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

戴国斌.文艺生产的武侠人格[A]//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的立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2-69.

摘要：文艺界以社会心理为依托、以文艺想象为动力生产的武侠新形象，在实现“侠”由社会秩序威胁者到舍己救人英雄的转变之后，又利用平天下之不平的社会心理，推动了“侠”由“显气节”到“重事成”、由“重事成”而“精武功”的衍变，生产了武术的新天地，愈合了西周以来士人一族文武人格的分裂，升华为“为国为民”的大侠，泛化为日常生活“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侠义之举。

目录

前言

一、武侠之“侠”

二、武侠之“武”

三、武侠的士人源泉

四、结语

武侠，是说书、戏曲、小说、影视等文艺形式创造的人物。如果说，文学艺术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话，那么，“武侠”是文艺创造的最大的“人物”之一。从司马迁（前年）作《史记》到唐懿宗咸通年间（—年）裴铡作《传奇》、袁郊作《甘泽谣》近一千年的漫长历程中，历史人物的“侠”经过史家、诗人、小说家的不断加工，逐渐定型为后世武侠小说中叱咤风云的侠客形象。在武侠生产中，文艺也逐步独立、形成了新的类型，如说书的武段子、戏曲的武戏、小说的武侠小说、影视的武侠片等。用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的文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武侠”，是多方携手共同生产的结果：既是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也是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还是当代视界与文学类型的融合。

一、武侠之“侠”

人们习惯“武侠”联称，但“武与侠”各有侧重，并分别对应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侠”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将“游侠”、“私剑”并称为“侠”，而给以“侠以武犯禁”之定论。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班固的《汉书》刻画了“侠”的人物群像。如大劫盟的曹沫、刺秦王的荆轲、自断臂的要离、屠夫侠朱亥、相知同侠的聂政姐弟、田横五百士……虽然，剑作为行侠之举的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是韩非还是司马迁都未曾留意侠手中的剑以及用剑之武，而是透过他们的持剑之举看到了侠气。在“何谓之侠”的定义中人们这样说，“弃官宠交，谓有‘侠’；人臣肆意陈欲曰‘侠’”（韩非子《八说》），也从“聚徒属”之举，看到“立节操以显其名”（韩非子《五蠹》）、“立气势，作威福，以立强于世”（荀悦《前汉纪》）的侠之本质，还透过“贵族之侠”与官府“竞民心、争誉望”之私和“犯五官之禁”之谋，看到侠（侠举）对当朝权威的破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在“谁为侠”的划定中，在韩非“显名诸侯”的“贵族之侠”（如延陵和孟尝、春申、平原、信陵“四公子”）之外，司马迁不仅看到了“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的“靡得而闻己”美德（《太史公自序》），以及“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人格特征（《史记·游侠列传》），而且也将“贵族之侠”转变为“布衣之侠”。在武侠角色扮演者的转变中，不论是韩非“卿相之侠”的“招天下贤士，显名诸侯”（《史记》）、“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汉书》），还是司马迁“布衣之侠”（如朱亥、郭解辈）的“时扞当世之文罔”（《史记·游侠列传》），都未见其有什么武功，也不呈“匹夫之勇”，更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精神”、“气节”相推许，潜伏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主旋律和不同的变奏曲，洋溢着“责任感、牺牲精神”的武侠气节，且共同组成了令后世着迷和神往的精神气象。如唐人李德裕有言，“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豪侠论》）这种以“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行”标榜“古道热肠”的精神倾向，也成为后世“武侠”的精神内核。对此，明人李贽有言，“盖真侠者也，非以剑术侠也。”（《焚书·杂述·昆仑奴》）近代以来，章太炎“以儒兼侠”，梁启超由孔子开篇的中国之武士道，蒋智由的“报私恩”小侠与“赴公义”大侠的区分，都是人们对侠之气节的新诠释。

二、武侠之“武”

司马迁之后人们对武侠的再生产，渐由“显气节”到“重事成”，如“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并由“重事成”而“精武功”。对此，陈平原（）这样概括道：“从唐宋豪侠小说，到清代侠义小说，再到21世纪的武侠小说，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作家越来越注意渲染侠客的打斗本领及打斗过程——不但要打赢，而且要打得好看。所谓打得好看，一是打斗中奇峰突起变化莫测，一是于一招一式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写出‘剑’中之‘书’。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则可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究其原由，在古侠“死闻侠骨香”（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陶潜《咏荆轲》）的反思中，为了避免“出手未捷身先死”、满足社会“大不平”的解决，人们在“侠”上加上了“武”，并将“侠之心”装在了“武之体”中，“侠”也渐成无所不能的武林高手。作为“成人的童话”（华罗庚语）的梦工场，在清季武功道术化生产“剑光斗法”、“飞剑杀人”之余，近代以来，“武侠”生产了身体技能的新天地，人们从内功、罡气、轻功等新生产，构建了武侠的武功系统。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结合武术与养生已有的“内练一口气”实践，首次创造出“内功”概念，并以“内装玻璃的铁箱子、小船大炮”的形象比喻，提高了“内功”的大众接受度，推动了“内功”的流行。在近代武侠小说“南向北赵”格局中，当“南向”向恺然创“内功”概念时，“北赵”赵焕亭在《奇侠精忠传》中倡导“罡气”；并提出“武功”的新概念，僭用了原先表示君王“文治武功”的武功，收编了所有武侠之武再生产的新产品；或者说，他建造了一个盛放武侠功夫新产品的大仓库。在侠之武再生产中，人们继承了门户对身体、技击方式的想象力，在门户新体验基础上又以文艺想象创造出新的技击方式，打出了武术未打之拳，生产了新的器械、新的练功方法、新的门户。在武功生产中，除了门户知识再生产外，金庸以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作为材料进行武功的生产，将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作为绝世神功的生产材料，功成“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书剑恩仇录》中金庸想象的“百花错拳”，从武术套路花拳绣腿出发，又以“错拳”否定了看似色彩缤纷之拳的“华而不实”；如“负负得正”，“百花错拳”在“花”和“错”之双重否定后，得到了绝对的正确；并将“百花错拳”配以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既与其会（红花会）呼应，又以既好看又中用，表达了武术技击的理想；在《天龙八部》中，从《易经》想象出降龙十八掌，其第一式“亢龙有悔”，只用三分功力，给对方留有悔改之机。在武侠功夫仓库中，有白羽创造的“大力千斤掌、蛤蟆功”等，郑证因的“错骨分筋手、绵掌、混元掌、排山掌、劈空掌、般禅掌、大力金刚掌、小天星掌力、牵缘回环掌、先天八掌、龙形八掌、云龙三现掌法、三阴绝户掌，还有金刚指、天罡手、鹰爪力、黑煞手、毒蛇寻穴手、五行真力、乾元一气子午神功”等。在武侠功夫仓库中，人们生产了武术的新器械。唐宋武侠所用“十八般武艺”（兵器），至晚清以来涌现出五花八门的新样式。如白羽发明了“三棱透骨锥、子母鸳鸯钺、金丝藤蛇棒、青钢日月轮，还有蛾眉刺、梅花夺、混元牌”，郑证因创造了“日月双轮、九钢连环、离魂子母圈、双头银丝虬龙棒”，古龙笔生“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等。同时，他们也生产了琳琅满目的暗器库。如白羽的铁莲子、铁菩提、透骨钉、蛇焰箭、毒蒺藜、五毒神砂、子母神梭、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梅花夺命针、七星透骨针、金刚燕尾镖、沙门七宝珠、乌云喷水筒、蛇头白羽箭，等等。在武侠小说的兵器生产中，除了具有武术和军事背景之外（如他们将这些新兵器的来历、制作、材料、结构、功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仿佛如真），他们还将兵器的生产与人物的塑造联系在一起，将兵器的生产服务于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如《水浒传》为“黑旋风”李逵量身定做了充满杀气的板斧，为花荣安“小李广”之绰号、配神射之艺、合古将之风（贵族出身）；《七剑下天山》则更为细致地描绘“剑如其人”、“人佩其剑”，并借物化性质刻画人物性格。如大弟子楚昭南历尽坎坷而愤世嫉俗性格偏激，其剑曰“龙剑”，剑刃锋利，剑尖柔韧，剑镡为能够灵活改变剑方向的球形护手，彰显其性格的攻击性；二弟子杨云骢性格温和内敛，无意涉足江湖纷争，持“青干剑”，由陨石炼成，奇钝无比，能折射光芒，令人目眩剑锋所在（本无锋，还藏锋，所藏乃持剑者性格之锋芒），隐喻其深藏不露的性格特征，等等。在武侠功夫仓库中，人们还生产了武术的“轻”之意向，形成轻功系列产品。武术的“轻”意向，在套路演练、动作表现的“十二型”要求中有“起如猿，落如雀”之比拟，在竞技武术的“轻”生产中出现了腾空动作“高飘化”趋势（如腾空飞脚，一方面由落地方式的“并脚、扣腿”和腾空方式的“二次腾空”等直接地体现了身轻之飞，另一方面又由落地动作的飞脚接叉、飞脚接坐盘等进一步挖掘身轻雀跃；后来竞技武术的“轻”生产又由腾空动作空中转体度、度进一步折射身轻雀跃之效，并形成了新规则的难度动作系列）。在武侠小说的轻功生产中，《水浒传》有“鼓上蚤”时迁的“飞檐走壁”，白羽生产的踩着浮萍过河的“登萍渡水”以及腾身轻步的“踏雪无痕”之轻功，郑证因生产的“草上飞、仙人换影”等；同样，在武侠片中，《侠女》（）慧圆大师及弟子腾跃于碧波绿叶之间，《东方不败》（）林青霞所饰东方不败在湖边芦苇尖上的健步腾飞，《刀剑笑》（）刘德华信步如飞于树梢之上，《新少林五祖》（）主人公从空中踏着一串飞动的钢刀骤然而降，《独孤九剑》（）在陡峭山崖和险峻峡谷的“飞檐走壁”，《卧虎藏龙》（）玉娇龙与李慕白在竹林梢头的打斗，《英雄》（）残剑与无名剑划水面的“水上武舞”，等等。在武侠功夫仓库中，人们生产了武术的新境界。一方面，人们从发挥功夫的条件增添了武侠功夫新生产的真实性。如段誉的“六脉神剑”、杨过的“黯然销魂掌”，虽威力无比，但非百试不爽，而是有条件的威力无比，就像竞技体育的最佳竞技状态一样，需要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心境作为最佳运动水平的背景。另一方面，人们又为武侠功夫区分了不同的境界。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通过独孤求败由“宝剑、轻剑、无锋的重剑、木剑”的变化，反映了武功由“物之所倚”到“摆脱物役”的过程，也折射出主人翁性格由“少年气盛”到“含而不露”的成熟过程。在武侠功夫仓库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身体的功能性开发。在奥林匹克以“更快，更高，更强”建设强健身体时，武术选择了身心和谐发展之路，在动作发力上，追求六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即在追求力的最大化前提下，协调肢体动作的局部与整体、整合身体运动的外与内，使每个动作都是整体运动的爆发（此刻之拳也就不单单是一臂之拳，而有腿之蹲、腰之拧、肩之顺，甚至气之助、神之注）；在练习路径上，有“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也成就了武术动功的外练系统和静功的内练系统。而武侠功夫的生产，不仅将武术内在的身体体验（内力、内劲）“外在化”，将武术内在修炼之果（精气神、内气）“表象化”；而且在武打片中外化为如子弹穿透力的“激光”、表象为炮火爆炸的视觉刺激。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文艺想象与科技进步齐竞攀——科学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人类的梦想，武侠世界可以凭侠之内功、展想象翅膀、任意飞翔。这样，赵焕亭僭用帝王军事功绩的“武功”又回到军事，表现为军事武器的功效。有趣的是，在武侠用手射出的“死亡之光”中，我们仿佛重见，年列强用枪炮打破的“义和团神话”，如今的武侠生产将武术变成了“枪炮”；与义和团不同的是，武打片绕开了原先“入”与“不入”的拷问，免除了“可否抵挡刀枪”的证明，省略了“降神附体、喝符念咒”的繁琐；因为，武术本身已经变为“枪炮”、“肉体性枪炮”。另一方面，在武侠功夫仓库中，我们也解读出文艺对现代化以来工业生产身体异化的扬弃，他们编织了身体无所不能的神话（以及亦人亦神的武侠），意在提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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