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8岁那年，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便兴匆匆地北上合肥去看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独自远行，也是我第二次离开县城。上一次离开县城，还是在读小学时去安庆，它正好是在去合肥的反向延长线上。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年走的是那条著名的国道，安合公路。从县城出发，经大关，到舒城，再过肥西，晃荡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合肥城郊一个环状形的交通路口。后来才知道那是合肥的明珠广场。回来时，走的还是同样的路线，记得当时坐的是南京产的依维柯，尖头，一车坐不了几个人，但塞了一堆。到舒城城关时，忘了是被“卖”给别的车了，还是愤慨对方乱要价，所以提前下了车。那个时候的舒城，也是一脸的朴素，到处都是低矮的房子，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满大街都是龙津啤酒的牌子。

好在年，桐城也通了火车。这个铁皮怪物的到来，和年桐城撤县设市一样，都成了当年全城兴奋的盛事。它让人看到了遥远的可能。每次骑车去桐中上学，从范岗再过石河桥，远远地看到那条横跨安合路的铁路线，就知道县城快到了。如果骑行时恰恰碰到有列车通行，听着那声被拉响的长笛，感觉给自己打开了通往异次元的大门。

因为坐火车有学生票，往后的寒来暑往，我多走的是铁路。铁路也向北通往合肥，但和合安路不一样，它没有选择直接从舒城县城通过，而是向东北绕了一个小弧线，在舒城东侧的庐江设立了站点。这看上去不算很经济，而且也延长了乘客的时间，据说，这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做的主，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庐江是他的老家。这就是朝中有人的好处。

不过，还是要得感谢这位大员的选择，他最起码又让我多接触了桐城的一个近邻。这个在桐城人的口中一直被称作“驴（驴鱼同音）江”的地方，和舒城一样，既熟悉又陌生。它们就像被掩隐在桐城的荣光之下，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让人有意愿去发现。

那个时候，我们大多还很浅薄，不懂得欣赏别人的美，更重要的是，桐城的厚重历史，让我们很早就学会了自傲。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高中课本上的《登泰山记》，那是我们桐城人姚鼐写的。这个未必能让人准确写出来甚至读出来的名字，曾一度是我们的情感所系。他当年所居的惜抱轩，旧址正在我的母校桐城中学。而手植的银杏树，至今仍在校园里摇曳生辉，数人环抱而不得。

经由他，我知道了桐城派，知道了方苞、戴名世、刘大櫆，还有母校的创始人吴汝纶。这个派虽然和我们当时所追捧的金庸武侠世界中的峨嵋派、武当派天差地别，但是每次从母校门口“勉成国器”的四个大字底下走过，我们年轻的身体依旧会被激发得热血沸腾，让人不由自主想起武侠世界里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都是未来的大侠。多年过去，我依旧以桐城派后人自居。

但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似乎不止这些古人。也就在上高中前后，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桐城近代知名人物的传记，从中还发现，我的校友中还有美学家朱光潜、文化部部长黄镇，中国科学院院士慈云桂和作家舒芜，而家乡人还有女画家潘玉良、新月派诗人方令儒，以及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唱《天仙配》的严凤英。

21世纪前后的安徽，还只能向外输送民工和保姆，和近代的江西一样都是毫无存在感。但是家乡的光辉，还是勉力维系着我身为安徽人的自尊。至今我对卢荣景依旧记忆犹新，因为在大学时我曾给过这位地方大员写过一封信。今天看起来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里面却透着自己作为一个在外求学的游子的赤子之心。信的具体细节我已经记忆不清，但大致内容是，呼吁安徽人要振作，要图强，同时还要光大我们的桐城文化。

只是，和我们当年的浅薄相似的是，我们不顾一切地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对家乡也同样是一知半解。有些时候，我也搞不懂这个地方的很多表现，为什么这里会“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再富也要养猪）“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为什么这里的人说话又像吵架？尤其是在我读到左光斗毅然上书弹劾魏忠贤三十二项死罪，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佛堂枪杀杀父仇人孙传芳时所惊诧的那样，为什么这个温文尔雅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血性？

而将时间更往前推一步，我们还能发现，这个书香之地，居然还能筑起这样一道“铁打的桐城”，让人把栏杆拍遍。

02

明崇祯八年（年），在大半个中国转战千里势如破竹的流寇张献忠，克凤阳，过庐州（今合肥），兵锋直逼桐城。

身为一个蕞尔小城，桐城宛如大浪里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这似乎不是玩笑，因为四周有高大城墙所围，背依淠河的六安，便曾陷入张献忠之手。

但桐城却让他失望了。他不仅在第一次攻桐时失手，而且自八年到十五年，他连续失手了六次。在这些围攻中，他用过多种方式，比如采用“木牛凿城”的方式强攻，也就是说，在城墙下堆积掩体，兵藏于其中以大斧砸斫城墙。虽然它防得住火炮和弓箭，但防不住城上守军用石磙冲击——当巨大的石块从天而降，那种对掩体的破坏无法阻挡。

他还采用过“智取”。在半道劫持了驰援庐州的明将廖应登之后，他曾想利用廖的部卒窦成前往桐城诱降。“贼问成：‘若能往否？‘成许之，无难色。”看上去，窦成打算为虎作伥。然而到了桐城墙外，窦成登上了一个土丘，在看到守城的人群里有自己认识的人之后，便大声喊叫，“我廖将军麾下窦成也，贼胁我诱若令降，若必无降！若谨守若城，且急使人请援。贼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计穷且去矣！”其意便是，要对方一定不要投降，而且告诉对方，流寇想挖掘地道破城，可地道里全是石头打不通，没有办法就要撤围离去啦！押送窦成的两个士卒，被窦成弄得个出其不意，“相顾惊愕，遂以刀劈其头，脑出而死。”（刘大櫆，《窦祠记》）但窦成以一死，换得了守城士卒勉力同心，最终又一次保全了桐城。

窦成，为蜀人，桐城人感念其功，于县治之西北建祠以祀之。让我颇有一些惊奇的是，当时桐城的先后两任县令——杨尔铭、张利民，前者亦是四川人。

据戴名世所著《孑遗录》称，杨尔铭是四川筠连人，以进士分发桐城为县令，时在崇祯七年。他“年少有奇才，为桐七年，民爱之如父母，御寇治兵皆有法度”。这也让桐城人在面对危难时能同仇敌忾，除了有勇士站出来助守将守城，还在军中不暇作食时，响应杨尔铭的号召“速济之”，“各炊熟米麦数百车。”

正是这种上下同心，张献忠只能在野外，而不是在城里搭台，庆祝他的三十四岁生辰。尽管在这次生辰之上，有梨园子弟演出《过五关斩六将》、《韩世忠擒王》、《尉迟恭三鞭换二锏》三出戏，但是在两年之后，张献忠卷土重来，誓言“必破桐”，但又垒高台、掘隧道，采取立体围攻战术，却依旧劳师无功。

多年后，刘大櫆在作《窦祠记》时感慨，“当明之季世，流贼横行，江之北鲜完邑焉，而桐以蕞尔，独坚守得全，虽天命，岂非人力哉！”其意便是，桐城之所以能保全，不仅因为“天命所在”，更得益于人的原因。像窦成这样的小人物，也能深明大义，舍生取义。他值得让一城的官宦士绅，无不跪拜在他面前叩首致敬。

如果没有这些小人物的付出，桐城一旦落入张之手会怎样，谁也不好说。看看他在复陷六安时，“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而在打下蕲州之后，“令荐绅、孝廉、文学各冠带自东门入，西门出，尽斩之……”我有时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对读书人有如此深仇大恨，但我也不难想象，桐城的文化也一定会遭遇浩劫，也很难会有清一代的辉煌。

后来，在朋友给到我的一段资料中，看到张献忠在近邻舒城的一些作为，“屠城，”并将舒城改名为“得胜州”，更觉后怕。

今天，当我站在桐城城区于年重修的东作门前，依旧还能感受到当时的硝烟，和呐喊。唯有门前一河龙眠水，无语南流。

03

这是一条灵水，出自桐城西北的龙眠山。它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大别山在东边的余脉。因为“山尽山复起，宛若龙眠形”，所以号称龙眠山。正是在大小二龙山之间，龙眠河斗折蛇行而出。它在穿过古城之后，一路向南汇入嬉子湖。这是桐城唯一的内陆天然湖泊，在接纳挂车河之后，其下游与菜子湖连体过枞川汇入长江。

某种意义上，桐城是一个鱼米之乡。打小我便记得，这里的稻谷一年两熟。每年的暑假正是桐城人“黄汗淌黑汗淋”的苦日子，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栽种晚稻。但辛勤的桐城人，早出晚归，用“卖背心骨”来养活家庭，并支援家乡的建设。

加上桐城北接庐州（合肥）、南连安庆，清初桐城诗歌总集《龙眠风雅》序言中称，“龙眠介南北之交，为江淮之都会。”如果能打下桐城、安庆，溯江而上，可以直逼荆楚，和天府之国。顺江而下，可以直捣南京。尽管在朱棣时“天子守国门”而迁都北京，但南京依旧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南京只有一箭之遥的桐城，非常适合作为去往南京的中转之地。所以这样想来，张献忠之所以对桐城念念不忘，也是战略安排。窦成、杨尔铭在守城上坚定不移，也算是为自己的老家作贡献。

这样的地方，自然也是移民的好地方。姚鼐家族“上世为余姚人，元至元间有仕安庆者，逸其名，悦桐城山水，居焉”。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因为战乱——宋元时期纷起的硝烟，让徽州和江西成为官兵与起义军的拉锯之地，逼迫着当地的名宗巨族只能不断搬迁。相比较其它地方，桐城距离这些地方并不遥远，文化和环境相差不大，加上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所以后人纷纷而至，其中，来自江西的，尤以饶州鄱阳瓦屑坝为主。

随着移民压倒土著，当地的人口结构被彻底改变，而文化更是多元。别看今天的江西很落魄，但在宋元时期，它和徽州一带，是中国学术上的一个高地。“宋、辽、金时期的江西、新安一带是理学家、诗人、散文家的策源地：其地书院教育最为发达，著名者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象山书院、盱江书院等，讲学者有朱熹、陆九渊、周敦颐、吕祖谦等，旨在研究、传播理学。其地是文章学重镇，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皆是江西人，至元代，危素古文卓著……”（《地理与学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辨》，王思豪）这些大家族的到来，携来理学与辞章学的深厚艺术传统，也让桐城兴起诗书之风——明永乐二年（年），桐城明代第一个进士横空出世，他即是桐城麻山人刘莹，其先祖原住婺源。

这也很能理解，为什么“六尺巷”的典故会出现在桐城。“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让墙诗”的主人正是康乾时期的“父子双宰相”中的父亲张英。他的先祖于明洪武、永乐间自鄱阳瓦屑坝迁居桐城。理学的熏陶，让父子一辈子都选择了忠君报国，同时拥有了“礼让”的大气度。

但在讲究和谐的同时，颠沛流离的经历，也让他们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加爱护。这大概就是张献忠在桐城会连续碰钉子的一个缘故吧！

我爱这片土地，也爱着这里的人民。但有时我也常想，我的根到底是在哪里呢？以前的大半个中国，“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那么，我的祖先是来自瓦屑坝、婺源，还是余姚、青阳、淳安？

只是，这样的念头也无非想着好玩而已，事实上，经过了这么多代人，即使真的是移民，也早已把异乡作故乡了。我们寻根，应该寻的是桐城的根。

只是，真的等我将视线投向龙眠河的历史上流时，在隐隐绰绰中等待我的，是大吃一惊。

04

桐城，古属群舒之地（春秋时期以前，对大别山以东地区氏族方国统称为舒），亦是“古之桐国，”（《桐城县志》），其“桐国”的大名，大概是因为此地盛产桐树。

桐树不是那种在初春开出喇叭花的梧桐，也不是上海老租界中由法国人带来的二球悬铃木，而是低矮的但果实能榨油的油桐。榨出的油可以糊纸伞，甚至是帆船，主要用作防水。然而，就像今天的桐城已经很难找到油桐，桐国之名也很快昙花一现。在春秋时，几经依附吴或楚之后，桐国消失。秦时，其地属舒县，隶九江郡。

这个九江郡是当时的三十六郡之一，郡治并不在今天九江，而是寿春（大约相当于今安徽寿县寿春镇）。不过，它大体上管辖着河南南部、安徽大部、湖北大别山一带还有就是江西全省。从中也可以看出，桐城和江西的关联。

就像今天的九江常有意无意把自己和九江郡联系在一起，舒城也对舒县产生了某些暧昧的联想。一说，舒县和今天的舒城一脉相承，又一说，舒县之舒非舒城之舒，该县治所不在舒城，反而在今庐江县城西南一个叫“城池埂”的地方，地名大城坂（今遗址城墙依稀可见，30米护城河尚存）。日后，该县又成为新设立的庐江郡郡治。

谁也没想到，让我们骄傲的桐城，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曾拥有独立的行政区划。我不曾留意过的近邻，还曾是桐城的一个重要源头。

也就是这个庐江郡，出了中国教育史上最牛的人物之一，文翁。今天的四川，能成天府之国，一个是得益于李冰，他修筑了都江堰，二分岷江，让经常发大水的成都平原，得以水旱从人，另外一个就是文翁。他在汉景帝末年出任蜀郡太守，开湔江口，发展水利事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推崇仁教，重视教育，让民风鄙陋的偏远蜀地，从此有了教化。今天的成都，还有著名的石室中学。不得不说，得益于文翁化蜀，让他的家乡在多年之后深受川人给予的好处。这大概就是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文翁，庐江郡舒人。因为这个“舒”字，让舒城一度和就近的庐江抢起了这位名人，除他之外，被抢的还有同为“舒人”的周瑜。

但说起来，此时的舒城县，和桐城一样还不见踪影。根据《汉书·地理志》，当时的庐江郡“领县十二”，除雩娄（今河南固始县黎集）、寻阳（故址今属江西）外，其余10个县均在今安徽境内。其中包括郡治舒县，以及襄安县（治今无为县襄安镇）、临湖县（今无为县百胜乡临湖圩）、皖县（今潜山县）、湖陵邑（今太湖县东）、松兹县（今宿松县）、潜县（今霍山县），此外，还出现了三个名字，一个是居巢县一个是龙舒县，还有一个就是枞阳县。

前两者至今让人莫衷一是。居巢曾被今天“三家分晋”的巢湖市（地级）当成自己的前身，但事实证明，它更像是桐城位于嬉子湖畔、王阳明也曾拜访赋诗的练潭。至于龙舒，有人说其故地即在舒城，今天的舒城也以龙舒自称。但姚鼐在《汉庐江郡沿革考》写道：“龙舒，盖得今怀宁北、桐城南地。”舒城之所以号称龙舒，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母亲河——杭埠河，是从龙舒县所流下来的，古称“龙舒水”，进而以水呼城。历史的变幻，以及资料的缺失，让很多传说和考证变成了立场不同的各据一词。

倒是枞阳，相比它们，历史要清爽得多。这个从舒县分出来的县城（县治位于今天枞阳镇），大多数时位于长江之滨，正处于嬉子湖菜子湖的入江口。由于地处要津，自古就有“蛟龙之害”。元封五年（公元前年），一代雄主汉武帝曾于此射杀了一只“蛟”。“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汉书·孝武帝本纪》）但这并没有改变枞阳水患频发的局面。小时尿床，父母就故作威胁，“枞阳发大水，淹（读安）死来尿鬼。”

不清楚是否缘于这个原因，枞阳县在几经周折之后，开始向龙眠河的上游拓展。南朝梁时，重新复设的枞阳县，已将县治设在今天桐城东门外。隋大业九年，又于此筑同安古城。此时的枞阳，业已改名同安。而原先的枞阳，作为同安的东南乡而存在。

尽管距离成为“桐城”还有一段距离，但古城的建筑，让桐城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本体”，也因此拥有了自我意识。

到唐明皇至德二年（年），因为忌讳安禄山叛唐，改同安为桐城，此为桐城县名之始——这样一来，桐城从“实体”到姓名，已经一应俱全，真正成型。

也正是在枞阳改名同安前后，推行以州统县的隋朝，于隋开皇三年（公元年），废庐江郡置庐州，州治由舒县移建于合肥。为保存旧名，改舒县为庐江县。至此，“舒县”消失。但是，舒州和舒城县却相继而生。

前者领怀宁、宿松、太湖、望江、同安5县，形成了今天桐城所在安庆地区的主体格局，安庆中的安便来自“同安”（某种意义上，桐城是安徽的源头。因为安庆之名源于桐城，安徽之名则源于安庆和徽州）。后者则是在年，国家析庐江、合肥两县地而置，属淮南道庐州。这也是舒城县的正式源起。

此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兄弟，正式分家，各自顶门立户。相比较政治中心偏移之后的庐江，以及后起的舒城，由于“抵天柱（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桐城开启了自己弯道加速的大好人生。尽管同安古城在两度迁徙之后，“故城倾圯。”但在明万历间，在“乡贤盛侍郎汝谦、吴布政一介二公”的经营下，又建新城，“有门六，东曰‘东作’，东偏曰‘向阳’，南曰‘南薰’，西曰‘西成’，西偏曰‘宜民’，北曰‘北拱’，各有楼，计地八百二十七丈，计雉堞一千六百七十有三，计费银二万一千二百两有奇……三月城成，南京礼部尚书翁大立撰记勒石东城外。”入清以后，桐城县城又经历多次重修。这不仅让桐城成了新兴的移民城市，也保证了桐城在面对张献忠时，有了抗敌的底气。

自此，桐城长成了我们所期盼的那个样子，甚至让庐江和舒城相形见绌。只是，也就在桐城一马平川之时，时代却悄悄地给它挖了个坑。

05

刚在外省上大学时，迎接我的称呼，不是才子，而是“桐城谬种”——这个源自钱玄同的说法，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钱玄同需要破旧立新，而作为引领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派，自然成了他祭旗的好选择。

只是有意贬低，改变不了桐城人为国为民、与时俱进的初心。事实上，在上承程朱理学的同时，桐城派其实也一直在强调经世致用。到姚鼐的侄孙姚莹这里，更是以军事家的身份，将经世致用的思想发扬光大，备受林则徐和魏源等实干家的认可。尽管对因康梁变法而诞生的京师大学堂不感兴趣，最后弃“北大校长”一职而回老家创办桐城中学，吴汝纶也曾赴日考察教育,写下了洋洋十二万字的《东游丛录》，在详尽地介绍了日本的教育现状之外，还具体设计了我国的学制蓝图。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壬寅学制”修订为“癸卯学制”。（《丰碑还是谬种？桐城派的二百年沉浮》）

但也很可惜的是，由于放弃了北大这样一个文化中心，桐城派最终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相反，已无平台可助自己反击。

进入民国之后的桐城，城运即国运。由于抗战的爆发，桐城因处于日军进攻陪都武汉的节点，两次受到日寇的侵犯。为了防止日军据城而资敌，“铁打的桐城”在年春选择了“自毁城墙”。这个“巍然为皖省列城之冠，保障人民防变乱者将四百年”的古城墙，自此遭遇灭顶之灾。这既是不幸，但也见证了桐城人民的牺牲。

让桐城再受一击的，是枞阳的离开。这个曾代表着桐城过去，也和桐城融为一体的“东南乡”，曾和桐城亲密无间千余年。但到了民国，暗潮涌动。当地邑绅陈澹然、方培卿等44人，联名上《桐城东南乡另设县治呈启》于省府，拟于东南乡另建“新桐县”（原县址拟建石溪，其县境版图与今天的枞阳版图几无二致）。结果没被采纳，但桐城还是没有逃过被一分为二的命运——新中国诞生前夕，桐城的东乡全部、南乡大部、北乡一部被划出，单独成立了桐庐县。新中国建立之初，桐庐县更名为湖东县。年，县城由汤沟镇迁至枞阳镇，恢复汉时县名——枞阳县。

据说枞阳重新设县，是因为此地距离桐城县城相对较远。在硝烟四起的战乱时代，这里一遇突发事件，很难及时报知县城。即使得知，也鞭长莫及。

这种分离对桐城造成的伤害无比巨大，毕竟两者共同孕育并壮大了桐城文化。而且，枞阳的离开，让桐城丧失了重要的沿江水道。随着严凤英的老家——罗岭镇在安庆做大城区的过程中被吞食，桐城只有靠着一小块“飞地”——鲟鱼镇，才能和长江保持着关系。但就是这个鲟鱼，今天还被枞阳继续打着主意。

更要命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以农立县的桐城，虽然享受了旧时代的荣光，却有被新时代拉下的危险。这里好山好水，却没有好的工业资源。这也一度逼迫桐城人继续“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传统，尽量走出去。

但好在桐城人的志气、血性，以及聪慧，却不可被剥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资源。从小我就熟悉一个词，那就是“跑推销”。他们从外面引进资源，然而又通过自己的加工，将成品卖到全国各地。这也就是所谓的，两头在外，全靠脑袋。桐城的四小产业：小刷子、小袋子、小配件和小盖子，就是这样做大的。桐城的乡镇企业也因此风起云涌，成为安庆的典型。我的身边便有不少这样的亲戚，在农闲之时背着样品，赶到某个城市，一家酒店一家酒店的上门，一家超市一家超市的问询，寻找合作的机会。年，桐城之所以能撤县设市，也在于这些桐城人的奋起。某种意义上，桐城和鸡毛换糖的义乌，互为镜像。

如果不说，你很难相信，桐城在今天不仅拥有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而且还拥有一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正是四小产业的发展，为桐城培训了工人，也打下了产业基础。

但问题依旧如影随形。一个是小产业的难题。它可以助小康，但性价比过低，很难图强。况且，由于粗放经营，对环境也造成相当冲击。

二个是安庆的失落。身为当年的长江五虎之一，安庆曾一度引领安徽。但省会在建国后的旁落，加上安徽自身在多年内想融入长三角而不得，安庆日渐不安，甚至连枞阳也保护不了，被隔江而望的铜陵割占。桐枞虽然分家，但好歹同处安庆，现在居然分属不同的地级市，让人更为伤心。此外，没有安庆这个龙头的带领，桐城难免需要孤军奋战。

相反，北边的舒城虽然归属六安，但更靠近合肥，受合肥都市圈的“笼罩”，这些年来对桐城紧追不舍，而庐江则在巢湖被“三家分晋”之后，成为合肥的辖县。因接受合肥产业外溢，更是在GDP上于年前后实现对桐城的反超；

这种来自兄弟之间的前后对比，杀伤力巨大无比。但它们显然不止在经济上弄个高下，更要命的是，它们还要在文化上，向桐城宣示自己的存在。

06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这是来源于《宋史·李公麟传》中的论断。毕竟《宋史》是在元朝时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时间隔得不远，相对来说比较权威。尽管在明朝之前，桐城文化不显，但好歹因为大画家李公麟的出现，让桐城多了底蕴。但由于桐城曾一度县名不定，导致后人将他干脆记在了舒州的名下。

然而，正因为这个“舒州”，让曾和庐江争文翁争周瑜的舒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在以讹传讹中，舒州变成了舒城。但正如前文所叙，舒州和舒城毫无关联。舒州是今天的安庆，舒城则旧属庐州。但不管如何，这种争名人，同样也是源于人家对自家城市的赤子之心。

但让桐城有些膈应的，则是来自原为一体的枞阳县的“动作”——它们不仅大作特作刘大櫆、吴汝伦的文章，而且对姚鼐、方苞、戴名世“虎视眈眈”。

对前两者我们也较能理解，毕竟他们原籍枞阳，所以也不算硬抢。但枞阳看上后面几位就有些让人无语了，事实上，方苞生于南京六合，其始祖的始迁地是桐城县城凤仪里，今址尚存；姚鼐和姚莹虽然是枞阳麻溪姚氏最著名的两位族人，但到姚鼐、姚莹时，姚氏家族在桐城已繁衍生息了数百年，传承十几代人了，远远超过他们在麻溪生活的时间……所以，更准确地说，他们不仅是老桐城人，同样也是今天的桐城人。但正因为和枞阳“沾亲带故”，给了对方搭便车的大好机会。

我也从网络上刚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为《加速文旅融合，打造长三角休闲康养胜地》，似乎是新写的，里面就建议，“‘十四五’期间，要重点谋划‘中国桐城派名人故里游’精品线路，以浮山为中心，将方氏名人文化园、左光斗纪念馆、吴汝纶陈列室、刘大櫆故居、姚鼐墓园等串点成线，建设‘枞阳名人大道’，作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线路。高标准规划建设‘中国桐城派博物馆’，展谒桐城派名人遗存。”

在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合二为一的今天，谁都知道，文化对一个城市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枞阳努力打造桐城派，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们也承认，正像桐城是个移民城市，桐城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流派，它融合了百家之长，也有像曾国藩、严复这样的外地传人，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有狭隘的门户之见。桐城可以提桐城派，枞阳可以提，铜陵也可以提，其实传承了桐城派精神的地方都可以提。但有些让人无语的是，枞阳一边在宣传桐城派，一边又在割裂自己与桐城之间的关联。看它们在提刘大櫆、吴汝纶时，总有意无意地，抹杀他们的“桐城”身份，而更强调他们是“枞阳人”。这就不免看出枞阳内在的心理矛盾了——它们希望有桐城派撑腰，但又希望突出枞阳这个主体，不想让桐城抢了风头。事实上，枞阳虽然是桐城的过去，但今天的枞阳，必须要从桐城身上找源头。

但话又说回来，舒城、枞阳的动作尽管有所争议，但它们对文化的看重，反衬出了桐城的不足。不知道是埋头发展经济，还是名人资源太多了被抢几个也无所谓，还是真有可能把“桐城派”当成了老古董，桐城在自身的文化弘扬上有些失语。

就像我在相当长时间不曾清楚桐城的来源，即使在母校读书时，也只去过只有一街之隔的文庙一次，以及区区数百米远的六尺巷一次……那个时候，文庙老气横秋，根本让人想象不出无数进士从这里走出，而六尺巷，在当时似乎也只是一家敬老院（？）里不起眼的存在，它们似乎都被这个时代给抛弃，但幸运的是，不管时代怎样发展，“勉成国器”永远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后人的要求，相反，它越喧嚣越泥沙俱下，以六尺巷为代表的和谐、礼让文化，就越不过时，也越是这个时代的解药。

今天的六尺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它和周边的文庙、桐城中学，构成了桐城文化流变以及传承的一个重要景区。

我们需要桐城重视难得的文化资源，就像古城墙可以推倒，但文化却不可放弃。一方面，它是凝聚天下桐城人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能成为桐城发展的抓手。

尽管今天的桐城，在产业上暂时很难像庐江那样得到合肥的青睐，但是旅游资源相对短缺的合肥，也无疑需要桐城。它们可以组团，让每个来安徽的游客，在感受合肥的现代科技之余，还能回到历史，用文化来浸染心灵。

同时，桐城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也让桐城在面对变革的洪流，以及产业的困境时，能用更宽广的心胸和更开放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从老家的一些官员和朋友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努力转型升级的决心和意志。比如说，将绿色包装和机电装备作为自己的首位产业。这除了能发挥自己曾经的优势，又能链接新的资源，面向未来。

此外，桐城文化中的勉成国器、和谐礼让，也让桐城学子源源不断地踏上为国争光、为家乡奉献之路。如果说过去它是文都，今天的桐城，俨然已成为院士之乡。

老一派的，有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朱光潜、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钢铁泰斗”孙德和等人；新一代的，有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雷达探测技术专家吴曼青，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生命科学专家程和平、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复全，以及在中国工程院年院士增选中脱颖而出，荣登中国工程院院士榜单的彭寿……

他们不仅让桐城为更多的人所知，其人生也无疑会激励每一个桐城学子。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反哺”家乡。据我所知，身为中建材董事长，曾造出世界最薄玻璃的彭寿，很早就在桐城投入巨资设立生产基地，力助家乡经济转型。

年，因为有朋友刘忠池在太湖旁的丁蜀镇打造紫砂文旅城，邀请我去了一趟苏南小城宜兴。让我惊叹的是，这个小城不仅有著名的紫砂文化，还出过4名状元、10名宰相、15名将军、27名两院院士和多名大学校长——这种文化的“高地”是谁也无法攻占的，也是它人无法复制的竞争力。站在它的躯体上，我立马想到我的家乡。

除了这些大佬，我身边还有很多同学和朋友，诸如在老家的张复汉、刘龙胜、项高鹏等人，在长三角的王永、张九六、汪永明、崔波、金松、金国庆、藕春光、周亚元、高茵茵、徐迎春、张小益、马自应，在南方沿海的孙俊柏、高国平、戴福全，以及被多家风投看好的贝德凯利电器的夏贤志……也在各行各业中，努力成为未来中国的中坚，以及家乡发展的“后盾”。

当然，作为桐城派的后人，也不能在新时代的写作上毫无作为。尽管在母校读书时一直敬仰的陈所巨老师早早便驾鹤仙去，但在中国文坛上，还有陈先发和洪放、王联合、渡庵，以及李国春、汪茂荣、江觉池、白梦、胡堡冬、光其军，和兄长胡启新等人，正不断地向世人推荐优秀的桐城派文化，不断地在用文字刻下桐城的名字。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是公司老板，有的是一线工人，有的甚至还是种田犁地的农民……但抛开外在的身份，“桐城”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意识，也是相信未来的共同答复。

在自我的重新觉醒中，今天的桐城，又开启了全面提速。而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莫过于高铁在桐城的开通。这个多年来只能靠着一条普通铁路联系外界的地方，不开高铁则已，一开就是双黄蛋。除了孔城设有桐城东站，靠近我老家的则有桐城南站。这也意味着，我不需要再赶往城区，在家门口就可以赶上高铁。

这既是桐城的造化，也是人民和时代对桐城的选择。它不仅帮助桐城重新找回当年九省通衢、江淮都会的枢纽位置，而且推动桐城有效地对接合肥，并积极融入长三角的产业链条当中。更重要的是，它有助桐城文化更多地走向时代和未来。

也正是在途径桐城南的G身上，我发现这是一趟环状闭合高铁，它的始发和终点都在合肥南，但除了桐城南之外，它还分别设立了舒城东、庐江西等站。

这也意味着，曾经顶门立户的三兄弟，终于又一次“握手言欢”了。不像以前，我公路走舒城，就过不了庐江；铁路走庐江，就没办法在舒城下车。不管怎样争来争去，远亲总不如近邻，何况大家曾经那样亲密无间。

只是，当我们转头再看看窝在东南一角、转投他人而去的枞阳，只能顺大江东流，却至今都没有一个火车站，不免百味交集，真心希望桐城的曾经，也能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