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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众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过程中，士人对自身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整体框架下认识的。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了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一、宋朝的立国形势

1.天下大势分南北

赵宋一朝，我想基本上可以用“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这八个字简单概括。

20世纪中期，针对赵宋王朝的整体国力，学界一直有“积贫积弱”的批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痛感宋代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后来许多教科书也沿用这种说法。这样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特征。

宋代历史上，确实存在“积贫”“积弱”的情形。在宋人的说法中，“积贫”通常是自民生角度着眼而非自国家财政用度出发；“积弱”则是指对外较量中本朝国势疲弱不振。二者所指，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对于相关现象的强调与批评，则体现出问题的持续存在和时人的忧患意识。

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赵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大势分为南北”，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一直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政权与之并存。宋朝的疆域，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面积最为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与赵宋王朝并列的主要政权

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再体现为统一大业的领导权，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上。如果我们把10—13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便会看到相当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地带、衔接部，多民族在这里交汇混居。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刺激，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自中唐以后，中原地区对外贸易交流的重点地带逐渐转向东南沿海，出现了我们经常讲到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经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乃至书籍等等。前些年从广东阳江海域出土的“南海一号”，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2.内忧外患的总体格局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有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辉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并不是三百年太平，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宋代军事力量的不振，历来受到诟病。有学者指出：“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古进攻的防御战，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宋代整个战略架构中最脆弱、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从和平突然转取攻略这一个环节。”这种军事上的被动情形，与宋太宗以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重点防范内部变乱，而对外消极防御。

与此相关，两宋时期的文武关系，尤其是“重文轻武”政策，成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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