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中，平民化和世俗化是重要趋势，在此过程中，职业概念凸显，转型社会的成功有赖于职业伦理的建构，从而提供一套行为价值标准以整合社会过程。佛教适应转型社会的要求，通过劝善化俗在职业伦理建构中起到独到作用。在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中，北宋高僧宗赜声称修行与世俗生活并不相悖，阐明了恪敬职守的世俗职业伦理价值具有神圣性，是修行成佛的一种途径，把世俗职业伦理提升到超越的高度，赋予它神圣意味，为世俗和神圣搭起一座融合的桥梁。《劝化集》诸篇对包括胥吏、军人、商人在内的各行业职业操守和佛教修证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从理论上阐明宗教修行与世俗职业生活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客观上建构起一套具有超越性的平民职业伦理道德体系，避免转型中的社会生活于道德真空之中，促进了宋代社会与经济的成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年09期

唐宋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前作为区分社会等级贵贱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界限有了松动，四民的划分不再是铁板一块，宋代允许工商主子科举入仕，士人也有兼为商者，耕读结合更是普遍的情况。由此带来社会结构垂直流动增加，而使“四民”概念的内涵也有了变化，作为社会等级划分的四民概念逐渐向作为分工导致的职业差异的四民概念转化。

宋儒认为，唐末五代是一个“纲常之道绝”的时代，以血缘身份为基础的门阀世族退出社会生活领域；伴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他们那一套维系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随之失效。社会转型中缺乏道德维系导致的社会失范是当时一个严重问题。儒、释、道三教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不同角度对教理教义作出新的阐释，力图重建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体系。①平民化和世俗化是宋代社会的特点，职业观念与此密切相关，不同职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怎样与他人合作等问题急需解决，也就是说社会要建立一套职业伦理规范整合人们的行为规范，“它必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而不能采用笼统的说法，它必须看到每日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情是什么”②。唯有建立这样一套有效的职业伦理，才可避免转型的社会生活于道德真空之中，宋代经济与社会的成功离不开这一“软件”。靠血缘贵贱维系的门阀社会显然没有提供关于职业伦理的思想资源，而佛教在宋代适应世俗化的要求，在建构这种职业伦理中的作用是独到的。本文拟以《慈觉禅师劝化集》为中心，探讨佛教世俗化在唐宋之际社会转型和宋代平民社会职业伦理建构中的作用。③

宗教背景下的职业伦理建构

宗赜是宋代佛教世俗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宗赜声称修行与世俗生活并不相悖，他在《慈觉禅师劝化集》中称：“须知佛事无它事，即此尘缘是道缘”④，“执劳运力，无非菩萨行门”⑤，只要各种职业的人恪敬职守，就是修行成佛之道。对胥吏而言，“公事莫非佛事，公门莫非佛门。若能善用其心，种种皆成法利；变业火作清凉之地，即尘劳为解脱之乡”⑥；对商人而言，“不离市肆，已出尘埃”，“一百二十行市，八万四千尘劳；悟之者为菩萨选佛之场，迷之者乃凡夫造业主地”⑦；对军人而言，“窃以诸军将士，虽居用武之门，若善参详，自有修行之路。目对旌旗之色，见性分明；耳闻金鼓之声，圆音不昧”⑧。这样，在化俗济世的同时，宗赜阐明了恪敬职守的世俗生活是具有神圣性的，是修行成佛的一种途径，把世俗职业伦理提升到超越的高度，赋予它神圣意味，客观上建构起一套具有宗教超越意味的平民社会职业伦理道德体系。《劝化集》诸篇还对包括胥吏、军人、商人在内的各行业职业操守和佛教修证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⑨。

宋代重视法律秩序，“任法不任人”，而胥吏直接负责法律的执行过程，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公门佛事》篇专门讲述为吏主人如何在职业生活中遵守职业操守以修行证悟，该文强调报效国家：“既乃分司列职，各有专长；须仔细精勤，不得因循卤莽。而全家衣食，仰给公门，若也公家误事便于私计不安。但存报国之心，自然公私俱济”，“全家衣食仰公门，唯念精勤报国恩”。服务世俗权力的报国意识在佛教修行中被赋予了价值，这在宋以前是少见的。为吏的职业操守也是即世修行的戒律，宗赜将它总结为不留狱讼、宽恤罪人、减省刑禁、用法从轻等十条原则。

胥吏操纵狱讼，牵连无辜，横加敲诈是宋代刑狱中常有的弊端，《公门佛事》“不留狱讼”条戒之：“若查其无罪，速令踩放归家；若实有罪之人，早与结决文案。乃至勾追照证，不得引蔓生枝。若能如是用心，便是与人安乐”，“一家有罪百家忧，引蔓生枝早晚休。要会与人安乐处，但于公事莫迟留”；“宽恤罪人”条强调宽省刑狱，体谅犯人，认为这些都能积阴德阴功，可得善报：“寒需暖狱，夏必凉牢。洒扫并出，常令净洁。饥者予食，渴者予饮，寒者予衣。老者无令失所，病者粥药扶持；等观贫富，如我至亲。纵饶情理难容，不得心生尀耐”，“但有好心怜庶狱，自然阴报不亏人”；“减省刑禁”条：“时与暂宽禁系，慎无非理摧残。至于勘鞫之间，切为减其鞭棰。重囚若减一百，十人减得一千；轻囚若减五十，千人减得五万；如斯积累，已成无限。阴功况有妙门，更为于中裁减”，“从来狱吏修阴德，只在无情棰檚间”；“用法从轻”条：“公案未成，先就情轻推勘；引条定罪，亦须宛转从轻。明知回手稍难，更为寻求出路。若于大小公案，逐一如是用心，天龙、鬼神常相佑护”，“莫将残忍害众生，唯以真慈运乎平。公案不须论大小，一时先且问情轻”。

《公门佛事》还非常细致规定了处理职业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原则，对待同事要敬老惜幼：“或职名在上，或年事稍高，应当供敬，如父如兄；或乍入公门，或后生年少，应当爱之，如子如弟”；对待上级官员，应该恭谨尽心：“官员慈善，常须加意小心；忽若稍有威严，更是不得慢易”；对待工作，强调清正廉洁：“若乃主持官物，应须如护眼睛，常叫出纳分明，不得侵欺损坏。灭身之祸，无出贪婪；安乐法门，莫如清俭。人有言云：避法而安，知而不为；冒法而险，为而不知。此言甚好，返复思之”，“俯仰谦和福自生，常思清俭畏严刑。公家财物无多少，护惜应如护眼睛”；生活态度应该“切忌沉迷酒色，枉费钱财。纵能非理多求，争似如法俭用”，“不义之财，一钱无取”。

以上原则全面将胥吏的职业操守与佛教修行相关联，而且这些宗教道德准则基本与国家对胥吏职业操守的要求是一致的，可谓是真正涂尔干意义上的“细致入微，面面俱到”的职业伦理。

军人是宋代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群体。此篇宣讲军人如何在职业军旅生涯中修行佛事，其中报国忠君的观念同样被强调。如《军门佛事》载：“今者天下太平，军中无事；全家饱暖，尽荷君恩；若在行间，莫生容易；着衣吃饭，唯恐难消；一片丹心，常思报国”。而行为上要检点谨慎：“不得赌钱吃酒、逾滥嚵庸、斗打相争、妄言绮语、爱人便宜、管他闲事、轻犯王法、毁谤三宝”，军官对待部下应该“公心部辖，守己清廉；赏罚分明，作事平等；抚恤长行兵士，悲悯老幻（按：幻当作幼）贫穷”。

宋代商业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起到重要作用，此篇劝谕各行各业商人如何在商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渐修积功，尤其强调一个“实”字：“且须据实修行，亦有超升之路”，“谛观三世诸佛，不出一个实字”。这里的“实”，可以理解为诚实诚信，它被认为是所有商业活动的核心伦理价值。如《鄽中佛事（普劝诸行百户修真实慈悲行）》载：

参详日用之中，万事须知损益。若夫心行真实，语言真实，买卖真实，斗秤真实，尺寸真实，货物真实，材料真实，价例真实，钱陌真实，数目真实，州土真实，如是等类，皆所应作。或以恶为美，变旧为新，润干为湿，减大令小，添和外物，全假不真，异物相代；或罔昧官司，多图国利；隐藏商税，不惧公方；巧匠良工，神通变化，同财共本，逓互相谩；衣食主人，暗行侵盗；逋逃债负，抵讳不还；取息太伤，横侵行利。

此处对诚实诚信的强调贯穿了质量、价格、数量等商业活动各个方面，对一切违反诚信的“假冒伪劣”予以谴责；对商业借贷中违背契约、高利贷等进行谴责；尤其是谴责不法商人“偷税漏税”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宗赜的这种宣讲又一次与王朝利益取得一致。“地狱阿傍，持叉相待；镬汤炉碳，定业难逃”，商人们日常经营活动在这种地狱审判的宗教观念审视下，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紧张感，有效地约束了他们的经济行为。佛教对于商业诚信的强调是一贯的，据杨联陞研究，中国历史上四种融资方式典当、合会、拍卖、彩券皆源于佛寺，这些金融活动对双方的诚信度有很高要求，宗教观念达成了一个诚信平台，从佛寺“无尽藏”中贷出金钱有时不需要立契据，履约可能在一定程度取决于借者担心赖账会招报应。⑩

宗赜的学说贴近世俗，重在化俗，“有《苇江集》行于世，内列种种佛事，靡不运其慈念。盖师自他俱利，愿力洪深，故能远绍佛化也如此。人或不知，返嫌忉怛”(11)。内列种种佛事的《苇江集》可能就包括前引《鄽中佛事》、《公门佛事》、《军门佛事》等诸篇，由于影响深远，以致远传西夏，保存在黑水城文献中。将世俗职业生活和修行紧密结合，这种观念和传统佛教弃世修行的态度是相背离的；同时，强调利他的同时没有放弃自利，而是以利他的方式达成自利。自利、利他可以并行不悖，宗教修行与世俗生活找到一种平衡，这当然会引起一般平民的兴趣，可以在争取世俗信众方面很有吸引力，但这很可能被传统教义斥为是投合众人，是“我执”还破得不够彻底。所以，这些观点在当时代表一种变革精神，同时也颇富争议，故有人攻击宗赜的学说为“忉怛”。大致与宗赜同时的黄龙死心禅师说：“求利者不可与道，求道者不可与利”，“使利与道兼行，商贾屠沽闾阎负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贵，忘功名，灰心泯智，于空山大泽之中，涧饮木，而终其身哉。必谓利与道行之不相违碍，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则终莫能济矣”。(1)这是坚持认为自利与利他的矛盾无法调和，否认可以在世俗生活中修炼成佛。这虽不一定针对宗赜本人，但也是对世俗化趋向的否定。宗赜顺应了转型时代的发展趋势，成为宋代佛教世俗化的重要人物。他把门阀时代离世的贵族佛教转向近世社会入世的平民佛教，是一种新风气的开创者。正因为如此，推重他的人尊之为“近代大乘师”(13)。这个称谓可能有两层含意：所谓“近代”，是指一种与古不同的新风气的代表，强调开启新宗风的一面；所谓“大乘师”，是指在继承基础上对大乘佛教利他观念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解释，强调连接传统与时代的方面，尤其强调入世修行，更早的元照在评论宗赜时就指出其大乘师的身份，认为大乘师是具广大愿力智慧，“入生死海，游浊恶世，遍微尘刹，历恒沙劫，善巧方便，化导群生”(14)。宋代人已经辨识出宗赜是教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另外，宗赜是士人出家，他承认世俗生活的神圣性，可能与当时儒者如范仲淹等强调四民平等的观念有关。佛教这种回向世俗的趋势贯穿有宋一代，有着同样士人背景的南宋居士王日休《龙舒净土文》承接宗赜的观念，宣传修行与世俗职业生活不违背：“在官不妨职业，在士不妨修读，在商贾不妨贩卖，在农人不妨耕种，在公门不妨事上，在僧徒不妨参禅。凡一切所为皆不相妨”，还规定了官吏、商人、农人、医生、工匠等三十六种职业或人群的伦理准则，很多地方与《慈觉禅师劝化集》世俗化精神是一致的，但涵盖的社会面更为广泛。比如，“劝军中人”一条，劝谕军人衣食温饱、奉亲养家都是受恩于国家和百姓，所以应当恪尽保国安民的职守：“无事常修整兵器，驰习骑射，震军威于可畏，消寇乱于未萌。期于国家安荣生民休息，每日默念阿弥陀佛千声，愿冥冥中，资其气力，壮其军容。有难则力以御之，虽损躯而不顾，无难则静以镇之。非贪功而妄杀，期于国家常安，生民常保而后已。是为菩萨心，发为将军行。”承诺这样就可以“身后必于净土中上品生”，以来世的福报加强军人履行职守的决心，与《军中佛事》强调军人以恪守精诚报国的职业伦理来修行是一样的。“劝商贾”一条，强调商人要反省“平生贩卖宁无欺伪”，与《鄽中佛事（普劝诸行百户修真实慈悲行）》强调诚实诚信是一致的。“劝医者”一条，宣讲医生急人所难、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并以佛教冥报观念来加强这种职业道德的约束力：“凡来请召，急去无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以结人缘，以积己福，冥冥中自有佑之者。若乘人之急，切意求财，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祸之者。”“劝工匠”一条认为踏实尽心的工作态度就是修行积福：“当随分为善，为人造作之时，物不过望，事则尽心，此亦种福。”(15)对比《慈觉禅师劝化集》所述职业伦理与宗教修行的统一，《龙舒净土文》显然承袭了这种思想。

其实，自五代以来社会对宗教的理解和以前有了明显不同，修行之道从服食飞升、弃世成佛这种否定世俗世界的信仰取向方式转化为肯定世俗生活的所谓“修世善”的信仰取向：“夫金阙琳房，不可阶而升也，惟至诚能通之；灵符景福，不可企而望也，惟至行能致之。故君子行道于时，宣力于国，敷惠于民，贻范于家，此人之极致，自天所佑”(16)，“君子才足以治剧，惠足以安民，见危致命，以死勤事，有一于此，然后可以荐信于无方之神，储庆于必大之门”(17)，有益国家民生，有裨治世，才是修仙成佛之道。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对臣僚谈起他对佛教的理解：“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为君者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并且认为舍弃世俗生活投向佛教的梁武帝式的笃信是“大惑”、“为后代笑”。(18)宋太宗对佛教的理解，是希望从中发现“有裨政治”的地方，即让佛教向世俗靠拢，治世利人摆到了问题的核心，从而否定了梁武帝那种弃世修行。而从佛教的角度讲，佛教徒主动承认宋太宗入相国寺烧香可以免拜，所谓“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认同世俗权力。(19)《慈觉禅师劝化集》这种宗教化众宣传中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和维护，对忠君报国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是对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看法的一种回应（或“投合”），这种回应使佛教宣讲的即世修行的宗教伦理和王朝维护统治秩序提倡的世俗伦理一致了，从而减小了佛教传播中来自世俗权力的阻力，这是佛教世俗化认同皇权以生存的方面。(0)

晋唐时代，佛教主要的传教重点是争取贵族的支持，其修行方式是出尘离世的。随着门阀世族社会的解体，舍弃世俗的修行方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佛教面临重新寻找信众支持，其传教的重点也转向“化俗”。为适应平民社会世俗信众的要求，《无量寿经》“净土修一劫，不如秽土修一日”的即世间修净业的观念被凸显，传统佛教离世修行被不离世间的即世修净业所取代。语境的变化要求新的文本书写，宗赜《慈觉禅师劝化集》、王日休《龙舒净土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适应世俗信众的新文本，将修行与各行各业的职业生活相结合，“随力随分，皆为成佛正因”，认同并强化各种职业中诸如诚信、忠诚一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创造出在世俗职业生活中就可以修行成佛的方便法门。这相当于后来太虚法师所谓“职业”（为生手段）和“志业”（佛教修行）的统一(1)，出世／入世、凡俗／神圣在这种与平民生活协调的随力随分中达到统一。这也是佛教世俗化适应大众生活以求发展的方面。在世俗化的语境下，《慈觉禅师劝化集》赋予世俗职业伦理价值以神圣地位，虽然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信众，但客观上也弥补了社会转型中缺位的职业伦理。

社会过程、职业伦理与宗教世俗化

其实，各行业约定俗成的职业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而且儒教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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