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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之间：庄子的伦理意识与语言观念》

刘书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出版庄子在人们眼前铺写出一个“物”的世界。大量的物象出现在他的文中，鸟雀能言，禽兽能语，千变万化，光怪陆离，造就了中国文学中的奇观，更为重要的是，“物”是其思想的一个关键概念，很多话题都围绕着它展开。“物”列布在每一个人的周围，挥之不去，避之不能，它们有可能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应对的烦扰，也会成为随时随地都扑面而来的欣喜，是与其相刃相靡，还是共生共养，取决于能否以恰当的方式与之相处，这也正是能够逍遥自适、潇洒世间的关键。往大处说，在庄子的想象中，那邈远不可穷届的“天”，也是由不可计数的“物”勾连而成，“天”的运转不息，实际就是万物互相推搡、互相牵掣的结果，每一个个体的变动，都由万物合力促成，也将引发一系列无法阻止的连锁反应。作为物之一种，人也势必要生存在“天”的辖制里，在与物的互动中获得自己的命运，在这万物连结而成的整体中，是如鱼得水般恣肆邀游，还是如陷网罗，总是觉得身处禁锢之中，更多的，取决于自己内心的态度。总之，在庄子这里，对于每个人的生存而言，如何待物应物，是一个必须妥帖应对的问题，如果说如何理解、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伦理问题的话，这也意味着，庄子思想里蕴含着极其深邃的伦理意识。考虑到在庄子这里，“物”不仅包括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还将人也容纳在内，那么，庄子关于物的论述里有着充沛的伦理关怀就更加容易理解，他思索的接物之道，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待人之术，是如何在处处埋伏着危险的人间世里，找到避让闪躲的路径，全性保身，终其天年。他当然也设想过完美的人类组合形态，其齐物之论则充当了其想象力的基础：无论是通过“小大之辩”来齐同小大，还是引入“道”的视角，以“道”的无所不在为由，证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抑或是从“物化”的角度，揭示万物本无彼此之差别、皆是一气之流转，庄子都试图证明，尽管充满差异、各自不同，所有的事物都有着平等的价值，不应强分高下，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尊重，不应敌对欺凌。理想的社会形态里，所有的人都应该顺应自然，在与他人、外物的交互作用中，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性，并随时刷新自我，所有人，都将不会被某些来历不明、居心叵测的规矩框定，变得千人一面，面无表情。基于这种伦理意识，庄子对战国时期的政治形态，对百家诸子习焉不察的政治思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政治，特别是当时正在形成的专制政体，都是在上位者“以己出经式义度”的产物，这种机体总是试图清理差异，把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推挤进标准化的模板之中。万物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世界的丰富多姿，但也滋生着逃逸出操控的风险，讲究整齐划一的政治对此难以容留，在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的过程中，难免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当然，在对外的宣传里，政治总是掩饰着自己的暴力本质，以各种合理正当的理由为自己加冕，其中，君主，或者其所率领的官僚群体，宣称自己掌握了“物之同是”，知晓了能够给所有人提供适宜的生活的道理、规则，是一种颇为常见的论调，战国诸子也正是以此为由游说君主、求为所用。然而，无论是区分天人、凸显人的生命和感知范围的有限，还是辨析名实、证明“名”在认知过程中并非全能，庄子都表明，“物之同是”的获得绝无可能，天下为公的高调之下，往往遮掩着某些人的一己之私情。政治非但未必能给人适宜的生活，有时很可能戕害个体生命，庄子的这种观点显然与其对战国时世的观察有关，兼并战争促成富国强兵的需要，变法运动确立的机制，基本以最大限度榨取人民的力量为目的。然而，即使儒家、墨家的仁义之道，亦不能免乎强矫民人的弊端，这是一个体制性问题，无关乎居于制高点的人，是隐恻民情的圣王，还是严苛冷酷的君主。由政治操控的生活，或多或少，总要剥夺个体的自由，历来称颂的圣主贤君，何曾给人们提供过一个彼此相忘、各得其所的江湖？由此，在庄子设想出的理想社会形态里，所有人都不必进入规定的模式，都能够顺任自然，发挥自己天生禀受的能量，并随着时势的变化，更新着自己的存在状态。不能说庄子的设想多么严密，他对人类的自然状态的肯定，植根于一个关乎人性的假定，即天地自然的供养，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欲求，而这未必合乎事实。然而，这已经足够提醒人们注意一些问题：很多欲望，究竟是人类与生俱来、必须餍足的，还是有某些外在的力量，通过一些或直露、或隐秘的手段，不断刺激欲望的增殖，进而实现对人类的操纵？庄子理想的社会形态是无中心、无层级的，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轮转不息、不能固定，他显然没有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指点众生的圣王留出位置，这与战国时代大多数的思想者都有所不同。可是，既然已经堕身于艰危之世，已经被抛掷在一个混乱无序、苟全性命都大不易的世界里，如何回归恬静安宁的理想社会形态？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庄子似乎至少在修辞上，又落进了当时思想界圣人救世的窠臼里。他认为，当圣人的内心修为达到相当境界，“坐忘”之后，“心斋”已成，自然会焕发出强大的感染力，感化周边已经堕落的人群，让天下归真反朴，这就是“虚而待物”的效应，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功能。乞灵于圣人的个体修为，无怪乎后世有学者以“内圣外王”的模式来解庄，然而，庄子在一些字句里渗透出来的紧张、焦虑，在浑沌之死这样的寓言里流露出的对他人的恐惧，都在消解着他所说的圣人应物无碍的效果。“虚而待物”，不用自己的成心去打量他人，不用一己之知来衡量外物，与物宛转随顺而不违逆冲突，是否就能让物以同样的方式对我？如果不能保证尊重、同情的交互，物的繁多恰恰意味着危险十面埋伏，而“堕肢体、黜聪明”以求“无己”，也就有可能蜕化为自我的隐忍、克制。寄希望于“心斋”一类精神修养的效力，几乎可以算是庄子思想中最薄弱的一面。万物的包围让生命充满不可预见性，这会使每个个体的存在经验更加丰富，但同时，“物”总是有溢出“我”的感化的可能，总是有引发危险的潜力。即使搁置这一问题，庄子的“虚而待物”，仍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他看来，只有涤荡内心、澡雪精神，才能恰当地应对万物，祛除“成心”，弃绝个人偏狭的知识，才能避免与物违碍并且“寓诸庸”，让万物自如地挥洒自己的才能；而“丧我”之后，才能平和地面对人生的诸多境遇，不颠簸于悲喜的起落，不流离于情绪的波折。总之，对“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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