把汗的。”汪子嵩先生以更为敬重的口气写道：“修斋和我是同龄人，我们又同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哲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哲学史。50年代初，我们过去学的这一套成为批判的对象。对于那场批判，最初为我们是自愿积极地参加的；但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疑问也就慢慢升起：这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两千多年的，对人类思想产生过这样重大影响的文化遗产，是可以用那样简单的教条，以无限上纲上线的方式，批判得掉的吗？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他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陈修斋先生的另一位挚友王太庆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同样敬重地写道：“一个热爱智慧的人认为哲学有无穷无限的前途，当然不能容忍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把这个美好的前途断送，当然要起来与它抗争。修斋兄就是这样的爱智者。……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像他那样义正词严地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与陈修斋先生亲密共事30多年的杨祖陶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相当恳切地说道：“更令人注目的是，他在年1月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居然不畏棍子和围攻，拍案而起，为自己的老师贺麟先生关于必须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正确评价的观点作辩护。所有这些使我对修斋的学识、才能和理论勇气有了深刻的印象，并由衷地感到钦佩”他的另一位好友陈兆福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由衷地感叹道：“在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当时大多数人是不同意（或部分不同意）贺先生和修斋的意见的’（子嵩师语）。一时议论纷纷，有从个人得失惋惜的，有从学问根底立论的，有从师生关系赞誉的，就是没有想到会不会他‘为社稷，非为我（他）’。”大家最为敬重的归根到底还是陈修斋先生在这一重大哲学事件中所彰显出来的那种完全摆脱了世俗偏见乃至强势政治的“自然机械作用”的束缚的“独立和自由”的哲学人格。

陈修斋先生的“独立自由”的哲学人格不仅在其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有鲜活的表现，而且在其身处顺境的情况下也有鲜活的表现：如果说在其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更多地是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勇敢捍卫哲学真理神圣尊严的道义行为，是他的“铁肩担道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那么，在其身处顺境的情况下，则更多地是他特立独行，荣辱不惊，唯真理是从，不随波，不跟风，丝毫不为名利所动。与陈修斋先生共事多年的萧萐父先生曾经谈到过两个相当典型的例证。“年，‘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人们从十年动乱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党和国家开始清‘左’破旧的巨大历史转折。我和修斋与许多师友一样，深切感受到精神上的第二次解放，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思想解放和学术领域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潮流中去。……在这些活动中，修斋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方针路线所鼓舞而焕发出空前的政治热情和奋勉工作的劲头，给校内外师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一贯固执的求实科学态度，因其直接对我有所触发，更使我铭记难忘。如80年代初，在一次省哲学史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在争论中发言，为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重视逻辑方法，必须把握哲学的自我运动的观点；修斋当即指出，概念不能自我运动，概念的逻辑发展只能依存于社会的历史发展。他发言时柔中有刚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心中一怔，感到修斋在学术上严肃不苟，有分寸感，确乎值得学习。又如，中哲史界举行了太原之会以后，由西哲史界发起的黄山之会，在当时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总的趋向中，不免冒出一些‘激俗而故反之’的观点，且得到流行，而较集中在对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上，有的提出为了抛弃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似有必要否定‘哲学基本问题’，有的提出历代唯心主义哲学才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串珍珠’；于是，有人记起了修斋年在北大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发言，以及因此而长期受到的委屈，便大力邀请修斋到黄山之会上去‘亮相’，去畅谈他的观点。未料到一再邀请，却都被修斋婉言辞谢了修斋向我说：‘我不能去参加黄山会，是由于我的一贯观点只是主张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如对唯物主义、二元论哲学等一样，都应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并不同于现在某些专为唯心主义翻案或夸大唯心主义作用的过激观点。’当时，我又一次心中一怔，感到择善固执，不随风倒，这才是修斋的真正品格。”中道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都被视为“伦理德性”，甚至被视为“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实践智慧和伦理德性时，曾经强调指出：“我所说的伦理德性，它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在这里面就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德性就是中庸，是对中间的命中。此外，过失是多种多样的正确只有一个（所以，有的事容易，有的事困难，打不中目标容易，打中目标困难）。由此可以断言，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单纯是高尚的，杂多即丑恶。”他还强调说：“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间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像一个明智人那样提出要求。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性则寻求和选取中间。所以，不论就实体而论，还是就是其所是的原理而论，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就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我们从陈修斋先生身上看到的，也是陈修斋先生最感动人或最使人敬重的，正是他之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执两用中”，或者说，正在于他之能够做到“时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陈修斋先生的一生既是他探索真理、阐释真理、坚持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一生，也是他特立独行、不断追求精神自由和践履精神自由的一生。

修斋的哲学人生即使在其最后时刻也依然是动人的和光彩夺目的。他作为思想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直面“向终结存在”。即使在他心力几近衰竭、完全依靠输氧维系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因此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创作活动，他不仅挂虑着他的论文集的编排和出版，挂虑着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的构思和写作，而且还尽其一切可能来筹划该著作的理论框架，甚至该书第一章的某些具体写作细节。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由于大吐血，各项生命体征的指标均有明显的下降，但是，一旦与人讨论到他最挂虑的未来著作时，他便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总是不知疲倦畅谈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说，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陈修斋先生依旧作为一个思想家“存在”着：他不仅依旧有所希望，有所期待，而且还依旧有所筹划，有所创造。可以说，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是面向希望而在、面向未来而在、面向希望而为、面向未来而为；他是作为“此在”、作为一个依然在进行哲学创造活动的哲学家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他的一生名副其实的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生，是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一生。当我们将我们所编的这本集子定名为“哲学人生”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到了他的生命时刻的这一哲学奇迹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修斋先生谈得最多的另一个重大话题是死亡问题。死亡问题本来是哲学的应有之义。西方古代大哲柏拉图曾经将哲学理解为“死亡的练习”，断言只有那些“专心致志于从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学家”的称号。叔本华提出了“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的著名命题；海德格尔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本真的向死而在”与“向死的自由”的命题。而我国古代大哲庄子在《大宗师》里也有“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为友”的高论。然而，讲授死亡哲学毕竟有个时机的选择问题。例如，当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高谈阔论死亡问题时，人们难免对他的演讲内容产生这样那样的疑惑。然而，当一个临终的老人轻松自如地谈论死亡问题时，人们不仅会对讲者油然产生几分敬意，而且也会对其所讲的内容的真实性抱有一种信念。诚然，即使在生命的其他时刻，陈修斋先生也与我们讨论过死亡问题，例如，当他在为我的《死亡哲学》写序的时候，也与我讨论过死亡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平时他与我们讨论死亡问题的时间是不太多的。然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与我们讨论死亡问题越来越频繁了。而且，鉴于死亡问题在我国的流俗文化里往往是作为一种不吉利的话题为人们所忌讳，因此，他之与我们讨论死亡问题便常常是由他最先挑起来的。这不能不使我们认为，他是有意利用这个最佳时机来给我们讲授哲学中这一最为深奥的问题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领受到的便不仅仅是一种深奥的哲理，而且还有天地境界和哲学人格的熏陶。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当年苏格拉底临终前在监狱里与他的弟子们大谈义务或伦理的情景。看来，陈修斋先生临终前高谈阔论死亡与当年苏格拉底临终前高谈阔论伦理，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陈修斋先生不仅是位杰出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像赵敦华（北京大学教授）、冯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黄宪起（中央党校教授）等德才兼备、在我国哲学界享有盛誉在国际哲学界也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但是，当我们评估他的教育思想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他对学生们的深刻影响，与其说在于他的言教，毋宁说在于他的身教，与其说在于他的哲学成就，毋宁说在于他的哲学人格，尽管他的言教和哲学成就对于学生们的影响也是相当重大的。他的学生们，在教育言论和哲学成就方面，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在这一那一领域会超出他（而这也是他本人所希望的），但是，他的“完全摆脱自然机械作用”的“独立和自由”的哲学人格却能够作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道德标杆永远矗立在后辈学者的心田中。他的哲学人格永远是我们这些后学们追随和仿效的卓越典范。

从左到右：兰岚，冯俊，杨祖陶，陈修斋，黄宪起，高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