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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具有深厚的实践底蕴，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优势的理论根基上系统地阐发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具体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和经验总结之上，建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之上，建立在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制高点上。在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就会不断地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撑、提升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自信、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制度优势?理论支撑?理论自信?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孙正聿，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长春?）。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而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具有深厚的实践底蕴，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优势的理论根基上阐发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制度优势的理论支撑理论的基本功能是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任何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P)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必须明确和坚持这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2](P9)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深层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根本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品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理论源泉。制度优势的理论支撑、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之上。一种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所揭示的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难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难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这样概括和评价马克思的“最伟大的思想”：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3](P)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不仅使人类自觉到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为创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最为坚实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即人类必将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制度问题，说到底是“为谁”的问题；制度的理论根基问题，说到底是“为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P)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人提出“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历史任务：“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P)正是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出“理论方面”的论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深刻地阐述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而且深刻地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习近平一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P4)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的理论”对我们的制度优势的最坚实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是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的“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就在于，它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最坚实的理想和信念，它赋予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赋予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以最坚实的道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无尽的理论源泉。恩格斯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P)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世界的潮流和创新的实践，它引导人类以文明形态变革去破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难题。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习近平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7](P14)党的十八大以来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就是我国的改革事业如何推进和深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将其确定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提出和探索制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我们的制度优势提供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理论支撑。二、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具体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和经验总结之上，建立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之上。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制高点上。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总是面对两大问题：一是“对不对”的真理问题，二是“好不好”的价值问题。真理和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尺度。人的活动是否符合事物的运动规律，这就是真理尺度；人的活动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这就是价值尺度。真理和价值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实践作为人的有目的的物质活动，既要求人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运动规律改造世界，又要求人们按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改造世界。离开真理性认识的价值追求，离开价值追求的真理性认识，都是非现实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其理论和实践要求真理与价值的高度统一。这突出地表现为我们党始终要求坚持真理与向人民负责的统一。坚持真理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历史规律，尊重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通过不断探索达到对社会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向人民负责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就是使人民群众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的价值目标，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对中国社会的真理性认识；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真理性认识，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把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把坚持真理和向人民负责统一起来。真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的统一，就是我们的不可战胜、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制高点上，也就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为人民谋幸福相统一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其根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自信。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论证了国家的起源、职能、实质和消亡问题；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显著优势。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奠基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关键是对“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自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缔造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积极探索党如何领导政权，为党领导国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并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并强调“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党领导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论述了党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为党领导国家体制奠定了宪法基础。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坚实根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最根本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信。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理论自觉。根本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面领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其中，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制度，主要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制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国家制度同法律制度结合起来，把发挥制度优势同提高治理效能结合起来，体现了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现代治理思想。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长起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8]“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8]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制度体系，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是潜移默化地相互融通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的历史底蕴，是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根基。制度优势的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制度体系，而且具体地体现在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法律精神品格的法律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9](P32)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法治理念、法治制度和法治实践，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弥足珍贵的中华文化根基。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需要我们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的精华。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体现在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目标的自觉追求。制度的灵魂是制度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指向。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0](P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指向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自信，深层地体现在人民对这个社会理想和价值指向的自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个人的价值观，都具有社会性质、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并具体地、生动地表现为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P98)在社会的价值理想与个人的价值期待、社会的价值规范与个人的价值认同、社会的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矛盾中，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规范和引领着整个社会的价值指向和价值追求。我们对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指向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人民的自觉追求”。作为制度灵魂的价值观，从内容上看总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正义、政治制度、法律规范、道德伦理、人生意义问题，从性质上看总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问题，从形式上看总是表现为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因此，个人的价值目标总是“取决”于社会的价值理想，个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取向”于社会的价值导向，个人的价值认同总是“认同”于社会的价值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在于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赋予中国人民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具有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凝聚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始终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8]制度优势的理论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的理论”的自信，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三、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呼唤并且推动制度理论研究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就会不断地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撑，不断地提升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自信，不断地强化制度优势的理论根基。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首要的是提升制度研究的自觉性。习近平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11](P52)这首先就要求我们深化对制度的系统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又包括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制度。它们在制度系统中各有自己的定位，具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制度，起到的作用不同，运行的机理不同。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8]根本制度是立国的根本，是制度优势的根基。制度创新是以根本制度为根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重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的深化研究，赋予这些“显著优势”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巩固、完善和发展的，从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才能实现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研究如何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着力研究如何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着力研究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要深入研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面有一个前一句和后一句的关系问题。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12](P20-21)习近平深刻地阐述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的相互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把握“制度”与“治理”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使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还要深入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5](P91)习近平的论述深刻地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虽然紧密联系，但并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谋划，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和执政本领。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需要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研究。习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9](P12)对于法治建设，习近平明确地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8]习近平的论述，为我们提出了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课题。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需要着力探索如何提升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自信。“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和加强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就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中，着力阐发其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全体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撑；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中，着力地阐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强化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认同的文化底蕴；这就需要我们面对当代世界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活跃、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着力地研究当代的价值观冲突，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深刻比较中增强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需要我们不断地提升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地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从而不断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随着改革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化，对利益关系的触及也将越来越深。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善于驾驭和处理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重点与非重点的复杂关系，才能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在统筹协调中推进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中突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以辩证智慧做到“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13](P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而对制度建设提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要求。从理论上“概括出有规律的新实践”，准确地把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等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使改革成果和制度建设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的重要的着力点。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特别需要增强战略思维的理论自觉，深化对顶层设计和统领全局的理论研究。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它所指向的首要问题，是统揽全局的战略问题。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4](P10)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思维，生动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中的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战略”是为实现一定目标而进行的全局性的、长远性的谋划；“战略思维”是用全局性、长远性的谋划以取得总体性、根本性的实践效果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是综合决策、驾驭全局、赢得主动的理论思维能力。战略思维所指向的战略问题，主要包括根本性的战略目标问题、总体性的战略布局问题、长远性的战略步骤问题、阶段性的战略转变问题和方向性的战略诉求问题。战略问题首先是根本性的战略目标问题。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个“主题”，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确立的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引领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战略布局、战略步骤和战略转变等战略上的谋划和决策，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确立，战略布局、战略步骤和战略转变的谋划与实施，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方向性的战略诉求。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P4)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战略诉求，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战略诉求。方向性的战略诉求与根本性的战略目标的高度统一，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引领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必须始终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根本方向。制度优势的理论创新，需要我们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9](P32)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理论研究中，我们不仅积极地挖掘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法治思想，而且批判地汲取了资产阶级革命中所产生的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法治思想，以及现当代的罗尔斯、诺奇克、哈耶克、桑德尔等的政治哲学思想。法治思想和法治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不仅需要我们积极地挖掘传统和吸收外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法治思想体系。从时代的和世界的视野看，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是中国所开拓的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所积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建设经验，而且是为解决当代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而且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制高点上，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就会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并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提供作为中国智慧的理论资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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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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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8]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1）.

[9]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1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3]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由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指导，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学科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主题，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为宗旨，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现实的问题意识、学术化的办刊宗旨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以期为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本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秉持“引领性、思想性、学术性、前沿性、创新性”的办刊风格，开设的主要栏目有人物访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博士学位论文精粹、博士生论坛、研究动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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