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诗学：

音乐分析学的审智之美

文◎叶松荣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年第6期。

摘　要：文章主要揭示了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理论所隐含着的三个特质：一是诗意的面对，它更多地包含了创造“艺术的符号”与“有意味的形式”之诗化美；二是诗性的审美，它更多地包含了作为结构诗意的栖居、结构诗性的栖居与结构诗学的栖居之韵律美；三是诗学的方法，它更多地包含了音乐作品之形本身解析、音乐作品之形而上思辨，以及形本身与形而上之间的智性之美。由此带来了一个充满艺术感的音乐分析学的审智之美与理论创新之美。

关键词：结构诗学；诗意；诗性；诗学；音乐分析学

诗意的面对、诗性的审美与诗学的方法，是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诗意、诗性与诗学的理论范畴，可以更好地考察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理论整体观，及其独特的理论特质，加深认识该理论在音乐分析学中的实际功用及理论意义。

一、诗意的面对

在音乐结构的诗学理论研究中，贾达群对创造艺术的符号与形式的“诗性”活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艺术不是直接对应它所面临的世界，而是“诗意”地面对。这种“诗意”的载体，其实就是艺术的符号和形式。创造这种符号和形式的活动，可以被称为“诗性”活动。这种诗性的智慧，是人类共有的本质属性和精神语言。这种诗性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第一层——创造艺术的符号；第二层——创造“有意味的形式”。

（一）创造艺术的符号

创造艺术的符号也即“创造艺术的音乐”，其简要而明确的解释来源于苏姗·朗格的解释学理论：“音乐的含义就是符号的含义，这符号乃是一个可被十分清楚表达出来的感觉对象，它凭借自身的能动结构，表现生命经验的种种形式，关于后者，如果用语言来传达则是最不恰当的。音乐的含义由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来构成”。由此，苏姗·朗格提出了她最重要的美学命题，即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在这里，无论是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都运用到了饱和的状态。所以，创作艺术的符号不是神秘的，只要我们理解了苏姗·朗格这一理论的本质、特征及其在艺术品创造中的作用，我们也就能够很好地运用它。贾达群是一位作曲家，灵感冲动是很激越的，这与他的人文情怀、哲学修养有关，他提出的“诗性的智慧是人类共有的本质属性和精神语言”，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从学术化的角度看，“音乐创作即寻找并构建将本身没有意义的音响材料组成具有意义的音乐所需要的那种组织形式和逻辑结构的‘诗性活动’。……对音乐的认识，似乎不在于确立音乐是什么，而在于知晓音乐结构之间，特别是形成音乐结构元素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似乎才是音乐的真正本质。”按照这一逻辑推理，音乐结构是由若干结构元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动态中形成的。对于艺术品的分析，“人们不仅要描述其内在结构——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描述它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它又形成了更大的结构。”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个别属性，一切个体的性质都由整体的结构关系决定。这些想象是“由各种音乐结构元素所构成的一些或同或异的音乐事件（内部构造），在一个广袤的空间范围（含物理音响空间与心理思维空间）及有起讫的时间过程中按一定的方式，逻辑地加以分布、组合（组织方式）所形成的，并与物理（物质）、心理（精神）共识的天然结构态相吻合的整体结构关系，便是音乐作品的结构形式。”这一系列过程，也显含或隐含着结构主义的思维本质——传递“结构力”的作用。创造艺术的符号，也就是从知晓音乐结构之间，特别是形成音乐结构元素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探讨中派生出来的。

其次，从音乐分析的角度看，贾达群敏锐地感受到：“音乐分析就是对音乐创作这一‘诗性活动’的方方面面给以深度的探寻和解析，是通过深入观察、精细分析艺术品之形式化程序的逻辑以及厘清该逻辑与艺术创作观念（音乐意象）之有机关联，从而探求艺术品本身所存在的学术性含量及其审美价值。”这一观点的确已触及音乐分析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方面，分析者如果没有对音乐形式化文本中的各结构元素及其关系，以及对作曲家创作技法的深切认识，那么浸透着人类情感的结构手法是很难被人们完整认知的。所以，贾达群早期提出的结构诗学概念，既没有离开结构主义的理论本质，也没有离开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结构诗学”的学术理路，而是与之一脉相承，并有所超越。贾达群是在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结构诗学”理论基础上，突破其有限的空间，在对音乐结构三要素（整体性、转换性与自身转换性）阐释的基础上，闪耀着诗意、诗性与诗学的理论火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结构诗学理论范式。

一是在音乐结构及其生成现象中融注了对艺术分析的重视，也即“关于音乐结构及其生成现象的探讨，是关于结构的艺术的探讨”。

二是音乐结构的诗性功能阐释，又体现了贾达群构建的结构诗学理论范式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并随着其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实现其结构诗学理论的新境界——音乐结构研究的诗性策略。

三是受H.申克理论的启发，形成了“天然结构态”观念。音乐中的天然结构态，即存在于绝大多数音乐（包括传统民间音乐和专业创作音乐）中的一种天然、自为的逻辑化结构形态，从“天然结构态”自身理论的范围内，应该以“整体性结构”“二分性结构”与“三分性结构”为基础，凸显“天然结构态”作为建筑学意义的构造特性，并与“人、社会、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物质空间及其结构，以及所有这些给人的知性、智性提供形成、进化、发展的源泉和路径分不开的”。因此，贾达群的音乐结构诗学理论的另一意蕴是，承担起“作曲与分析”的整体职责。

四是明晰了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理论构建的诠释路径——以“结构分析学”为中心，勾画出相应的理论逻辑性与音乐结构的谱系化特征，诸如：音乐结构与曲式的关系、结构的律性与灵性、结构元素、结构力、天然结构态、结构功能的演化、结构对位等。从贾达群的音乐结构构思的实践探索看，不论是“天然结构态”说，还是“结构对位”说，也不论是“结构对位之层级与类型”说，还是“结构二元性之文本结构与动态音响”说，都呈现了贾达群在寻找交汇于诸结构当中，而化身为诗性的艺术的轨迹，以达到“诗意般的栖居”，进而形成具有统一体的互补性的音乐结构诗学理论。

另一方面，贾达群有着丰富的音乐创作体验，因此，他以作曲家对音乐的创作过程为逻辑起点，十分强调分析者一定要立足于作曲，从作曲家角度对结构进行动态观察，即在体悟作曲家创作过程中去寻找突破，去发现新问题，寻找音乐创作轨迹，这样才有可能真实地还原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与“音乐作品之形本身解析”，进而在鉴赏之余加深对艺术品的认识，展示出哲理性的理论诉求（音乐作品之形而上思辨），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当然，这也难免陷入“作者中心论”的局限，而“如果单一地从作家（作曲家——引者注）的创作理念出发来把握、分析文本的话，那么，不仅会无视这些（文本的诗学形态中留下许多矛盾的）‘痕迹’‘缝隙’的存在，而且，所把握到的思想结论也必然是浅显的，因为正是这些‘痕迹’‘缝隙’等凹凸不平的因素的存在，才使得文本充满如此丰富多彩的质感。直接从思想理念而非诗学形式出发的解读方式，其结果的另一种表现，就在于一个研究者在获得表面上的‘思想深刻性’的同时，失去了必要的艺术的敏感性……诗意是最自由的，也最具有解放性，它总是以充满创造性与想象性的方式消解了一切存留在我们心灵中或理念之中的规范、约束，开拓了我们的思维空间和精神空间，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与对象、自我、世界进行自由、深入地对话的通道”。所以就一般意义而言，贾达群对“创造艺术的符号”之思维，是以“诗性活动”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能够为分析者提供一种更富思辨性理论范式。

（二）创造“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form），原是克莱夫·贝尔（CliveBell）首先提出的，在《美的假说》有一个经典问题：怎样一种素质是引起我们美感的一切事物所固有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即有意味的形式……一定的形式和形式间的相互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我把线条与色彩的这种关系和组合——这些在审美上动人心弦的形式，叫作“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贾达群是借用了贝尔的术语。但不同的是，在贝尔那里，“有意味的形式”只是指“在审美上动人心弦的形式”，而失去了联想和想象。贾达群对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的性质及其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催生了“诸如色彩、线条、声音、形体等不同媒介根据自身规律和法则组合起来的形式化结构与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实现同构的形式”。在这里，“有意味的形式”已经开始了对“能够打动观众，引起人们的审美情感”（贝尔语）的超越，其“诗性活动”囊括了更为广泛的形式内涵和更高一个层次的观念，也即“有意味的形式……表现了人的生命与精神之内部世界与浩瀚物质外界的各种关系。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音乐是心灵创造的产物，是作曲家心中情思事理的诗性表述……音乐结构是承载具有诗化意义寄托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也反映出音乐结构的诗性功能。”这就更明确了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理论之深层的独特灵性，在于深刻揭示了一个以诗意的面对为自觉的理论意识，尤其在论述“有意味的形式”同它所表示的诗性表述、诗化意义与诗性功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艺术中形式与诗意的关系）时，强调音乐结构的诗性功能与开放复杂的“语法系统”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新的认知思维——只有通过这套“语法系统”音乐的结构才得以被构筑、被演绎、被认知，其意义才有可能被理解、被升华，甚至超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品所体现的诗意表述，应该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而不在于解释“意义”。当然，如果贾达群能够进一步对“语法系统”的内涵从理论上作更充分的论述，将会使他倡导的创造“有意味的形式”内涵有更深刻的说服力。

二、诗性的审美

在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理论探索中，笔者认为，将诗意、诗性与诗学纳入音乐结构理论范畴的建构，致力于对诗意、诗性与诗学的寻找作为音乐结构理解和解释的特性与价值，并能像德国哲学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诗意的栖居、诗性的栖居、诗学的栖居，把诗意、诗性与诗学“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用他所喜爱的胶液把它们粘合起来，并用他自己身上的火焰使它变得光彩夺目”，“面对艺术作品，研究及其研究的话语表述体系必须具有诗意，而非纯粹的逻辑语言。”从而提炼出音乐结构诗学理论研究的着眼点——以分析者的接受角度、以探寻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以分析作品结构和形式的所有秘密，通过以诗意、诗性与诗学的言说方式与分析者的深邃智慧灌注于音乐结构的研析过程，进而创造出蕴含的诗性（诗意—诗学）韵律之美的音乐结构形式分析理论。

作为结构诗意的栖居——音乐作品情感导向的深层意蕴必然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充盈。结构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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