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与“未见之师”克尔凯郭尔

——在真正的信仰中，生死皆有意义

陈驯

（一）两位大师

从年代上说，德鲁克出生于年，去世于年；而克尔凯郭尔出生于年，去世于年。克尔凯郭尔比德鲁克早生近百年，而他去世时间比德鲁克早年。克尔凯郭尔虽英年早逝，但他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力正好是19世纪后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而那时正是德鲁克人生中学习吸收与自我精进的关键阶段。在德鲁克看来，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具有“机智与现代感”，具有“早生百年”的卓越感；在德鲁克眼中，克尔凯郭尔是帮助20世纪的人们看清整个世代的局势、个人的美德以及生死关系的“先知”人物。

Kierkegaard在丹麦语中是由“教堂”（Kierke）和“园地”（gaard）组成。《恐惧与颤栗》（FearandTrembling）写于年，作者用笔名“沉默的约翰尼斯”（Johannesdesilentio）；按照克尔凯郭尔的习惯，通常状况下，用笔名写的作品多为美学作品，而用真名实姓写的作品多为宗教作品，作者宣称自己“绝不是哲学家”，也“不懂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理解《恐惧与颤栗》实际上是一部哲学美学或神学美学的著作，而不是纯粹的神学作品；但是，从整体上讲，《恐惧与颤栗》所讨论的核心是个人信仰，而非名义上的宗教；主要以旧约圣经中“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创世纪》第22章)展开解释；所用的“恐惧与颤栗”是信仰的心理状态描写，有哲学、神学以及美学的内涵。

德鲁克的名篇“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UnfashionableKierkegaard）原稿写于年。年德鲁克任教于本宁顿大学（BenningtonCollege），年他在该大学曾经有过题为“人类存在何以可能？”（HowisHumanExistencePossible?）的精彩演讲，其中德鲁克就曾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许多哲学神学观点，比如“人因不愿成为独立个体而深陷绝望”、“绝望成为生命的本质”、“人可能存在于信仰中。罪的对立面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信仰是指相信上帝具有‘不可能的可能性’，相信在上帝里面，时间与永生合而为一，生死皆有意义。”[1]这些名句后来都出现在他的“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一文中。

年，“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正式发表于《赛望尼评论》（SewaneeReview）；在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德鲁克声称这篇文章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论文；[2]后收录于年出版的《生态愿景》，独立成章（第30章），德鲁克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短文附上一个大标题：“为何只有社会是不够的”（WhySocietyIsNotEnough），真是意味深长。从孩提时起，德鲁克在犹太-基督教价值体系和基本认信的熏陶下成长；年轻时，他阅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时被深度吸引，以至于“顿悟”，按德鲁克自己的话说：“IUnderstood/IKnewimmediately”。

哲学与神学的探索成了德鲁克后来管理学领域突破与创建的根基，在此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的神学思想对德鲁克的学问和后来管理学思想的影响功不可没。德鲁克认为克尔凯郭尔有以撒一样隐藏的意义——亚伯拉罕象征着克尔凯郭尔他自己，牺牲以撒象征着他自己最深沉的秘密。亚伯拉罕百岁得子，岁时献以撒，也就是说以撒是30岁时被亚伯拉罕献祭的，而克尔凯郭尔是在30岁时完成《恐惧与颤栗》一书。

（二）两种现实

首先是19世纪的欧洲现实。从政治到文化乃至精神价值（信仰）出现深度危机，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thecrisisofmodernity），那是19世纪的通病，指人类真实的生存危机，包括现实性（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与精神性（道德、价值观与不断涌现的思潮）危机。最为典型的有两点：一是，一切以科学和量化为准，生命质变与终极价值被肆意忽略。表面的体现是“社会运作不正常”或者说“社会功能严重失调”。人过度依赖自己的理性与自由主义，从而怀疑和贬低原有的精神传统和灵性启示。二是，人们疏离甚至抛弃了固有的信仰传统，转向崇尚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道德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高度膨胀摧毁了人对精神价值和启示信仰的依赖，但此二者依然解决不了人的生死问题和世界朽败的问题；甚至最受追捧的道德主义也没能驱逐邪恶和朽败，也阻止不了现实的痛苦；相反，道德主义盛行导致人的情绪不稳和多愁善感，以至于连道德立场的选择都会转变成为可怕的相对主义。

其次是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神学在20世纪的影响。年，克尔凯郭尔去世后，他的哲学神学思想才被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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