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能与当代生命教育——

评《论爱与生命意义》1

黄丁项馨妮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广州）

摘要：《论爱与生命意义》以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回应当前社会生命教育的弊病，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法——“爱作为生命的意义”。在阐释过程中，《论爱与生命意义》始终秉持主体性的涉入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鉴于此，本文从三个方面评述《论爱与生命意义》：第一、爱只是一种人类情感吗？第二、自我观念的基础何在？第三、生命主体能留下痕迹真的能驳倒生命无意义论吗？

关键词：爱；生命意义；自我；虚无论；

当下中国，年轻生命的自杀屡屡见诸报端，更有甚者通过社交软件直播自杀的全过程或早早将遗书保存在网络空间定时发布，以决绝的姿态终结自己的生命。这些充满希望的年轻的生命为何选择早早结束，而不是实现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他们到底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缘何这些曾被教导过生命意义的年轻生命宁愿选择自杀，而不是在保存自我的基础上坦然面对现实世界？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的生命教育。在笔者看来，当下中国的生命教育呈现出如下状况：第一，生命教育在理论上高度受重视，而在实践上备受冷落，即“热”理论而“冷”实践；第二，生命教育偏重单方向地由教师向学生进行“教化”，而不是“唤起”社会成员对生命的敬畏和生命意义的探索；第三，部分假托宗教的生命教育理论存在着美化死亡的倾向。简言之，当前中国的生命教育具有如下特点：“热”理论“冷”实践、重“教化”轻“唤醒”和美化死亡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教育强调教师向学生讲授生命意义的相关理论，而不是“唤醒”被教育者自身对生命的认识，进而培养出一种珍爱生命和积极生活的态度。相应地，学生接受生命教育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不能从思想到实践真正领会生命意义，出现普遍的“爱无能”现象，生命主体意识薄弱。鉴于此，我们应当另辟蹊径，重新思考“我应当如何生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唤醒个体存在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生命教育提供新的进路。可以说，谭杰博士的《论爱与生命意义——一项分析伦理学研究》（下称谭书）乃是从分析伦理学的视角回应上述问题的力作，就如其在结语中所坦承的：“当笔者思考我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问题时，……而是与爱和生命意义相关的价值”2。谭书分为“爱”与“生命意义”两部分，系在撰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于年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既如此，谭书是如何回应对爱与生命意义的讨论？具体而言，谭书以法兰克福（HarryFrankfurt，-）的“关心”和舍夫勒（SamuelScheffler）的“重视”两种主体性理论出发，认为个体之爱并不会流于无能，而会藉着关心和重视两种主体性理论发展出一种“爱的共情”的理论，并认为“以爱的价值为共同焦点”构成了个体自我，即爱与叙事构成了自我的观念。以此为基础，谭书进一步分析这种爱在个体与集体之中的价值。为提出本书的核心命题——“爱作为生命意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谭书首选确立“生命意义的价值在评价个体生活方面的独特之处”，进而驳斥学界诸种生命无意义论和人生荒诞论，从而结合第一部分提出的“爱的共情”的理论，提出“爱作为生命意义”的生命意义理论。如此看来，为应对爱无能与当前生命教育的危机，谭书建构了一个逻辑闭环，即以个体存在者的“关心”和“重视”为基础，唤醒生命教育之主体的“爱”，并认为这样的“爱”既是自我观念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又能在人际之间和集体与个体活动中发挥价值。在此基础上，谭书提出“爱作为生命意义”的生命意义理论，并认为该理论既能在理论上诠释生命意义的经验，又能在实践上引导个体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时代问题。

纵览全书，除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外，谭书还始终秉持如下两个原则：第一、主体性的涉入；第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具体而言，在“爱”的部分，无论是法兰克福以意志为中心建构的“关心”，还是亚尔沃斯卡以情感为中心的“关心”，抑或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重视”，其前提均为主体的涉入。否则，一种无主体涉入的“关心”和“重视”是不存在的。进而，以上述两概念为基础形成的自我观念亦不复存在，更甭论所谓爱在自我与群体中的价值。如此看来，主体的涉入不仅是谭书中所言“爱”的基本预设，而且是自我观念的存在基础。在“生命意义”部分，无论是对虚无论“诉诸无限”的驳斥，还是对无意义论诉诸人类的无限数量的反诘，抑或是在帕斯卡之赌中对生命意义之存在的笃定，其前提都在于主体的自我肯定，即相较于无限时空，对自我生命的价值能够留下些许有限痕迹的肯定和相较于无限数量的人类，对自我生命所产生的特殊价值的肯定，以及哪怕生命没有意义，也依然笃信生命意义的存在。如此，个体将主体的参与与生命价值关联起来，从而有助于唤起生命主体。

至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谭书主要表现在对分析伦理学的论证过程和伦理学之初衷的诠释上。具体而言，分析伦理学的论证过程乃“有所为”，即诠释清晰，逻辑完整，从而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而伦理学的初衷则是“有所不为”，即诠释“爱作为生命意义”的命题时，谭书并未照搬在第一部分中的方法——从“关心”和“重视”入手，发展出一种“爱的共情理论”，从而在建构自我观念的同时，诠释爱在主体和集体中的价值——而是坦承这一命题“无法据此精确地确定，究竟哪些价值构成了个人的自我及其生命意义”3。究其原因，正如谭书套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伦理学初衷的经典论述所言：“关乎实践生活的伦理学理论，并不需要具备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4。换言之，谭书认为该命题并不是无法精确地确定，而是不必精确地确定。否则，这将导致“我们可能会对当下从事的事业或对亲人和恋人的爱产生严重的怀疑和不确定，可能对任何价值构成自身最重要的价值并不自知，甚至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曾经深度涉入的价值产生完全相反的看法”等恶果。由此看来，该书并不在于为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体提供一本有关生命价值的指导手册，而在于告诫世人“审慎地选择生命中的价值，并据此真诚地生活”。亦正因为如此，谭杰博士一再告诫该书并未依托任何形而上学的体系，并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该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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