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读书心得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我读《乐府》篇最大的收获便是知道乐府的定义。因为在此之前，对于乐府的定义不是非常清楚，只知道乐府既可以指汉魏六朝的宫廷音乐机关，又可以指称通过乐府歌唱而形成的诗体，还包括历代文人对这种诗体的拟作等。读完刘勰的《乐府》篇对于这一概念更加清晰一些，关于乐府是什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说的很详细，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说，刘勰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意为乐府包含了吟咏、歌唱、演奏等方面，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

从《乐府》所在《文心雕龙》的篇次来看，它是属于文体论部分，且在《明诗》与《诠赋》之间，很显然刘勰认为乐府是介于诗、赋之间的很重要的文体。在论述乐府的起源之时，一方面他指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阕”等三代之乐，以及涂山歌于“候人”、有娀谣乎“飞燕”，来自于等方之音，同时他还说“讴吟土风，诗官采言”，可见乐府的来源不仅是礼乐，还有乐官从民间采集而来。他还提出“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即音乐本来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它能透入人的心灵深处。

在第三部分他论述了音乐和诗歌的关系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只有“诗声供雅”才能符合礼制的需要。所以通过刘勰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中提及的乐府是个围绕宫廷祭祀礼仪而建立起来的关于音乐与文学的概念，所以刘勰关于乐府的定义是多角度的，既有本质的论述，也有政教作用的看法。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勾勒出一个以“道，圣，人”为核心的和谐之圆，同时又从“道，圣，人”流动地，动态地，自然地过度到“宇宙，想象，语言”。在这由外因到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在这和谐之圆的中心，我品味到两个字——体会，文学的根本在于理性，感性，灵性的融合。这样一来遵循这种思路的开展，我一路走下去，在风光旖旎，芳草鲜美，惊奇迭现的精美文字景观。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刘勰把文学看作是宇宙呈现过程的必要阶段，用刘勰的话讲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既是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纽带，又是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它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根源。